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于2020年4月6日(星期一)发布的媒体文告: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求助呼声。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3月27日月宣布的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随即引起中小型企业的哗然,指振兴经济配套遗漏了他们。我已等待逾一星期,观察政府是否会聆听中小企业的心声。尽管多次会见主要部长包括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以及交通部长拿都魏家祥,仍然未见援助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的特别方案。
让我举出以下例子,显示中小型企业没有得到振兴经济配套的帮助:
例子1:购物商场的小型连锁餐厅业者
有一名小型连锁餐厅业者拥有3间分店。业者雇用30个员工(每间分店有10人),而大多数是食物制备人员和服务员,每人月薪3000令吉左右(包括津贴和超时工作)。这代表业者每月需为员工们支付大约10万令吉,包括缴付公积金和社险。
这名业者选择不提供外卖服务,因为她不想要员工为了上班而暴露于感染风险。然而,她仍需为每间分店缴付每月5000令吉的租金,因为购物商场没有豁免店租。
她很可能无法受惠于政府推出的每月600令吉员工津贴,因为她必须关闭其中一间分店并裁减10个员工,以保留现金流量。而且,她也要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额外花费一笔至少10万令吉的管理费。
例子2:非必要物品的小型制造商
这名小型制造商的产品被认为是“非必要”。他的工厂作业雇用大约20人。基于贸工部在行管期仅允许生产“必要”物品的工厂继续开工,所以他的生产线已完全停止。
这间公司的客户大多数来自于海外市场。由于该公司未能按时交付,海外客户已决定寻求其它国家的供应商。因此,该公司在行管期不仅面对收入亏损,还失去了今年的主要客户,预料该公司在行管期结束后也难以找到其他客户,以补偿损失。
该公司可为大部分月薪少于4000令记得员工,申请每月600令吉的津贴。不过,该公司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寻找新客户的同时,将倾向于解雇员工。
例子3:小型酒店业者
一座海岛度假村的小型酒店业者雇用了10个服务员和一个酒店经理。政府实施行管令,等同于至少一个月无收入,加上没有人知道行管期何时结束,这间酒店甚至无法在近期接受本地客户的订房。
业者集团以贷款方式收购这间酒店,所以业者感激暂缓还贷6个月的措施。但是,业者对于生意前景感到不确定,所以开始认真考量破产,而非再借贷以维持酒店的营运。如果酒店选择宣告破产,业者将不会留用任何员工。
例子4:小镇的小商贩
这名小商贩在一座小镇租店卖文具,在行管期几乎零收入,仍需缴付2000令吉的店租。他没有在网络平台售卖产品,因为大部分客源来自于当地人,而且,其产品售价难以与网络商家竞争。
他雇用5个本地员工,并将为员工申请每月600令吉的薪金津贴,但是,他不懂如何“稽查”销售收入数目,以证明生意额从2020年1月以来跌超过50%,所以他可能需要花费一笔钱查账。
他希望行管期后的生意回流,却对生意是否能经营下去感到没信心。他可能在行管期花费了近1万令吉支付所有经费,对于一个小镇的小商贩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将导致他的现金流量处于危险的低水平。
例子5:长途巴士业者
长途巴士业者雇用大约50个巴士司机,大部分服务跨州路线,即从吉隆坡往返其他州和地区(包括新加坡)。
业者在行管期暂停所有巴士服务。他雇用的巴士司机月薪达3000至4000令吉,包括津贴和超时工作,而600令吉薪金津贴杯水车薪,因为高昂的管理费每月超过10万令吉。
他不期望生意将在行管期结束后回流,预料今年开斋节人流将比去年少,经济前景黯淡,所以难以继续支付50个巴士司机的薪金,以符合每月600令吉薪金津贴的条件。
例子6:小型健身房业者
一名业者经营的三间健身房,位于巴生谷市郊商业区店屋。他的生意收入来自于订购模式,客户需预付1个月、3个月、6个月或一整年的费用。
虽然他在行管期还有足够的现金流量维持生意,但订购模式无法证明他的生意额从2020年1月以来跌半,所以他不符合600令吉员工薪金津贴的申请条件。
他仍需缴付3间健身房总计超过1万令吉的电费和店租,以及1个经理和6个教练(每间店2人)总计超过1万令吉的薪金。因此,他可能在行管期结束后关闭一间健身房,并解雇2个教练。
例子7:活动策划商
活动策划商负责策划企业活动,例如年度晚宴和颁奖晚会。这间公司雇用接近100人,因为策划大型活动需要大量人手,以进行协调工作。
有些员工属于该公司发行部的内容创作者,负责创作视频、文章和企业稿的内容。大部分员工已在该公司服务超过五年,并享有高新(每月超过4000令吉)。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很多活动被迫延期或规模缩小,加上卫生部总监已劝告未来6个月不应举办大型集会。该公司在毫无选择下,启动职员自愿离职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600令吉的员工薪金津贴和电费折扣无助于该公司度过难关。
例子8:非必要物品的经销商
一名为服务业提供非必要物品的经销商,雇用大约10人。他的产品从海外进口,但滞留在巴生港口。
因为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混乱,他不能从仓库运出产品,以交给客户。当他可以送货给客户时,却被告知必须等到行管令结束后才能收款,因为非必要物品不可在行管期卖给客户。
如果行管期延长至四月杪或更久,就算获得600令吉薪金津贴,他也会担忧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支付10个员工薪金。
例子9:中型律师行
她是一间中型律师行的三名合伙人之一,雇用大约20个律师,其中三分之二律师每月薪金超过4000令吉。
由于律师行的收入或账单收费根据个案而定,她与合伙人不确定行管期的收费是否从2020年1月起减少50%。而且,600令吉薪金津贴甚至不够支付每名律师的收费。
因此,她必须作出艰难决定,包括解雇高薪的非合伙资深律师。
例子10:东马的印刷业者
东马的印刷业者印制横幅、海报、农历新年和开斋节贺卡、红包和青包封、企业记事本等等。
业者雇用大约20人包括平面设计师和市场销售员。他的生意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而放缓。他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可以维持营运2个月。
可是,他不确定是否要用到国家银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的特别援助担保基金(SRF),因为他不想增加债务,也不确定可否在6个月暂缓还贷期之后继续营业。同时,他必须根据预测的收入,思考今年可以保留多少个员工 。
这些例子不代表全部中小型企业,但是,他们表明了服务及制造业目前面对的挑战,直接或间接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和行管令的影响,媒体也广泛报道这些业者和公司的困境。
中小型企业的求助呼声,似乎没有被政府听见。他们面对三大挑战:一、在行管期支付经费的挑战;二、行管期结束后的2020年不稳定经济环境的挑战;三、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包括行管期延长或今年内会有另一段行管期)。
在行管期的第三个星期,政府会否听见他们的求助呼声,或是对于他们的求助呼声充耳不闻?
王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