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一周年

在2020年1月25日大马出现第一起冠病确诊病例后，自此新冠病毒在我国开始蔓延。不知不觉，我们历经了新冠疫情一周年，同时也实行了各种不同阶段的行管令。 国盟在执政这一年里抗疫不到位、贪图权力只搞政治和内斗、各种防疫SO P指南乱七八糟、漏洞百出、频频发生双重标准对待高官和平民的荒唐事。更扯的是，还有一些国盟议员提供一些不符合科学的防疫“替代疗法”，令人难以置信。 国盟的政治至上，疫情第二，甚至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导致我国的疫情失控，每日的确诊病例连创新高，全国的累积病例已经逐步逼近20万，甚至在东盟国家是排行前2名。 喜来登行动引爆疫情 当慕尤丁和阿兹敏派系在去年2月忙着争权夺利，推翻希盟，导致疫情传染扩大，国盟绝对是引爆疫情蔓延的罪魁祸首，罪责难逃。 当时希盟维持着良好的防疫记录，内阁有副首相旺阿兹莎、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团队，建起强大的防，成功挡住新冠病毒入侵。当时的确诊病例只有22宗，从2月16日到2月27日期间，无人确诊新冠病。 接着3月份在大城堡清真传教集会出现首宗病例，这场集会约1万6000名国内外人士参与，成为了传染病毒的温床。由于国盟的夺权行动，导致国家权力真空，行政部门没有集中焦点抗疫，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取消所有的大型集会，以减低感染风险，阻止病毒扩散。 结果大城堡清真传教集会成为我国面对病毒传染的一个大危机。 7月份，卫生部公布对大城堡清真传教集会感染群体检测4万2023人，其中有2250大马人确诊以及导致34宗死亡病例。 沙巴夺权是导火线 国盟为了保护政权，相继推翻希盟的州政权包括柔佛、马六甲、霹雳及吉打，再把目标转到东马沙。国盟策动叛变，迫使前首长沙菲益不得不宣布解散州议会，迎来了沙巴选举。 在沙巴议会解散期间，沙巴警方在8月份逮捕2名偷渡客确诊新冠肺炎。这也表示因为国盟并没有加强在边界地区的防疫能力，防线不够严谨导致出现漏洞，疫情扩散蔓延。 我国的确诊病例从6月5日至9月7日一直维持双位数，但是在9月8日后以三位数增长，感染源主要是来自沙巴监狱群体感染和吉打州监狱群体感染。再加上沙巴选举没有谨慎把关，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压不平感染曲线。 沙巴选举后，10月24日我国单日确诊病例首度破千，高达1228例。接着我国连续15天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突破千例，自此我国的确诊病例一直高居不下，更在2021年1月份提早发生突破4000宗。原本的模型推算是2月份，结果提早发生，这可见我国的冠病传染速度已经超出预期！ 结语 抗疫一周年，国盟并没有展现抗疫的决心，更无耻的是慕尤丁只祭出紧急状态和不汤不水的行管令来 抗疫情。 我国的医疗体系已经不胜负荷，还有一大票政治人物仗着有“部长护身符”，频频做出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行为，继续不戴口罩，没有维持人身距离到处“趴趴走”，增加了感染病毒的风险以及医护人员的负担！

我国对抗新冠肺炎疫情长达一周年之久，理应越战越勇，可是国盟政府依旧手忙脚乱，尤其在制定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 P）上朝令夕改，加上不少国盟领袖没有以身作则，公然违反防疫措施，实在是混淆人民。 国盟去年2月夺权上台，不仅推翻民选的希盟政府，也打乱了全国防疫政策与计划。目前的单日确诊病 例屡创新高，为何掌握国家资源的国盟政府抗疫失败？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国盟政府上台初期，落实了雷厉风行的行动管制令（M CO ），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封锁，看似一本正经地抗疫，其实国盟内部波涛暗涌，同床异梦的国盟领袖各怀鬼胎，背地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根本无心抗疫。 结果，国盟部长和领袖之间在缺乏沟通下各有说辞，没有遵守统一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例如一些国盟领袖从沙巴大选返回西马后，违反隔离令到处趴趴走出席公开活动，而重挫全民团结抗疫的信心，更苦了恪尽职守的前线人员。 自从国盟政府重启行管令（M C O 2.0）并宣布紧急状态，正当大家以为国盟领袖是否痛改前非，为抗疫而放下政治斗争之时，却发现这次的行管令异常宽松，就连非关键经济领域如珠宝店也获准营业。 至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领域例如眼镜店、餐饮业等，因被禁止或限制营业时间而引起人们的不便，在反对党领袖集体争取下，国盟政府犹如大梦初醒，将标准作业程序一改再改。 在野党议员和领袖早已多次表态，准备与政府一起对抗疫情，包括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于2020年10月发言（https://bit.ly/3ck3n1v ），促请各党谈判破解政治困局，为国家抗疫拼经济，相信这也是人民的意愿，国盟听见了吗？

从去年行管令至今，我国大部分学校将近一年的时间被迫停课，并通过线上教学的模式上课，以确保学生能够跟上学习进度。然而，这种线上教学的方式，看似先进和方便，但实行起来，却面对问题重重，这也导致不少学生至今，都无法正常跟随网上教学。 根据教育部在去年四月的调查显示，我国拥有36.9% 的学生，因缺乏电子设备，而无法进行居家学习。原因有很多，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家中的电子设备不足、电子产品卖断货等。令人遗憾的是，在去年四月教育部公开这项调查后，政府至今依然没有做出任何解决方案，协助受影响的学生，重返线上教学。   当然，除了缺乏电子设备，网络信号问题也是其中原因导致师生无法顺利居家学习。众所周知，除了光纤网络(Fibre)，其余的数字用户路线（D SL）或手机的网络数据都无法提供快速及稳定的网络。更严重的是，对于内陆或离城市偏远的地区，甚至无法接收网络服务，学生被迫跋山涉水寻找网络信号，如去年轰动一时的微微奥娜爬树考试事件。 面对学生没有电子设备或网路系统不完善之际，政府并没有对症下药，解决学生无法居家学习，只有推出诸多限制的每日1G B 数据流量，让学生自生自灭。要清楚的是，学生面对的问题是缺乏电子设备及网络服务，即使获得免费数据流量，也毫无用处。 我国疫情日益严重，相信学生距离返校进行课堂学习，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居家学习不是永久，但教育部不能坐视不理，耽误学生的学业。更何况，居家学习并不是第一天实行，而是一年之多，为此教育部必须马上解决种种的问题，让学生能够正常的居家学习。

这星期是新冠病毒入侵大马一周年，这一年来，说起防疫的政府成员，人们会想起卫生总监山哥、首相丁丁、有事没事都开记者会的国防部长沙比里等等。有一人本该站在防疫最前线，但非常没有存在感，那人就是卫生部长阿汉峇峇 。 阿汉峇峇上任初期，每天汇报疫情最新进展，直到他接受第一国营电视台专访，发表了喝温水可以杀死病毒论，引起哗然与嘲笑，更让人民担心他的“专业知识”能否胜任卫生部长一职。此后，他就仿佛“失宠”，被打入冷宫，汇报会改由山哥主持。 再来是4月时，阿汉峇峇跟阿末扎希视讯，脱口说出与500个国家举行视讯会议，事实是联合国只有93个正式会员国，以及两个观察员国。他又再一场汇报会上，被记者询问时表示我国有15个州属，实际上我国只有13个州属和3个直辖区。连番的地理出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地理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当民都鲁议员张庆信攻击山哥怕死只会博宣传，身为上司的阿汉峇峇没有第一时间出言捍卫，反倒是卫生副总监罗海扎替山哥反击。自疫情爆发，山哥不分昼夜的在工作，也曾在去年8月，前往沙巴巡视沙巴选举的防疫工作。拿数万薪水的阿汉峇峇 ，到底在这几个月来都做了什么？ 前卫长祖基菲里的表现也比他好，国盟发动喜来登政变，祖基菲里知道自己的职位已经摇摇欲坠，依然坚守岗位，向人民汇报最新的情况，才有后来那篇感性的“最后一次以部长身份”的文告，一时获得全体国民的赞赏，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