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受新冠疫情纷扰迄今已超过一年，这段期间人民日常的户外活动受限，进出口贸易和国内传统产业也遭遇严重冲击。但我们也无法否认的是，在这一、两年艰峻的经济环境中，创新与转型的契机亦成功让一些中小型的传统产业有了崭新面貌，其中以透过重新设计产品包装、文化创意元素的增设、或是线上销售平台的设立等，吸引更广泛年龄层与群体的参与，扩充了市场就业率，创造出不少经济价值。
随着各国疫苗的相继推出与配制，经济与社会结构虽已在疫情期间型构出了新常态的面貌，但社会所经历过的经济低靡，还是让消费市场的发展一度出现了内卷化现象，故此重新检视並思考永续（Sustainable）的重要性，及社会互助等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面向的可贵性，或许是这未来2至3年间，刺激经济復甦期的另一种可能性。以下将透过两个以社区经济理念操作的实际案例来探究其可行性。
绿色根本：农业、土地与永续经营
笔者在疫情初期，有幸参与了非政府组织——日出希望，所提办的粮箱计划，其主要参考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来运行，並因地、因時制宜，对运作模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该组织的执行总监刘德全提出，此项计划务必以协助务农者度过这段市场滞销期为初衷，并加以代销、包装、故事撰写与运送到府等服务来作为执行模式。
这项在柔佛居銮（Kluang, Johor）执行的实验性计划，在团队成员於初始阶段联系及采集相关农产品时，发现这些滞销的农产品多为原本要出口到邻国新加坡、甚至中东、欧美地区的「上等货品」，却因工作行动受限（南洋商报 2020）、「加强版」行動管制令导致的运输限制（中国报 2020）、民众恐慌的心理因素等等严重影响了销售量。
蔬果盛产滞销的问题，与农民被剥削的命运是牵连在一起的。长久下来，低廉的利润或许只会迫使农民为提高产量，变相增加农药的使用剂量，最终导致土地贫瘠与受污染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日出团队以不低于市场价格购入，除了以保护土地为理念，更重要的目的实为提升地区性的粮食体系，让农民放心耕种，减少对于农药的依赖，坚持种出好菜，最终让地方居民吃得安心。此理念的置入遂在网路上成为新的销售卖点，吸引了中产阶级的青睐。
刘德全认为在一些地方小镇，农民与地方呈现着：「农民←→农产品←→消费者」，简单亦紧密的生活粮食连带关系，甚至消费者与生产者（农民）间还可能有着血缘关系存在。社区经济的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而消费端正是这段信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信心赋予者。在几次的交易回馈中发现，当消费者能够知悉每日所食用的蔬果来源、农产品质量及种植者背景的情况下，他/她们更能够接受以高过于市场的价格，来持续购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也因其生产的农产品带来荣誉感，並得以与素未谋面的消费者取得互信关系，种出更多的好菜、好果回馈给消费者。环境绿化及经济信任关系，即在此脉络中发展起来。
无论如何，当菜市场逐步恢复运作，新马两国的粮食运输体系重新连接后，此实验性计划即告一个段落。但值得大家参考的是，日出希望这种代销模式，无形中也产生出一条新的产业链，而所涉及的群体包含了农民、地区性运输业、网路行销、文创产业、农产品设计包装，甚至还可能在疫情之后发展成为社区旅游的其中一个连结点。
「好工作」（Decent Work）的经济取得机会配制
然而，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于2020年疫情初期所整理的数据指出，因疫情的影响，经济市场上每6人中就有1人可能失去就业机会，全球也有超过1.6亿从事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参与者将可能失去生计。这些可能没有市场议价能力的群体，原本就仅倚靠着一些私人性质的有价劳动，或是短暂的现金交易来谋生。在缺乏主流经济市场所需的学历、才能、背景等条件下，这个群体不仅失去阶级流动机会，更有可能面临的是生命上的威胁。
但至少，若能取得一份得以维持生计并且享受社会所赋予之基本权益的工作，或许是此群体创造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亦符合社区经济强调的基本价值观。以首饰品牌August Jewelry为例，草创初期原以从事手工饰品的制造、设计与贩售为主，透过各种艺文市集的摊位摆设来销售其产品，但也因行動管制令实施而迫使转型，其创办人伍玉恬即开始思考跨界运作的可能性。因正职工作出差的机会，她数次造访位于Sabah的毛律族（Murut People, 亦称姆鲁族）部落，发现该地区人民主要倚靠短暂的、不稳定的「散工」做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且孩童的高辍学率也间接形成了部落内的阶级停滞问题，疫情产生的影响更是让部落的生计问题雪上加霜。
伍小姐本身并无串珠的技术与经验，她主要负责将产品重新设计与包装，並提供行销管道协助原住民群体投入市场。在接到订单后则透过通讯软体将设计图及数量告知部落负责人，再由她们进行内部工作分配。在这流动下，伍小姐原先仅与一位毛律族女性相互配合制造，在产品及广告遂取得口碑后，至今已有超过5位毛律女性加入生产行列，为数个家庭创造了经济契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区互助经济圈。她也表示接下来亦有可能增加更新颖的设计图腾，吸引更多顾客群，翼能扩展出更大的地方经济互助体。
这样的合作模式一方面扩充了原住民手工艺品的市场覆盖率，一方面也满足了August Jewelry的品牌效应，让伍小姐的手工产业在疫情期得以持续在其市场运作，还能扩展原有的消费群，触及更多群体。是一个由单一功能趋向多功能发展的互助合作案例，也为当地毛律族群建立了经济自主能力，发展出一个独特、得以长久维持的生计来源。
社区、经济与地方培力（empowerment）
纵观而言，回溯我国第一波疫情管控（2020年3月18号至8月31号）初期，传统倚靠出口配制的农业经济，在众多输入国毫无预警地加强边境管制措施下，导致农产品大量滞销与腐坏，农民血本无归。最终在迫使转型的契机下，农业生鲜产品开始上架电商平台；也有农民透过配合地方上的社区组织或NGO的合作，将农产品重新包装设计，再由通讯软体（如WhatsApp、微信等）的销售渠道，解决其生产过剩的问题。
此外，经济市场上的中小型企业也顺应了这波趋势纷纷逆流而上，除了网路销售平台，结社同行並付诸以理念及故事（如结合社会弱势团体创造新产业链）重新为产品包装，不仅多元化了市场所需的经济互助价值，也能在特定群体间创造认同感与荣誉感。这类由下而上的社区经济产业除了融合了社会群体间的功能、经验与技术，亦增加低层群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促成更多经济自主的社会群体。
疫情发生至今，虽市场上的巨资企业也遭受到巨大的影响，但它们或许有着更多资源分配机会与转型的成本。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中小型资本生意谋生的一般市民，在这段期间可能顺应了社区互助经济的兴起，享受到短暂的经济復甦之后，未来却有可能因政府在短期内发放的纾困金被抽离、经济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等，让这些群体无法持续取得应有的发展机会，而被迫再次回到原点。
因此，地方经济自主能力的培力则成为了接下来马来西亚「社区营造」的施力点，地方必须积极寻找出独一并且不可取代的特质，国州议员也需扮演着灌溉者的角色，主动连结选区内各种有可能结合的产业类型，培养出长久的续航能力，主动为这些小资族群提供市场连结（如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日前于开斋节所推动的一系列经济自主计划，如Projek Kuih Raya Sayangi Kluang，主要透过与19个家庭制作马来糕点的合作计划，推动这些家庭与市场的连结）。在这样的自主能力被培育起来后，这类群体即使在未来少了政府的补助，他/她们仍可以有想法、有计划地继续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完成永续的目标，才能为社会按下疫情后的绿色重启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