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于2018年4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亚依淡民主行动党柔佛州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
呼吁民主行动党的中坚党员和支持者对民主行动党领导人有信心，因为使用希望联盟共同标志的决定不是背叛民主行动党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马来西亚的梦想
使用希望联盟共同的标志，以及52年来第一次不使用火箭的标志，是一个非常困难和揪心的决定，一些民主行动党的领袖甚至私下掉泪。
尽管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三天前已经宣布，但很多民主行动党的中坚党员和支持者仍然不能接受。
他们仍然感到在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没有使用火箭的痛苦和煎熬。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煎熬，因为我自己仍然感到这样的痛苦和煎熬，因为我在过去五十年的11次全国大选和一次补选中都使用了火箭标志。
我呼吁民主行动党的中坚成员和支持者对民主行动党的领袖有信心，因为决定使用希望联盟的共同标志 ——人民公正党的标志 ， 不是背叛民主行动党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梦想。
这个决定是第14全国届大选中的其中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们不仅要求个别候选人和民主行动党胜选，也要所有候选人以及希望联盟的4个成员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都胜选，以便将马来西亚从一个失败的流氓盗贼统治国家中拯救出来；我们希望每个马来西亚人不仅要考虑他自己、他的种族、宗教甚至政党，还要考虑马来西亚这整个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如何发挥潜能，成为世界顶级的国家，而不是成为全球盗贼统治国家。
有时候我们必须勇敢地做出决定，虽然它们很难、很痛苦，甚至是危险—— 只因为这是正确和适当的事情。
我经历的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我在1969年第一次当选马六甲市国会议员之后。 尽管巫统与国阵领袖、宣传人员和藜麦网络兵团指控我导致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发生的骚乱事件，引领非法的街头胜利游行，但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谎言、虚假信息和假新闻，因为我从未 在1969年5月10日大选到5月13日吉隆坡的骚乱期间，身处吉隆坡。
1969年5月13日早上，我飞往亚庇为国会议席的独立候选人助选，因为沙巴和砂拉越的投票日，定于马来西亚半岛的投票日5月10日之后的一周。
当晚，在亚庇举行的支持亚庇国会议席独立候选人的群众大会期间，我获悉吉隆坡5月13日的骚乱。
那天晚上，我在亚庇举行的群众大会演讲，阻碍了沙巴首席部长敦慕斯达法徒劳无功和独裁的道路，他向我发出第二天离开沙巴的驱逐令。
可是，我延迟一天离开沙巴，并于1969年5月15日才离开亚庇。
梳邦机场因为巴生河流域的宵禁而关闭，我在新加坡下机，并通过电话与党的领袖和家人保持联系。
他们要求我不要回到马来西亚，因为我当时名列《内安法令》的“黑名单”，并且建议我逗留在国外一段时间，直到我可以在不会被捕的情况下才返国。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1969年5月18日机场重新开放时，我订了从新加坡飞往梳邦的航班，决心回国与刚刚选出我作为他们的国会议员的选民在一起，因为那是当我的选民遭遇麻烦时我应该身处的地方。
我知道我会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但是我也可以消失。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我逗留在国外，以避免被援引《内安法令》拘留的提议。
林冠英担任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时，轮到他作出困难但必要的决定。他被要求捍卫一个未成年马来女孩的尊严和名声，导致他于1998年在加影监狱被监禁一年，被取消国会议员资格，以及自1999年从加影监狱出狱之日起，他丧失了公民权利，包括参加选举以及投票长达5年。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艰难而令人心碎的时光，但是我从未指责冠英为了捍卫这位未成年的马来女孩的尊严和名声，而导致他被监禁，被取消了国会议员的资格并剥夺了他五年的公民权利——因为如果我们要成为人民代表，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愿意承担的责任。
决定使用希望联盟共同标志而不是使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身份和意识的一部分的火箭标志，是即痛苦又苦恼却必要的——如果我们要为所有马来西亚人树立榜样，以超越他们的个人、种族、宗教甚至政党本位，以站在一个团结的共同平台上，推动并实现几代马来西亚人民的马来西亚之梦，即让马来西亚成为世界顶级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