俞利文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与其建议耗费百亿令吉公款在砂州边境建造围墙，砂州副首长占玛应该先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以解决眼前的需求，包括增加边防守卫人力并融合现在科技，更重要是解决有关当局的腐败问题。 他说，疫情当下，政府应该将资源用于抗疫，因此他对于占玛欣的建议感到离谱。 “在占玛欣花费上百亿令吉或更多公款来建造砂州和印尼加里曼丹边界的围墙之前，为了砂州长远利益，他应该首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说，相较之下印尼方面的边防守卫人力是比砂州更多，因此砂州确实需要增加更多该方面的守卫人力，并通过无人机或摄像机进行电子监控等技术。虽然这些高科技设备也需要金钱来投资，但绝对不及建造边境围墙的花费。 他指出，在处理如此复杂的边防问题之际，政府应该启动“全政府”或“全机构”方法来寻求更多的协作方式，包括移民局、军方、海关等机构共同努力协调，甚至共享数据，以便在边境采取更全面的执法工作，而非只靠单一机构孤立行动。 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确保这些执法机构秉持最高的诚信度，一旦诚信受到损害或腐败，就会衍生很多问题。例如近期发生一名外劳代理将4名确诊冠病外劳偷渡回印尼，有关案件进展至今似乎缓慢。 此外，人民担心这些从印尼加里曼丹非法入境的走私者和人口贩子可能将更多冠病带入砂拉越，甚至有指控称相关机构也牵涉其中，因此政府必须及早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免得后患无穷。 “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坏苹果效应，而毁了所有机构付诸的一切努力。” 他称，事实是，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与印尼军方一直都维持良好关系，同时，所有长期解决问题的方案亦促使印尼加里曼丹和砂拉越的经济发展同步，因此不需要再进一步去跨越。 俞利文认为，砂拉越必须研究建立与印尼加里曼丹更深层的互惠互利关系，这不但让两国之间产生更多善意，也能刺激双边再社会和经济合作。虽然这非易事，但肯定比耗资超过百亿令吉公款建造边境围墙和边界道路更为便宜。 鉴此，他促请联邦和砂州政府应该更好地了解当地情势以解决核心问题，并透过跨政党形式邀请执政党和反对党代表共同前往边境实地勘察，以鉴定是否需要在边界建造围墙。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联邦政府和砂政府都必须加强现有预防疾病的醒觉运动，以应对我国糖尿病发率的上升趋势，尤其在砂拉越。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强调了有关问题的重要性，也暴露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高风险，因为高达88%的冠病死亡是非传染性疾病患者。 俞利文于日前到访马来西亚糖尿病协会古晋分会与该会成员交流，以了解该会的运作和活动规划，从中协助遏制糖尿疾病的流行趋势。 此外，俞利文也分配其选区拨款予该会用于举办提高糖尿病意识的各式活动，帮助糖尿病患者透过调整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惯，以更顺从的管理病情。 示意图 根据2019年全国健康和发病率调查显示，大约有390万大马人患有糖尿病，而糖尿病的盛行率也从2015年的的13.4%上升至2019年18.3%，也就是大马每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糖尿病，让马来西亚被冠上“亚洲最甜国家”称号。 近年来，糖尿病例估计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糖尿病的盛行率高达21%，而砂拉越则多达18至19%左右。

希盟联邦政府有意废除目前的泛婆大道工程项目所施行的计划交付伙伴模式（Project Delivery Partner，简称PDP），以统筹承包商模式（Favour of the turnkey contractor model）模式替代之，民主行动党古晋国会议员俞利文表示欢迎。 联邦政府此举乃希望降低泛婆大道290亿令吉的建筑成本，惟内阁目前仍在对这课题进行研究，尚未有最终决定。 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在国会下议院会议回答俞利文的问题时指出，联邦政府确有此计划，但未作出最终定案。联邦政府目前正进行深入研究，包括确保所有政府的款项都被善用，同时也不影响工程的进度。 泛婆大道乃砂拉越及沙巴人民期待已久的工程项目，部长在回答中也保证，政府的决定将不会令到工程中止，且如果目前相关的承包商如果的表现及进程等方面都符合要求，也将不会面对被解除合约的情况。 砂拉越的泛婆大道工程的计划交付伙伴模式合约乃在2015年6月30日签署，承包商为北婆罗洲道路公司，价格为164.8亿令吉；而沙巴方面的泛婆大道工程合约则是在2016年4月11日与婆罗洲大道公司签署，价格为128.6亿令吉。 基本上，计划交付伙伴模式意味着主要的工程将工程交由私人伙伴公司负责，由它监督承包商的进度等方面，而工统筹承包商模式则是政府亲自督工，监督承包商的工程进度及各方的问题。 简单来说，在统筹承包商模式下，政府无需如交付伙伴模式般支付固定费用给所谓的私营公司伙伴；政府将直接监督承包商，以确保他们履行他们的责任及确保工程进度。 俞利文说，在大部分的交付伙伴模式下，政府必须支付6%的款项给予所谓的私营伙伴，这6%对该私营公司而言几乎就像是纯粹的利润；这亦容易衍生腐败事件的发生。 换言之，统筹承包商模式即是由政府自己充当交付伙伴的角色，无需支付6%费用给私人公司，政府本身亲自督促工程进展及状况。 他指出，以西马捷运二号线（MRT2）为例，在 交付伙伴模式下，政府必须支付交付伙伴24亿令吉费用，而转向统筹承包商模式后，这笔费用就可以省略。 他说，他承认交付伙伴模式有其优点，但在如西马捷运二号线工程，成本加重了，却未见效率。 “我欢迎任何节省成本开销亦利民的政策，当然前提在于不影响工程素质。我们要的是透明化，确保人民真正受惠。” 3 comments

随着砂政盟秘书长亚历山大声称砂政盟是国盟一份子，就证明了砂民主行动党在一开始的说法，砂政盟领袖试图误导砂州子民以掩盖他们促成巫统和伊斯兰党入阁的事实，尤其让巫伊两党有机可乘在国家政策上影响人民。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今日发文告重申，在敦马辞相前，砂政盟打从一开始就是国盟的一份子，特别是砂政盟现任高级部长早在“喜来登行动”的时候，也觐见最高元首表达砂政盟欲与巫统和伊斯兰党组成新联盟的意愿。 他解释，砂政盟如此做法不仅将腐败污名的巫统回归到联邦内阁，甚至把可以对我国世俗构成威胁的伊斯兰党也一并带入国家决策体制的主流当中。 他称，尽管砂政盟领袖处处为国盟护航，也试图证明国盟对砂州的好，但目前唯一得利的只是砂政盟本身，而不是砂拉越子民。例如获得部长职位、政府官联公司主席、甚至被委任享有与部长同等地位的特使职位。 政府奖励政客罔顾人民 俞利文说，当国家正经历经济衰退，导致成千上万人士失去工作和收入之际，反观政府却将人民的纳税金用在政治目的上，去奖励这些政客。 “在人民失去工作面临经济窘境时，他们这些却还能享获两份工作和收入。” 他披露，一名政府官联公司主席每月可以享获1至3万令吉收入，至于特使则是享有与部长同等的薪金和津贴，却无需承担部长责任。 不过，在希盟执政时期，希盟政府只有委任一名特使，即首相对华特使，主要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加强关系，但并未享有部长级别身份和特权。 更重要的是，尽管国油败诉需依法缴纳全部5%的石油产品销售税，但砂政盟却选择与国油达成协议，不但同意逐步降低5%的石油销售税，甚至承认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的有效性。 俞利文表示，到最后真正获利的不是砂州子民，而是那些高官阶层。事实也证明，砂政盟成功让巫统和伊斯兰党进入执政主流以影响国家政策，例如影响孩子的教育政策。 在国盟后门政府执政下，卫生部于疫情期间还爆出涉及3000万令吉的大型检测实验室系统供应项目合约丑闻。由此可见，我国过去的腐败文化在不久以后将卷土重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健康危机当前，卫生部内竟有一些人士不惜罔顾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从中获取不合理的利润。

民主行动党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医生促人联党及程明智正视砂拉越政盟政府无理拖延实施禁烟令的课题，勿要顾左右而言他的转移视线。 他说，砂拉越政府拖延实施禁烟令，根本就是无视人民健康来误导人民，让大家觉得他们（砂政府）拥有“自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砂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沈桂贤也宣布了在今年1月9日与卫生局及各部门就食肆禁烟的课题进行对话；且砂内阁在1月24日的会议上也决定遵守禁烟令，惟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禁烟令不在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而要拖延到3月1日才开始。 沙巴也是在今年1月9日针对食肆禁烟的事宜召开会议，但沙巴的决定是在2月1日开始便实行禁烟令。 联邦卫生部是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食肆禁烟令；在1983年食品法令下的烟草制品（2013年修订）条例下该部可向违规者开出罚单，而这条例是在全国各州的有效条例。 他今天在一篇文告中指出，砂拉越方面也于去年便接获通知必须在食肆进行禁烟令，要食肆张贴禁烟告示等；地方议会也可将禁烟规定列入他们的批准更新执照的条件；在教育执法期内，执法当局也将通过警告来教育来对公众讲解禁烟令的重要及好处。 联邦政府已经给予足够的期限通知，且这禁令主要是为了民众的健康着想，但是砂拉越政府及人联党却为了误导民众相信他们有绝对的“自主权”，竟无视民众健康课题，执意延迟到3月1日才实行禁烟令。 “我们理解烟民的忧虑，但这禁烟令长远来说对人民的健康是有绝对的好处。” 吸烟及吸二手烟的危害众所周知，根据调查，砂拉越吸烟者的患病率从1996年的22.3%增加到2015年的25.4%，比全国22.8%的数据高出许多。 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砂拉越学生吸烟的问题也是全国最高，在砂拉越有19.6%的学生染上吸引的恶习，而全国的数据是11.5%；其中65%的学生在14岁时便开始吸烟。 “在砂拉越，肺癌是众癌症中排行第3高的疾病，而85%的肺癌病例乃是吸烟所造成。“ 俞利文说，这足以显示在食肆实行禁烟令的重要及迫切性。因此，他促人联党不要转移视线顾左右而言他，而应正视禁烟课题的关键，告知人民禁烟令为何被延迟实行的原因。 “若根据程明智的逻辑，我们因为没有完全兑现竞选承诺就无权质问及批评砂拉越政府拖延实施禁烟令的事宜，那么人联党及砂政盟政府执政多年却将我们的许多权益及自主权奉给前朝国阵政府，任由贪腐横行，导致我国国债高筑；那砂政盟政府及人联党更没资格批评他人，因为就是他们造成我们人民必须承受今天的困境！”

民主行动党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强调，希望联盟政府相当关注无国籍公民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因此他希望砂政党联盟勿要误导人民。 对于无国籍问题，尤以联邦宪法第15条（a）条文这项“政策层面”的问题，联邦政府极为关注，希望能尽早解决这长期所存下来的问题。 他强调：这些问题不只关乎这一代，且也影响到下一代，包括影响他们的求学的问题。 他说，内政部长慕尤丁最近到访砂拉越时也证实了这点。他清楚阐明了其部门正草拟新的公民权身份申请的标准作业程序标准，特别是关系到第15（a）条被文的技术程序等，包括将孩童申请公民权的程序从3年缩短到1年。 “这是一个针对核心问题的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为的是确保申请流程的公平及透明；所有申请人都将获得适当的考虑，而不是通过不恰当管道来加快完成申请。” “惟，我遗憾的是，砂拉越政党联盟在误导人民，指说若他们所领导的砂拉越公民权特别委员会被中止，就几乎是相等于在砂拉越申请公民权的无国籍人士被‘遗弃’。” 他指出，砂拉越政党联盟政说，他们领导的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目的主要是加快公民权问题的申请程序；然而希盟政府所做的，则是更进一步的加强透明度及效率方面的政策，而非只是口头上的“加速”。 内政部长也表明了，砂希盟代议士的团队组成的委员会也将会特别关注这问题，并给予为的处理。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国民登记局负责的公民权问题乃是联邦政府的权限。所以通过联邦希盟政府的小组，可以省略许多的不必要步骤，加速进程。” “我必须纠正的是，联邦政府不注重砂拉越公民权申请的课题是不正确的。反之，希盟政府在执政来，是更积极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国阵执政时所没有的情况。” “我遗憾的是，当联邦政府积极看待这数十年的悬而不决的问题时，有人却试图阻；甚至在公民权的事项上，也有人因为顾虑及考量政治利益、牺牲当事人权益。” 他说，他个人也处理了这类案件，其中一个案例也包括在大马高级教育文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子，她的案件也获得解决，现在他也得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 他强调，这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政这是否认真看待当事者的要求。而非将之当成政治筹码。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强调，1963年大马协议（MA63）乃涉及且关乎到砂拉越与沙巴人的权益和利益，因此，他强烈反对联邦政府不公布MA63检讨报告的做法。 日前，首相署（砂沙事务）副部长拿督哈妮法泰益在国会回应亚庇国会议员陈泓缣提问时表示，政府不会公布内阁特别委员会就MA63的最后检讨报告。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重申，内阁特别委员会的MA63检讨报告本应公诸于众，更何况这是涉及到砂州和沙巴人的利益，政府不应将有关检讨报告进行保密。 他说，若政府将MA63检讨报告保密，这将给人一种无需考虑民意、只需上级阶层之间谈判议决的印象，也凸显现任的国盟政府无意实施过去在MA63之下所达成的协议。 俞利文指出，在希盟执政下，希盟政府成立内阁特别委员会，旨在检讨和审查在MA63之下的各项协议，以恢复砂沙多年来根据MA63所赋予的权益，而该特委会成员包括首相、内阁部长、沙砂首长、法律专家等代表。 他补充，在大马协议的21项检讨事项中，有17项已取得共识，另外的4项还在商讨当中。该4个事项包括石油税、石油矿产和油田、《2012年领海法案》第750条文，以及州政府对大陆架的拥有权，这是需要首相和砂沙首长去进一步讨论。 “在国阵执政期间，砂拉越和沙巴的权益长期被侵蚀。但自希盟上台以后，我们致力通过修正法令和更改政策以恢复砂沙的权益，并取得明显进展。” 他补充，由于这关乎到所有人的权益、甚至国家未来，希盟政府当时不仅会将MA63的检讨报告公诸于众，也会带上国会进行辩论。 因此，俞利文促请国盟政府应秉持透明且问责的执政理念，公布所有相关MA63的检讨和谈判结果，绝不能重复当时在1974和1976年的情况，即在没有进行适当协商下只凭上级阶层决议，做出了影响砂拉越和沙巴州未来的决定。 俞利文亦强调，若当初没有砂拉越和沙巴参组，就没有今天的马来西亚。鉴此，联邦政府必须本着合作精神提高所有伙伴之间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随着我国政府与美国的辉瑞制药（Pfizer）签订初步购买新冠疫苗协议，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希望我国在获取疫苗后，政府必须在物流、分配基础、公平均分、甚至教育方面制定透明化计划，以防误传信息造成不必混淆和困惑。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根据最新消息，英国成了全球首个批准使用美国辉瑞研发新冠疫苗的国家，并从下周起在该国推出，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同时，马来西亚也已与辉瑞签署初步购买疫苗协议，购买1280万剂疫苗。 尽管如此，俞利文认为政府不能因为上述宣布而过于乐观，甚至放松警惕，毕竟疫苗并非应对冠病大流行的万灵药。虽然我国向辉瑞购买共1280万剂疫苗，但辉瑞明年是以分摊方式供应疫苗，我国明年第一季度仅获分配100万剂疫苗，相等于供50万人接种。这是一款两剂疫苗的方案，也意味1280万剂疫苗只能涵盖我国20%人口，即约640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日前也与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签署协议，为额外10%人口取得疫苗。不过，有关协议并未说明将购买哪些疫苗。 换言之，到了2021年杪，我国只有大约三分之一人口可能获得接种疫苗。由此可见，尚有大约70%人口有待疫苗接种，我国若要实现群体免疫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俞利文向政府提出几个问题，即政府将如何填补剩下70%人口的疫苗接种、政府已与多少疫苗供应公司进行协商、购买疫苗的开支、以及推行疫苗接种的期限等，让民众掌握疫苗接种进展，以免对人民带来安全假象。 俞利文表示，根据部长的回应，辉瑞在处理运输和交付方面，将确保疫苗在零下70度的温度下进行超低温保存。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说明，在超低温保存疫苗过程是否包括直至进行疫苗接种，而不只是运输至一个地方集中存储，甚至主要城市而已。 他说，我国热带天气也对疫苗存储带来问题，尤其是沙巴和砂拉越郊区，甚至西马半岛一些地区也可能没有适当的超冷藏专用设备，用于保存疫苗。 俞利文还说，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拥有超低温专用冷藏箱，但这些专用冷藏箱是否能够满足全国的需求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郊区。 “政府在接收疫苗时，打算如何不分人口统计，以确保都不会有人被忽略？” 况且，疫苗若存储不当也将无法被使用。根据分析预测，约有5%至10%的辉瑞疫苗因贮存条件不足，以致疫苗失效。一些失效的疫苗也可能没有被发现，即便人们在注射后也无法抵抗新冠病毒。 更重要的是，辉瑞的疫苗是一款两剂疫苗的方案，2至3周后就要注射第二剂。所以，政府应该如何协助那些年迈的长者以及居住在偏远郊区人民倒回去注射第二剂，同时，政府在这期间又如何良好保存疫苗，尤其在郊区。 “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在注射第一剂的疫苗后，也必须完成第二剂疫苗注射，否则体内没有足量抗体去抑制病毒。” 此外，俞利文也询问政府，谁将会是首批接受疫苗接种的群体？虽然疫苗通常应保留给前线人员使用，但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考虑因素，包括根据疫情死亡数据，尤其那些已患有疾病或高风险群体的老年人，以优先获得疫苗注射。 鉴此，在等待卫生部属下的药剂监管局（NPRA）批准使用疫苗的同时，政府应该开始进行适当的沟通，教育大众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防止误传信息、混淆及困惑的情况出现，进而影响疫苗分配。 为确保疫苗接种达到预期目标，俞利文认为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制定的《国家疫苗路线图》必须涵盖不同的研究机构，包括私人执业在内的医学界人士，甚至跨政党代表等，在多方合作下不分阶层背景以及人口统计，都不会有人被忽略。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表示，为免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政府当局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避免执法人员在展开执法时滥用法律，压迫那些感到绝望、受教不高或意识低的弱势群体。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其中令人担忧的是，当局在执法时若没有完善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很容易导致滥用法律的情况出现，例如向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民众收取好处，作为换取不会开出罚单的条件。 他还说，高额罚款的上诉程序，也为卫生局官员制造更多文书工作及繁文缛节，进而加重他们的工作量。 俞利文补充，卫生局官员在抗疫职责上已经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专注教育民众遵守抗疫标准作业程序外，如今还要着手处理高额罚单上诉的工作，可谓工作负荷。 因此，俞利文强调必须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尤其通过国会针对任何抗疫措施和政策进行辩论，以寻求有效方案解决问题差距。 他披露，从昨天开始，一些古晋市民因为遭执法当局以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理由下，被开出1万令吉罚单，因此前来向他寻求帮助。 “我们将在整个上诉过程中亲自协助他们，并针对特定情况提出酌情考量。” 无论如何，俞利文强烈促请公众严守所有必要的标准作业程序，也敦促执法单位必须是公平且公正的执行职责。 他说，此次高额罚款涉及了许多老年人、退休老人和贫穷人士等，包括一名80岁老翁于不久前才刚经历丧子之痛，如今却还要面对高额罚款，可谓雪上加霜。 据他了解，该名老翁独自一人坐在咖啡悲伤难过，直至老翁起身步出咖啡店后，因一时忘了戴上口罩而遭执法人员开出高额罚单。 由于罚款金额太高，老翁根本无力负担罚款，因此感到心急如焚。老翁也承认自己当时过于沉溺在悲痛当中，才一时疏忽没有戴上口罩。 所以，俞利文的服务团队今日亲自帮助这名老翁，并在整个上述过程中给予指导。 俞利文说，任何人若认为因涉及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被当局开出不合理的罚单，可向其服务团队联系寻求帮助。 图1：张健仁的特别助理陈国彬（左1）与古晋社青团团长陈方其（右1）带领老翁前去古晋卫生局做出上诉。 图2：陈国彬协助老翁填写上诉表格时摄。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虽然教育部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享获最多的拨款，但遗憾的是，国盟政府在此次财案却没有惠及到独中和华中，将拨款直接归“零”，让华社大失所望！ 俞利文文告指出，在国阵执政时期，独中的拨款未有列入财政预算案内。直至希盟执政后，破天荒将独中拨款制度化的纳入财案当中，也从2019年1200万令吉拨款加码至2020年至1500万令吉。 他说，尽管希盟执政只有短短22个月，但独中一直得到希盟的关注和眷顾，甚至连续两年都享获财案的制度化拨款，这对于希盟而言只是落实改革的一小步，但对华教来说却是一大步。 俞利文认为，相信许多华教人士对于此次财案感到极度不满与失望，包括晋汉连省津贴华小董联会会长蔡文铎透过媒体访问表示也对财政分配感到失望，除了独中“零”拨款，连华小过去每年享有的5000万令吉特别拨款也被砍去。 与此同时，去年在希盟的财案有提到拨款1200万令吉作为支付政府资助学校水电费和排污费的津贴，也没有被列入在今次的财案内。 俞利文强调，多源流学校不仅是我国各族母语教育的根本，更是强国之本。因此在希盟执政时期，希盟注重多源流教育的发展，尤其在华文教育上做出改革。 他还说，尤其华文独中一直都在为国家培育有素质、有竞争力的人才，甚至栽培了无数享誉国际的国家栋梁。 与此同时，希盟执政的22个月，也落实了其他华文教育改革，包括华校拨款：今年拨款今年发放、华中特别拨款制度化下放、华小搬迁和增建拨款、全津华小首次获得维修经费、华中首次获得建校经费、大刀阔斧解决师华小资问题等。 俞利文表示，自希盟执政以后，致力打破过去国阵种种不公平教育的旧政策，还连续两年财案拨款予独中，确保我国独中教育同样享有政府待遇。惟，国盟政府却开倒车走回国阵时代的旧制度。 让人不满的是，国盟政府宁可将“天价”8550万令吉拨款分配予多媒体与通讯部重新设立特别事务局（JASA），让这个在国阵时代负责为政府做政治宣传的“枪手团队”死灰复燃，也不愿用在独中教育发展的拨款上。 他补充，国阵在2018年为该部门拨款3002万令吉进行政治宣传，一共聘请272人。但在希盟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废除这个部门，以节省不必要开支。如今，国盟重新复活这个枪手机制，甚至大手笔拨款8555万令吉来聘请52人运营该特别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