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广场

文：依斯干达（Raja Ahmad Iskandar Fareez）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社青团组织秘书这段日子，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几乎每隔不到几日，就会被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极端舆论所困扰。这些舆论虽然让我们感到无力，但也促使我们提出一些观点及看法。 在面对错误的资讯作出澄清或解释，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反应，但这种“善意”往往却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最终让“讨论”沦为“争论”。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区区地方性的课题，却无奈迅速发展成全国性议题，激起不同社会群体的过度反应。 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尽可能不在“Timah事件”发酵之际火上加油；但回头想想，若我们都选择沉默，极端的政敌将很有可能持续运用这类种族与宗教课题，煽动人民之间的仇恨情绪。 针对这类课题，我近期接受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采访，提出：“这绝对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指的就是这类政客用来达至政治目的，所发表的极端言论。而这些极端的言论往往都是半真半假，甚至是彻头彻尾被捏造出来的谎言。 我认为，极端政客仍会在未来的日子持续运用这些手段玩弄选民情绪。但身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有责任戳破这些谎言，阻止这些「危险思维」的肆虐。

马来西亚在一周内换政府，丹斯里慕尤丁宣誓就任为第八任首相，并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电视演声称，出任首相是为了拯救国家，但未知新政府会如何解决国难，而事实上，终究“解决”了为人民提出问题的希望联盟，令希盟政府垮台。 人民当初在509支持希盟改朝换代，盼望清除长期拖累国家的贪污腐败问题。希盟执政中央之后，不负众望大力反贪，尤其开案调查震惊国际的一马公司舞弊案，一一将涉嫌贪污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其夫人拿汀斯里罗斯玛等闻人提控上庭，同时积极追回被一马公司挪用的资产。 同时，马来西亚国际透明组织今年1月公布，我国在2019年贪污印象指数（CPI）排名比2018年取得进步，从2018年的61名擢升10个排位至51名次，显示希盟政府的反贪行动见效，更获得国际认可。 针对困扰人民已久的大道收费站涨价问题，希盟政府重组了南北大道公司特许经营合约，在无需赔偿大道公司的情况下，调低了多条大道的收费，显示政府的确有能力与大道公司协商，为人民争取更好的利益。 希盟政府执政期间也发现，国阵政府推行的大型工程计划涉及大批资金，恐怕国家负债累累，经过检讨及合理化降低工程成本，极力于重整国家财政状况，将省下的资金投放于社会发展和福利计划，充分发挥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角色。 还有一些比较贴近人民生活的希盟政府政策，早在2018年落实，例如前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走马上任后重视网民提出的问题，火速检讨上网配套价格和网速，最终获得马电讯（TM）、明讯、天地通及TIME的同意，降低宽频上网收费并提升网速，皆大欢喜，可惜一切希盟政策到此为止。 回顾国阵纳吉政府，2015年时任副首相的慕尤丁，因不满纳吉处理一马公司丑闻而遭到革职，并于2016年被巫统开除，促成慕尤丁与敦马哈迪组成土著团结党而加入希盟。然而，慕尤丁如今在人民一片惊叹声中拜相，与漠视一马公司丑闻的国阵同行组成后门政府，慕尤丁接下来会如何回应民意，一切有待观察。

根据卫生部总监诺希山表示，在五月内，有高达78%外籍人士确诊新冠肺炎，而大马公民只占了22%。然而，在这78%的确证病例中，除了合法外劳以外，也包括非法外劳。 好消息是，由于我国人民适应生活的新常态，也让国人的确诊数目大大减少。然而，在放宽限行令期间，外劳确诊案列也开始逐步上升，成为新的感染群体，我国对于外劳的依赖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在任何行业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可缺少。 根据人力资源部的统计，非法外劳在我国大约有300万至400万人，而合法外劳共有230万人。非法外劳在我国靠着打散工找生计，获得的待遇也没有像合法外劳好，因此卫生条件较差，居住在人口密集，加上卫生知识也不高，所以加深感染及传染风险。而且，在没有社险保障下，雇主也不会提供非法外劳进行检测，并且检测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 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政府也在较多非法外劳的区域进行封锁，让政府能够大规模为外劳进行检验和逮捕非法外劳，若没有感染病毒的非法外劳将被遣送回国。对于政府而言，这个举动可说是一石二鸟，既能够检测病毒，也可以减少我国的非法外劳。但是，在我国打拼的非法外劳，是否会在家中原地不动，任由官员逮捕，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 检测漏洞 事实上，新闻上也频频报道非法外劳在隔离中心或医院潜逃。早在5月中，就因封锁吉隆玻半山芭多条路段，引起大约500名外劳在封锁前一晚，收拾包袱逃跑。 由此可见，政府大规模的逮捕非法外劳，只会让非法外劳被迫迁移去别的地点，也有机会让病毒传染去不同的地点。由于外劳非法入境，在没有登记下，国家也不曾获得他们资料，所以也无法追踪他们的行踪。 因此，为了应付非法外劳潜逃的隐忧，政府应该以柔和的方式检验非法外劳，甚至与各国大使馆官员或代表配合，让非法外劳出来接受检验或治疗，病毒的根源才能彻底中断。 我国疫情已进入最后康复期，非法外劳还是我国的计时炸弹，政府势必在解除限行令前解决非法外劳的问题，避免我国步向领国新加坡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 文/ 伟人

悬在慕尤丁头上的剑 文/ 林封 巫统为了拉下首相慕尤丁，不惜与政敌安华合作，双方近乎撕破脸，要不是元首以疫情为由，呼吁全体国会议员支持预算案，巫统恐怕会在从中作梗，内阁就垮台了。 疫情无论朝那个方向发展，都对慕尤丁不利。如果好转，巫统就有理由要求闪电大选或支持安华，届时元首也不方便多说什么；如果失控，慕尤丁也必须背上防疫不力的罪名，经济重挫，声望大受打击。 疫情不好不坏或许是慕尤丁心中向往的，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疫苗或特效药终究会有问世的一天。即使没有疫苗，疫情肆虐到最后，会发展成“群体免疫”，优胜劣汰，已经有抗体的人活下来，届时举行大选也无所谓。 埋在土里的鸵鸟 慕尤丁有点像把头埋在土里的鸵鸟，不愿面对巫统的步步进逼。据说，巫统主席扎希找他谈副首相的事宜，皆被慕尤丁以繁忙为由拒绝会面，能撑一天是一天。 巫统是悬在慕尤丁头上的一把剑，绑着剑的绳子是疫情的好坏，落下只是时间问题，慕尤丁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巫统不可能让土团坐大吞噬自己的地盘。

首相慕尤丁的后门政府成立至今已有两个月，民选议员是否过半到今日依然是个谜，谁是新的叛徒议员将在5月18的国会日不打自招，一旦没有掌握多数议席，后门政府将面临垮台的危机。 由于联邦宪法的规定，国会开会间隔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五月内必须进行国会，否则国会将自动解散，所以慕尤丁在逼于无奈之下必须进行国会。当然，权力在手的慕尤丁也不是省油的灯，费尽心机，把国会减少到一天以达到国会条规，而且议会还不涉及口头质询、书面答复、部长问答及动议等环节。 疫情的发展严重影响所有的领域，各界人士叫苦连天，在情况危急下，有必要召开国会，让人民的心声能够传达到政府。 全国拥有222个国会选区，不同的选区面临不同的问题，通过国会必定能够造福更多的人民，也让政府获得更全面的资讯。 为了抵抗疫情，朝野应该抛开政见，共同解决疫情带来的伤害。公正党主席安华也多次强调，不会趁机在来临的国会投不信任的动议。 令人失望是，国盟政府却若无其事，把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排除在外，借口推三推四，让所有反对党国会议员不能问不能说，利用疫情逃避问责及监督，坚持国会只召开一天。 新官暂时松一口气 伊斯兰党总秘书兼掌管法律及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达基尤丁则表示，政府是根据卫生部和相关专家的建议，才把国会召开一天，以保障国会会议事务的所有人的安全。另外，他也拒绝利用线上进行国会或减少议员参加国会的人数。 国会不能顺利进行，对于派发货不对版的应急物品、扮小叮当、玩抖音、喝热水消毒和穿防疫装做秀的新官可说是天大的好消息，也能够暂时松一口气，等到7月国会重开，人民的记忆也许能慢慢淡去。 慕尤丁通过延迟国会，以防止新官在国会继续胡言乱语，并期望票房毒药的新官们能在7月的国会前谷底发弹。重要的是，慕尤丁也获得更多的时间继续分配政府机构官职来巩固政权和继续拉拢希盟的议员跳槽以便获得足够人数。 关键时刻，慕尤丁忙于政治游戏，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国家未来前景再添迷茫。

后门国盟政府夺权上任至今有3个多月，也迎来施政的100天。后门政府上任以来就凭着拯救大马的口号执政，带领我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来袭。 从3月18日至今，我国一直处于行动管制令到最新的复原式管制令, 长达80多天，让后门政府大部分时间都在行管令期间下施政。庆幸的是，行管令并没有影响后门政府为人民服务。 早前，后门政府因人才济济的问题，就让后门首相慕尤丁增添不少的麻烦，但是经过一段深度思考后就决定委任82%以上的国会议员成为部长、政府机构或官联公司高层，让国盟议员们充分的为国家做出贡献。 后门政府上任就面临行管令，新官们日理万机，忙于解决各方面的难题，从媒体上也很难发现部长的踪影。这大部分“消失”的部长，势必忙于推出一项拯救经济大计划，带领我国迈向疫情后的时代。 所谓人多好办事，为了减轻人民在行管令的不安，部分部长也趁着这期间教导人民生活上的小技巧。例如教导妻子增进丈夫之间的感情、提倡喝温水的养生之道、教导全球地理、在职场上如何作秀上位、服装指导及鼓励拍摄影片增加创意等等。后门部长出色的表现让人民获益良多，甚至闻名全球，让外地的朋友为之羡慕。 创下国会新记录 自后门政府成立，虽然还未做出任何重大改革，但已为我国带来多方面的提升。根据马华总秘书张盛闻指出，在后门政府夺权后我国的油价就立即下跌，而令吉也随着上扬。我国的燃油油价甚至一度跌到1令吉25仙，让人民在行管令期间，能够添便宜的燃油，减轻生活负担。 此外，在后门政府短时间的带领下，成功创出我国从独立至今史上最短国会的新记录。后门政府拥有庞大的精英部长，因此各种的复苏计划也无需通过在野党的辩论，并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救市计划当务之急，加上病毒的感染，召开国会绝非上策。 后门政府上任至今，就凭着以民为本的精神带领我国前进，不分政党，推出多项惠民计划，其中包括早前冻结发放酒牌执照，由一群精英组成的政府，绝对是人民的福祉。比起前朝希盟执政推出的稳定油价、交通月票、廉价网路、电费津贴的芝麻绿豆政策绝不能相提并论。 文/ 木有钉

在全球都被笼罩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之下，马来西亚自然也是无法免疫的。 长期处于安逸而无天灾情况下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民对这场来勢汹汹的病毒疫情，显然是处于相当无知无觉的；然而，政府不是人民，而是管理整个国家、处理所有社区及照顾全部民生的机要机构，这个机构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具备更长远的目光及居安思危的意识，才能担得起“国家大事”。   新冠肺炎在马来西亚大爆发，确诊人数破千，情况已属高危状态，而且我国目前的疫情趋势正如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一样，若不加以控制，确诊与死亡人数迅速飙升、医疗体系崩溃，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悲剧。 因此，政府所颁布的行动限制令是绝对必行之策，并且需要全民配合。 可惜，政府在实行限行令时的种种错漏、各种后知后觉而朝夕令改，使限行令几乎变成“加速扩散病毒令”。 慕尤丁首相在3月16日晚上10点才透过全国直播，宣布3月18日至31日为行动限制期，但在此之前已经放风说会有重大宣布，让所有人误以为是封城，所有商业活动及交通都停摆，因害怕粮食不足，而群起到超市扫货，这已是严重失误；结果正式宣布时，才表明是“行动限制”而非“封城”，超市、药房等日常所需商店仍可营业，粮食也还会提供，根本就不是封城，然而人们聚集在超市里抢购粮食却早已成为传播病毒的潜在危机。 而慕尤丁当天的宣布，也仅为宣布，关键的执行细节别说民众听得一头雾水，连官方执行员都不知所措，尤其以交通运作最为混乱。 首先，跨州行动是如何管制的？ 先规定人民都要到警局填写跨州申请表，结果导致一堆人蜂拥前往警局申请；原本应该严厉禁止的人潮集会又变成了另类的“集会”后，总警长才慌忙终止跨州申请。而后，人民可自由跨州了，因为两星期的停工停课，大家天真地以为假期到了，引发各种回乡潮，不得已现在又要申请跨州了，请问到底是要申请还是不要申请呢？ 跨州都搞不定，跨国就更难搞了。 30万马劳无法停工，只好17日时都涌去新加坡，再次造成人潮汹涌不说，能够留在新加坡的，住宿成问题；不能前往新加坡的，面临丢失工作、生计的问题；如今，却又再开放可让他们可以到新加坡，但需留在那里直到限行令结束，这叫马劳们该何去何从呢？ 既然要限制国民行动，JPJ等柜台早就该停止运作，然而限行令执行3天后才关闭，难道交通部还活在古代，需要3天飞鸽传书才收到指令？ 另外，公共交通及长途巴士都还在运作，是否意味着人们还是可以自由跨州？警方在设置路障时，还查获有民众包下整辆长途巴士，从吉打到马六甲游玩！警方到底该不该罚那些民众呢？ 身为国家领导人，慕尤丁理应十分熟悉国民们的“脾性”，早在宣布限行令的时候，就该提醒再提醒民众，这两星期不是假期而是抗疫，必须留在家中、注意卫生，如非必要都绝不可出门。然而，慕尤丁却好像第一天认识马来西亚国民般，在实行限行令时，才发现大家都不遵守限行令（另一方面也是限行令实在叫人不明所以），只好又开直播呼吁国民留在家中，难道限行令竟还是一套连续剧，需要分上中下好几集来播出？ 此次疫情是全人类的共同抗争，因为病毒不分人种不分宗教也不分民族，任何人都可以是病毒传播者，因此才需要限制人们的活动范围，以便控制病毒的传播。 马来西亚人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限行令政策，政府早就该考虑到此令的推行，需要明确而一致的政策，才能达到预期中的效果；然而，政府却在如此关键重要的时刻，彻底暴露他们协调不足、后知后觉、缺乏远见性，甚至优柔寡断的一面，着实令人民失望不已。

今天是513事件51周年，由于恰逢509两周年，让人感慨万分，老一辈的马来西亚人依旧记忆犹新，对当年的惨况依然历历在目，永远都忘不了。 根据官方的解释，513事件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原因是在当时的各族间政治及经济能力有很大的差异；然而部分华人认为这次事件是马来人针对华人所展开的屠杀行为。这次血腥的种族冲突导致了多人死亡和负伤；在华人占多数的地区，华人死伤人数远高于马来人。 整件事的导火索是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该年举行的1969年第三届全国选举中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民阵线之前身）。反对党在5月11日进入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为之所触怒，举行反示威。两派人马在街上擦枪走火，进而导致日后的种族冲突。 冲突落幕后，国阵表面上极力淡化513事件，但暗地里却非常巧妙的运用此事作为恐吓人民的王牌。每逢选情不妙时，就有意无意提及当年的冲突，令不少有意投给反对党的选民却步，只能臣服于国阵的淫威。这张恐吓牌早期非常有效，国阵足足用了40多年，过往战无不胜。 然而，任何技俩用多了，也会有失效的时候。恐吓牌在308大选时，其效用就开始递减，国阵的3分之2国会议席被否决，同时失去5个州的统治权。直到509大选时，大马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并且还在和平的情况下转移政权，期间没有流过一滴血，堪称大马民主史上的典范。 509之夜是个非常和平的夜晚，对于大选结果，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值得庆幸的是双方的支持者非常克制，没有重复当年的错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皇室，军方和警队始终保持中立，并没有助纣为虐倒向国阵。国阵眼看大势以去，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政权。恐吓牌终于在509这一夜彻底失效。 从513到509，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马来西亚的进步，种族关系虽然还称不上是大熔炉，但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只会越来越好。 林封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只怕猪一般的队友”，卫生总监山哥此时此刻应该是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卫生部长发表“温水论”后，就仿佛人间蒸发了。山哥现在是遭受内外狭击，在外有不见好转的疫情，在内还有一群猪队友扯后腿，心情相必是五味杂陈。 失言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国盟政府的部长们总是语不惊人死人休，时常不经意间惹出国际笑话，就好像早前的妇女部更是语出惊人，呼吁妇女们居家要盛装打扮，还要模仿小叮当撒娇。面对肺炎只能听天由命等等。由于这类的失言没有对疫情产生不良影响，人民可以一笑置之。 但是有两位部长的言论和建议就万万使不得。第一是联邦直辖区部长，他早前声称不取消斋戒月的市集，但碍于反弹声浪，他现在改口了，改成“Drive Thru”方式。第二是来自旅游部长，她指出政府总不能要求人民，在佳节期间不团聚，因此她希望当局能提出群聚指南。  部长的“神建议”等于在间接鼓励群聚，只会增加感染风险，无疑是在提油救火，让管制令期间，所有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全部白白浪费。首先就是医护人员，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跟死神拔河，尽力抢救每一个脆弱的生命。此外，每天站在岗位日晒雨淋的军警也同样辛苦，他们除了要维持社会的治安，还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当然也包括一直宅在家中的你我，收入没了，体重胖了，社交少了，牺牲也不小。  也许是新科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有所表现，想刷一刷存在感，但结果是帮倒忙。在这非常时刻，不求部长有功，只求部长无过。有时候无招胜有招，别给山哥添乱，防疫还是让专业的来处理。  

回顾509，马来西亚首次发生政权交替，大马人民不但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更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可以用选票和笔，不流血地完成政权和平转移，成为世界的民主典范。  不幸的是，慕尤丁与阿兹敏派系宁当叛徒，为一己之私发动政变，窃取全马人民辛苦耕耘民主果实，让大马发生了首次政变，不仅破坏健康民主政治，更是动摇国本。  原因在于政变就像毒品，一碰就无法回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泰国自1932年第一次政变起，使泰国成为世界上政变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泰国前任国王普密蓬继位以来，泰国就发生过近20次政变。  相对于选举，政变在政客眼里是最低成本的夺权方式，然而缺乏民意基础和政权合法性，始终难以服众，反而让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正常的政权交替往往得不偿失，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就经历了30多次政变，陷入长期的内乱和内战之中。  此外，此次政变的伤害，并非希望联盟倒台与否，而是百姓对马来西亚的民主机制失去信心，当政客把选民委托当作筹码，掂量着把自己选区卖个好价钱，让过去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集会和抗争都成了权力的祭品，所有人的失落都不言而喻。 未来，马来西亚若像泰国与海地一般，陷入政变的恶性循环，政局长期动荡不稳，百姓终日惶惶不安，社会对民主机制失去信心，民主进程裹足不前，离经叛道的慕尤丁与阿兹敏终将成为后人唾弃的历史罪人。  “肮脏的不是政治，而是政客。”  这是政变发生后，行动党领袖林吉祥的首次发言，显然是为了鼓励国人，面对政客的背叛，固然让人心凉，但切莫轻言放弃民主斗争，因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从天而降，唯有有坚持的信念，这个国家民主自由才有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