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志强 (城抗疫通讯及赋权予民小组主任兼大山脚国会议员)
年轻时，我学到一个有趣的新词“新富族”（OrangKaya Baru），指的是突然摇身变成为富翁的新贵阶层，相当于西方的“暴发户”（nouveauriche）概念。
然而，自新冠病疫发生以来，许多人因损失部分或全部收入而陷入困境，致使“新贫族”（OrangMiskinBaru）涌现。
从小商贩、侍应生、罗里司机、水管工、电器工人、咖啡店业主、补习老师、运动教练、中小型商家，乃至许多日薪和周薪人士，他们的生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其实在行管令实施之前，他们既不需要也不符资格领取政府援助。尽管这个阶层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贫穷，因此就连慈善机构发放援助时也没将他们列入接济的清单。
然而随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收入大减、债台高筑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持续不稳，他们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
他们当中有者申请了联邦政府的惠民援助金，但迄今尚无下文。
事实上，我们必须理解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陷入财务窘境的事实。对于那些人生中头一回提出申请援助的人士，心中难免满不是滋味，有者甚至无法突破心理障碍，选择默默承受。
对于吉雅姨（MakCikKiah）和其邻居丁（Din）来说，慈善机构和政府福利金根本无济于事。
早前，丁向朋友和本地贷款商借贷了大笔资金，以购入价值6万令吉的牛仔裤和皮带，打算在斋戒月市集摆档，赚一笔钱好过节。岂料碰上瘟疫蔓延，市集被取消，丁无法开档营业，如今只能眼巴巴看着囤货心急如焚。
即便联邦政府所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小额信贷计划，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据报道，一名中小型企业的代表点出，全国100万中小型企业，只有5000家获得政府批准贷款。换句话说，只有少过1%的企业在上述计划中受惠。
其中一名夜市小商告知，相较于联邦政府的微型贷款，跟“大耳窿”（高利贷）借钱的程序要简单得多。政府的官僚主义及繁文缛节，阻遏小商贩获得及时援助以渡过难关。
针对这一点，参与槟城抗疫运动的我有必要自我检讨及反思，因为州政府发放500令吉协助州内每户小贩，据统计有超过1万4000个有执照小贩受惠，而没有执照的小贩却不在此列。
尤其当局宣布行管令再度延长之际，联邦和各州政府有必要检讨有关发放援助的抗疫计划。（这包括联邦政府透过发放援助来玩弄政治的可耻行为。）
简而言之，联邦政府援助吉雅姨固然可取，但对于多数“新贫族”而言，即便他们符合条件，然而这些援助金要么太少，要么太迟，要么太难申请。
事实上，相对于提供援助或救济，“新贫族”更关心政府尽速提供明确的退场计划，以便重返岗位或开业，恢复入息，自供自给。
然而却事与愿违：究竟哪些领域重开？何时重开？如何重开？联邦政府所宣布的政策无法提供明确指示，令人无所适从。
“新贫族”曾是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大军，然而他们胶着于经济困境的时间越长，生产力则越发下降。根据估计，马来西亚过去1个月所蒙受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
我们也听闻，上周就有一些大型企业纷纷宣布重组、减薪，甚至裁员。因此只要联邦政府继续拖延宣布明确的经济策略，往后就得应对越来越多的“新贫族”人口，甚至有越来越多人陷入贫困，无法翻身。
重返正轨策略—槟城经验
上个星期，我曾阐述了松绑行管令两大要点，即：病例数据受控以及体系备妥。随后，卫生总监诺希山所发表的声明也确认了我的看法。
在体系备妥方面，可总结为槟州政府早前向联邦政府提出的三大建议：其一，提升新冠病毒检测；其二，州边境移动管制；其三，各领域落实环境、健康和安全措施。
迄今，槟州政府已经展开《槟城重返正轨策略》，包括调整国家机构、经济和社会，从而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新形势。
举例，槟州首长曹观友在新中小型企业政策框架中，胪列5大目标：
一、扩大槟州数码经济，放眼打造州内首个数码自由贸易区；
二、加强槟城医药配备领域；
三、重新巩固电子及电器领域，从生产一般的消费品，转向国防、电讯、工业4.0和医药等工业和战略产品；
四、拓展全球分享服务领域；
五、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后，全球物流链重组。槟城将重新调整地位，凭着丰富工业化经验，来协助寻求多元化物流链的各国公司，在具有战略性的槟城落脚。
为了确保前线人员有充足资源抗疫，以及协助槟城人民渡过这场危机，首长甚至放话，即便脱售光大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州政府的立场与决心！
然而，单靠州的资源是不足够的，槟州政府预算只占联邦预算的1%，因此联邦也必须推出全国经济复苏计划。
这需要提高政府开销，并确保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制造白象计划。与此同时，落实国家光纤与连接等战略计划、加强数码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等，更是刻不容缓。
为了落实国家经济复苏计划，联邦和州政府必须展开有效对话，公平分配资源，以让州政府立即着手处理各别州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