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仑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7月1日（星期四）关于“金马仑直冷甲EMCO”的新闻文告。 直冷甲芥兰感染群爆发超过一个星期，确诊人数超过100名，政府仍没有采取紧急措施，为金马仑的确诊者安排妥当的医护及隔离中心，反而外县的确诊者却能够迅速前来金马仑的酒店进行隔离，让当地确诊者感到不公平对待之余，也有草菅人命和双重标准之嫌。 本文要探讨的，是政府在处理金马仑农业区感染群所犯下的三项重大失误。 第一，低效的大规模筛检 直冷甲感染群的确诊病例自6月23日起，分别录得38宗（23日）、14宗（25日）、21宗（26日）、13宗（27日）、17宗（28日）、14宗（29日）和4宗（30日），8天内一共录得117宗确诊病例，对一个人口不到2000人的小新村而言，事态危急。 纯粹观察每日病例，会令人误会疫情持续爆发，无法遏止，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所有直冷甲大港路的菜园员工，早在23日开始已经开始在各自菜园内进行隔离，卫生局因人力物力不足，花了5天才完成所有菜园内的筛检，效率差强人意，不但有可能出现漏网之鱼，也让病毒有机会蔓延开来。 加强行管必须配合大规模筛检、大幅度动员进行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检疫工作，才会产生效应，不然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无法遏制疫情至于，也劳民伤财。就以中国为例，政府会在疫情重镇，每隔两天就进行一次全民筛检，才能够把疫情完全压下来。 如今卫生局受制于人力物力，只能基于风险评估进行筛检，无法涵盖所有在EMCO地区的居民，根本无法有效斩断病毒传播链，也导致农务活动迟迟未能恢复，扼杀农民生计！ 此外，尽管政府颁布了紧急状态，却没有认真行使紧急状态法令所赋予的权力，整合所有政府部门的人手、力量和资源，协助卫生局进行大规模筛检和检疫工作。各级政府都应该整合和善加利用各部门的资源，不应该让卫生局单打独斗，独自面对筛检、消毒活动、追踪病毒、隔离治疗、劝导教育等前线工作。 紧急状态，仿佛只是拿来对付政敌，而不是疫情。 第二，迟迟无法安排妥当的医护及隔离中心 首先，我必须强调，我从来没有反对外来确诊者上来金马仑进行隔离，而事实上，早在去年，政府已跟一家酒店合作，设立隔离中心，接待外县确诊者。 我是欢迎这项措施，过去年余，封州封县，周而复始，本地酒店业生意一落千丈，酒店业者和政府合作设立临时隔离中心，解燃眉之急，帮人助己，何乐不为。 大港路从6月23日开始封锁，迄今，所有确诊者依然被强制隔离在菜园。过去8天，政府一直给予各种借口和理由，迟迟都找不到妥当隔离场所。然而，来自文冬感染群的一批确诊者，不到3天内，就可以安排上来金马仑，这叫当地农民情何以堪。 由此可见，政府之前所给予的各种理由都是谎言和借口，事实上是要和不要做而已，也凸显政府在处理金马仑农业区感染群出现得过且过，双重标准的态度。 近百名确诊者隔离在菜园，把确诊者都置于异常危险的处境，根本就是草菅人命。另外，政府迟迟不肯开放菜园，一拖再拖，直冷甲的农务活动完全停顿，农民只能眼巴巴在外面看着自己的菜园心血慢慢毁坏凋谢。 第三，迟迟没有开放疫苗接种计划给农业领域 基于农业是生产粮食的必要服务领域，农耕业者在病毒肆虐期间仍然得继续工作，因此遭病毒侵害的风险相对较高。政府应该立即开放和加速为农务业者施打疫苗，包括开放公私协作行业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给农业领域，让农民能够安心工作，确保农业领域能如常运作，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然而，农业部较早之前承诺将把这项建议带入内阁讨论之后，音讯全无，再无下文。农业是国家重中之重的生产领域，政府应该一视同仁对待工业、制造业和农业，而不是把农民生命视如土芥。 金马仑疫情严峻，我严正敦促政府，加强行管令期间必须频繁进行大规模筛检，确保没有漏网之鱼，同时物色适合妥当的场所，安顿好直冷甲逾百名迄今仍然逗留在居家或菜园的确诊者，以及开放冠病疫苗接种计划给农业领域。 唯有采取以上三大措施，政府才能真正截断病毒传染链，避免我国各大农业地区陷入疫情爆发与封锁的恶性循环当中，让农务活动能在疫情施虐下安心和顺利运作，不受冲击和影响。 人命关天，不容拖延！

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促请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加速“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下，人民关怀援助金（BPR）及朝野国会议员“食物篮计划”（Bantuan Bakul Makanan）的拨款，以便可以尽快给予生活受影响人民的协助。 她说，由于疫情持续严峻，死亡与确诊病例都高踞不下，令到许多国人的生活已因一再延长的大封锁，而大受影响， 她说，慕尤丁于6月28日宣布“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PEMULIH）”中，包括为人民关怀援助金（BPR）加码，同时也拨出30万令吉给每一位国会议员，包括在野党，以推动“食物篮计划”（Bantuan Bakul Makanan），向受影响的群体实施食品篮子援助。 “上述宣布过后至今毫无下文，造成国会议员的服务中心至今无法为人民提供任何协助，包括500令吉的援助金还未开放申请，而30万令吉也未拨出。” 她说，当局设定在復苏计划下，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指标包括每日确诊病例需在4000宗以下，才能进一步开放，如此一来已对许多小商小贩生计造成严重的打击，而且低收入群体的困境更已达到紧急的水平，政府不应该再拖延任何的援助计划，反之是即刻採取行动。 “根据过往经验，政府的各种拨款，包括援助金往往需要逾一个月才能处理人民的申请，及拨给国会议员的款项也需耗费较长的时间。” 她再次重申，人民面对的贫困与饥饿已不能够再等待多一天了，因此政府需要立即兑现“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的各项措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南兰区国会议员刘强燕发文告表示，她欢迎首相日前宣布为所有的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议员提供30万拨款以为各自选区的选民提供“食物篮”援助的举措。 “ 对这项迟来的30万拨款，我仍表示欢迎，但是，联邦政府迄今并没有阐明何时发放该拨款，以及要以什么模式发放，因此都还在等待政府作出进一步的公布。” 她指出，南兰国会选区涵盖了2个州选区，即武吉亚瑟和都东州选区，而当中都东区则是一个以乡区地带为主的地方，而且范围颇大，由此可见，30万令吉拨款充作食物篮援助并不足以完全覆盖整个选区上的需求。 “无论如何，拥有援助拨款总比没有的好，至少在这艰难时期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得到物资上的援助。” 刘强燕指出，疫情迄今超过一年，反对党国会议员从未获得中央政府拨款以派发“食物篮”，但是她的服务团队从未间断过派发食粮，当中主要是依靠社会大众的各形式的捐献，以及自掏腰包购买粮食来救济那些饱受疫情影响而失去收入的贫困家庭。 “单是在今年三月初，我们在诗巫再也以及圣陶沙落实EMCO的地区就已经分发了超过2200份的食物篮和口罩，甚至到这一刻我的服务团队还在继续提供着各形式的粮食援助，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来自政府的物资和疫情的援助拨款，一切都需自掏腰包或由热心人士的捐献。” 刘强燕表示，尽管这笔30万的拨款是一个迟来的援助，但是，对于资源有限的反对党国会选区来说算是久旱逢甘霖。因此，一旦她获得联邦政府发放这笔30万令吉的拨款，其选区服务中心必定秉着透明化和善用这笔钱来协助选区内真正迫切需要援助的贫苦家庭。 有鉴于此，行动党南兰区国会议员刘强燕促请联邦政府必须清楚说明发放30万令吉拨款予朝野国会议员的机制，并且快速兑现承诺，让各国会选区可以推行更多粮食援助计, 亦能尽快将更多的粮食派发到选区内迫切需要的家庭当中。 图：今年六月份刘强燕服务中心与木子食堂联派200份食物篮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30日在槟城发表的文告： 沒有免息的暂缓还贷计划就只是个“虚饰财政安慰剂”，对银行收益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且不会降低借贷者的贷款成本。 为期6个月的自动暂缓还贷计划并没有免息，且只适用于个人而不是公司，使得这项举措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沒有免息的暂缓还贷计划就只是个“虚饰财政安慰剂”，对银行收益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且不会降低借贷者的贷款成本。有分析人士预测，对大多数银行而言，对收益的最严重影响将介于0%至6%之间。 国盟政府豁免所产生的复利息及罚款，如何真正帮助借贷者偿还相同的利息成本，并在几乎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求生？没有将暂缓还贷计划自动扩大至公司，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将无助于在当前经济衰退的环境里，挽救工作、企业和经济生计。 与去年首次落实的暂缓还贷计划不同的是，租购贷款利息并不获免除。暂缓还贷计划并不包括信用卡债务，而是在不影响利息的情况下将未偿还余额转换为定期贷款。信用卡持有人和租购贷款借贷者并没有额外的储蓄。如果银行收益只受到微小影响或根本没有影响，那么此计划对借贷者的好处也只是海市蜃楼，无关紧要而已。 虽然暂缓还贷计划是推迟偿还贷款的的时间，但银行理应要愿意“削减”他们尚算可宽的利润。银行领域于2019年取得323亿令吉的税后净利，而，而2020年时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仍取得230亿令吉的客观成绩，显示出银行是有能力承担这项计划。 银行领域在2021年继续录得客观利润，马来亚银行首个季度的利润增加16.71%至23亿9000万令吉，而去年为20亿5000万令吉。联昌国际集团今年首季取得历史上最高净利24亿6000万令吉，而去年则为5亿793万令吉。 国盟政府不应成为银行逃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帮凶。国盟应该要帮助人民，指示银行分享他们的利润，为符合暂缓还贷计划资格的800万家公司和个人借贷者提供免除利息措施。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二）： #kerajaangagal148——6月的29天内已有2,302人死于新冠肺炎，如果不停止这样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马来西亚将很快有超过10,000人死于新冠肺炎。 内阁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结束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和自杀人数的恶性循环，否则我们将看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并在今年创下自杀人数最多的记录。 6月的29天内已有2,302人死于新冠肺炎，如果不停止这样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马来西亚将很快有超过10,000人死于新冠肺炎。 2021年1月11日宣布紧急状态时，有555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昨天（2021年6月29日），在紧急状态下已有4,553人死于新冠肺炎，使新冠肺炎的总死亡人数达到5,108人。这导致马来西亚进入世界上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多的60个国家之列。 我们不在世界上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之列。这五个国家以美国为首，累计3,450万个病例和近620,000人死亡；巴西有1,850万个病例和超过516,000人死亡；印度有超过3,000个病例和近40万人死亡；墨西哥有250万个病例，超过230,000人死亡；秘鲁有200万个病例和超过192,000人死亡。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网站，如下表所示，就2021年6月28日每百万人口的死亡病例而言，除了俄罗斯和数个南美洲国家，我们击败了世界上新冠肺炎累计病例总数最多的前10个国家。 与世界上更好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在人类努力发展的各个领域的成就和卓越表现沉沦得多低？ 最近，巴西著名流行病学家佩罗塔斯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Pelotas）教授哈劳（Pedro Hallal）声称，如果巴西实施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并更早启动疫苗接种计划，该国本可以挽救40万人的生命。 哈劳上周向巴西参议院对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的调查委员会作证，他估计有95,000至 145,000人死亡是由于该国不采取行动以获得疫苗。 如果慕尤丁政府能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马来西亚能否挽救4,000个生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杀率升高又怎样呢？ 社会发展部是否有专门的计划来应对忧郁症和自杀率的上升，尤其是今年首3个月平均每天有4起自杀案件的惊人披露？ 因新冠肺炎造成5,108人死亡应该让每个人内阁部长良心不安，因为如果不是不当地处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大多数死者本可以幸免于难。 这个理由应该足以让部长们集体决定结束紧急状态并召开国会会员，以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层面组成“赢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联盟。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30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深深悼念那在新冠疫情中逝去的5108条人命 2021年6月28日，对马来西亚来说确是非常耻辱的一日，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突破了5000大关，录得5001宗。来到6月29 日，又增添了107新魂，数字进一步攀升到令人恐慌的5108人。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死于单一原因。 单着这些冰冷的统计数字，会让我们忘记这5108名死者也曾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也被家人朋友深深所爱。随着他们的匆匆离去，无数家庭被狠狠地撕裂摧毁。我们永远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已经注册了，最后却等不到疫苗就离我们而去。要是我们那昏庸的政府能够早一点把疫苗订购好，也许，那些生命就能够活下来了。 就连砂拉越副首长詹姆士玛欣也说，他68岁的弟弟詹泰玛欣于5月31日因新冠肺炎在加帛医院去世，如果其弟弟一早获接种疫苗，本可以有活下去的机会。然而国盟政府拒绝承认，他们其实并没有在去年通过的2021年预算中作出任何采购疫苗的决策，而是等到2021年4月之际，才利用紧急状态下赋予的紧急权力绕过国会的批准，从国家信托基金内挪用50亿令吉作抗疫之用。 显然的，国盟的行动太慢也太迟，再加上对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当，导致了如今病例和死亡人数创下新高。尽管自2021年6月1日以来我们已全面封锁了4周，但，情况并未改善，反而恶化至令人担忧。 全面封锁失效皆因国盟政府失能 仅看确诊数量的多寡会让人产生错误的认知。当中，更重要的其实是阳性率，意即完成筛检后所得出的感染数字占比。6月1日，在10万885次的筛检中，共出现了7105 例阳性病例，阳性率为 7.04%，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5%。 6月28日，我们共进行了6万1025次筛检，结果出现5218例阳性，阳性率达8.55%。6月29日，计6万8052次筛检，阳性病例为6437宗，阳性率为9.46%。虽然已全面封锁了4周，但仍得出9.46% 的阳性率，结果实在令人震惊，这数字还是今年最高的。情况看来变得更糟了。 马来西亚的排名差于印度、印尼、越南和泰国 难怪如大马雇主联合会和中小企业商会（SAMENTA）等的民间社会组织会公开指出，全面封锁已经失败。《彭博社》6月份的“抗疫韧性排名”显示，马来西亚的排名从今年1月的第16位下滑至倒数第3位，在全球53个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在第51位，排名差于印度、印尼、越南和泰国。 失败的原因就摆在我们眼前。国盟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防疫标准作业程序U转、及对重要人物和平民百姓间的双重标准执法，并无助于改善现状。而首相、阿兹敏、安努亚慕沙、祖莱达、臭名昭著的凯鲁丁以及无数名副部长，也没有遵守由他们本身所制定的限行令条例。 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和国会下议院副议长莫哈末拉昔近日双双被发现违反标准作业程序，分别在自己的选区内堂食和举办榴莲宴。而阿兹敏在2020年8月23日于仕林州席补选中发表了恶意言论，他当时庆幸国家已由国盟来掌权，因为倘若希盟仍继续执政，则将有更多大马人会在疫情中丢命。 阿兹敏显然是在撒谎。我国于2020年8月23日累计确诊病例9267宗，死亡人数125人。而截至2021年6月29日，死亡人数上升至5108人，累计确诊病例74万5703宗。事实是自2020年8月23日以来，高达4983名马来西亚人因国盟政府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无能和处理不当而死亡。想当然的，阿兹敏从没有为其毫无根据又无品的言论道歉或忏悔。 我会否成为下一个... 在众多死亡病例中，其中一人是前沙巴国会议员邢荣显。他是我的朋友兼同志，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2021年6月1日逝世。此外，也有年老夫妇在家中一同过世，或孩子因双亲逝世而成为孤儿的案件，令人心碎。一连串的限行令似乎并无力对抗新冠疫情，不免让人们联想到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病例。 “在限行令1.0时，我并没有任何朋友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限行令2.0时，我有朋友感染了新冠病毒。到了限行令3.0的全面封锁时，我有朋友死于新冠病毒。如果有限行令4.0，我可能会是下一个...” 生命和生计的损失是不可替代的。 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并没有显示生计损失的实际程度。生计损失也导致一些人丧命。根据警方数据，当我国于去年落实限行令1.0和2.0时，全国通报631宗自杀案件，而2019年为609宗。而在2021年首3个月，已录得336宗自杀案件，占2020年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 单单在槟城，今年的首五个月就有53人死于自杀，几乎相当于2020年全年的58人自杀人数。最近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自杀案件已经动摇着我国社会的道德品行。这些隐藏的生命损失和无形成本正伤害着国家精神。 我们对生命和生计的灾难性损失感到痛心，这个国家值得更好的事物。既然全政府抗疫失败，那么就要靠我们人民与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共同努力，正确行事以战胜新冠疫情。这将是纪念5108名死者和其他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死者的最好方式。 正如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所说：“从做必要的事情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做；突然间，你就做着不可能的事。”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 #kerajaangagal147——达基尤丁声称，国会只能在紧急状态结束后才能召开，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国会在过去的40年里数次在紧急状态期间开会 首相署部长（法律与国会事务）达基尤丁声称，国会只能在紧急状态结束后才能召开，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国会在过去的40年里数次在紧急状态期间开会。 直到 2011 年 11 月 24 日，国会才撤销了多项紧急状态，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更加正常的国家。 2011年11月24日，国会通过了时任首相纳吉提出的动议，撤销1966年、1969年和1977年的紧急状态。 自 1977 年以来，我一直在国会呼吁撤销1964年（马印对抗）、1966年（砂拉越政治危机）、1969 年（5 月 13 日暴乱）和 1977年（吉兰丹政治危机）的四个紧急状态。 1979年6月28日和20日，我提出撤销四个紧急状态的动议在国会辩论了两天，但所有国阵议员都发言，并投了反对票。 在2011年11月24日的国会辩论中，我质疑为何撤销的各个紧急状态遗漏了1964年9月3日因马印对抗带来的紧急状态。 1979 年，我在国会中谈到需要结束永久的紧急状态，并撤销有关的四个紧急状态，因为引起这些问题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自1971年的一项裁决判定，1964年的紧急状态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被1969年的紧急状态所取代，没有任何部长曾提出这个课题。 我曾经说：“这是政府采取的新立场。如果这是现任总检察长的立场，而另一位总检察长不同意这一点，会怎样？有一天我们会发现，1963年的紧急状态仍然存在吗？” 2011年的国会辩论中，我要求解释“长期拖延”废除多项紧急状态的情况——1966年推翻时任砂拉越首席部长斯蒂芬·加农·宁干（Stephen Kalong Ningkan）的紧急状态过了45年，1969年5月13日暴乱导致的紧急状态过了42年，以及1977年推翻伊党控制的吉兰丹州政府过了34年。当时导致紧急状态的“紧急”情况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1979 年我在国会提出的撤销紧急状态的动议中所说般：“导致紧急状态的紧急情况不复存在时，继续实施紧急状态无疑是滥用权力和违宪。” 这也表现出当时长期困扰巫统和国阵的权力傲慢。 事实证明，我那天在国会的演讲有先见之明。 我强调，撤销多项紧急声明只是朝着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不会像当时的炒作那样使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 这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过渡到“没有国会的民主”时代！ 我曾建议恢复《独立宪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第150条的原始规定，以有效制衡不民主和威权的政府，因为独立宪法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允许任意治理。 例如，我问，政府是否准备恢复原来的独立宪法条款，不仅要恢复司法审查的权力，以确保在行使宪法第 150 条关于紧急状态的条款时不会滥用权力，也要使紧急状态接受有意义的国会审查和控制。 例如，原来的《独立宪法》第 150 条规定： “紧急状态和在它之下颁布的任何条例应提交国会两院，如果不提早撤销，则应在下列情况下失效： （a）自颁布之日起两个月期限届满的紧急状态； （b）自两院首次开会之日起15天期限届满的紧急条例； 除非，在该期限届满之前，它已获得国会两院的决议批准。” 但这没有完成，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宪法难题。据称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颁布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是为了冻结国会，因为政府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雪上加霜的是，这次紧急状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是惨痛的失败。 问题是今天的内阁会不会停止这些对宪法的破坏，还是准备面对一场全面的宪制危机，招致元首、统治者、国会和马来西亚人民的集体不满！

柔州昨日单日疫苗接种数量为何创下两周来的新低点？19万个快筛检测盒有何下文？柔佛州政府与冠病疫苗接种特工队必须开诚布公。 柔佛州冠病疫苗接种特工队(CITF JOHOR) 必须解释，为何昨日柔州仅接种了8633剂疫苗？ 柔州单日疫苗接种数量在6月14日、6月15日及 6月17日都超过2万剂，分别是2万零529剂、2万零541剂及2万零456剂。 然而，这样高供应量的势头不但没有持续下去，近日甚至还呈现倒退的趋势。 上周（6月15日 至 6月21日 ）的单日平均接种数量达到了1万6632剂。 然而来到6月22日至6月28日，单日平均接种数量只有 1万4285剂，昨天的8633剂更是创下了两个星期以来的新低。 柔州真的有足够的疫苗吗？为何柔佛州冠病疫苗接种特工队和柔州政府为何默不吭声？ 此外，柔佛州务大臣哈斯尼早前宣布，州政府将通过柔佛经济振兴配套3.0，购买 19万个快筛检测盒进行针对性检测。 在全国单日检测从12万下降至约6至7万的情况下，这项针对性检测计划有何进展？州政府承诺的快筛检测盒是否已投入针对性检测计划？ 社区检测是当前抗疫的关键，虽然昨天和前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只有5293宗和5911宗，但阳性反应率却高达 8.55% 和 8.34%， 甚至高于5月29日创下单日最高确诊纪录9020宗时的7.13%。 如今政府无期限地延长行动管制令，一次又一次的延长，却没有周详的计划来加快疫苗接种速度，也没有展开大规模检测来遏制疫情，根本是疯狂又不负责任！ 民主行动党柔州署理主席 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吁请联邦政府与卫生部必须严正看待合约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诉求，包括他们对现有医疗和医职体制的抱怨及担忧，而不是施以纪律并处分他们。 据悉，一批医护人员将于7月1日号召“黑色代码”运动，以抗议合约制医护人员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惟，卫生部却对此发出警告，若参与该运动的医护人员将面对纪律处分。 俞利文发文告指出，无论是年轻的合约医生还是医疗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与永久医生是一致的，承担同样责任甚至面对感染风险。而他们响应有关运动旨在政府能解决合约制和永久医生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保障，一视同仁。     他说，这次大流行暴露了我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各种差异鸿沟及忽视，尤其强调政府需要大量投资在我国的卫生系统发展，包括医疗人力。 疫情期间，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人员牺牲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日以继夜工作，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有家归不得，为的是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 由此可见，他们是值得获得大家的感谢和尊重，特别是在服务期间，他们更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因此，俞利文促请各个政府部门，包括卫生部、公共服务局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个长期计划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委任永久医职的遴选标准上保持透明。 他补充，虽然了解问题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但卫生部无论在招募、委任永久医职、或是晋升的遴选标准都要透明化且不偏不倚，必须完全基于优点和表现，以消除合约医生感到自己有被偏见、甚至被歧视的错觉。 基于医疗的责任、工作量及风险都是相同等，俞利文认为政府应该采取额外措施，让合约医生享有与永久医生类似的福利。尤其卫生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让合约医生可以享有特别假期，包括工作保障假期、进修假期等。   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赋予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可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医学专科，以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 俞利文说，政府如要认可和珍惜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和牺牲，最好方式是给予他们投资，以提供他们更好工作保障，甚至让他们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专科继续进修硕士课程。 他强调，政府和医院的努力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我国才能栽培更多的专科医生，除了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同时也提高患者的医疗质量。 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专业人士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确保人民和社区的安全。鉴此，俞利文呼吁政府、民间社会、以及公众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赋予他们平等待遇，让他们在医疗职场上可以感受到工作保障并得到重视。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29日在槟城发表的文告： 政府应给予国人与公私协作行业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下的企业相同的机会，通过支付45令吉的疫苗接种成本以提早获得接种疫苗。 首相马希亚丁昨日宣布“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指政府将额外拨款10亿令吉以购买新冠疫苗和支付相关成本。这使得我国用以购买疫苗和实施冠病免疫计划的总成本达到60亿令吉。国盟政府应确保这60亿令吉发挥其作用，允许有能力的国人通过支付45令吉的疫苗接种成本来取得疫苗，帮助加速我国的疫苗接种率。 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承认在其国会选区日里的一家餐馆堂食，违反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并为其违例行为道歉。慕斯达法并不是首个公开地违反由他们本身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的部长，其他内阁成员如阿兹敏、安努亚慕沙、祖莱达、臭名昭著的凯鲁丁以及无数名副部长也涉违例。就连首相也被发现没有佩戴口罩。 政府未能遵守限行令条例、政策朝令夕改、防疫标准作业程序U转、及对重要人物和平民百姓间的双重标准执法，使得我国即便落实了全面封锁和紧急状态，仍无法遏制新冠疫情。既然国盟政府完全无法应对这场全球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那么疫苗接种成了唯一的解决方案。 尽管疫苗接种率有所提高，但是疫苗接种数量每日都在变动，如槟城一样的州属仍对疫苗有需求。在6月27日，槟城仅接种3009剂疫苗，于16个“州属地点”中排在第11名，而在6月28日则排在第4名，接种1万2325剂。为此，科学、工艺及创新部长凯里应该介入国际贸易与工业部计划，为国人提供和公私协作行业冠病疫苗接种计划（PIKAS）下的行业相同的机会，支付45令吉的疫苗接种成本以提早获得接种疫苗。 凯里说，政府提供的疫苗是免费的，而参与计划的企业需承担由ProtectHealth收取的疫苗接种费用。有能力的国人愿意支付45令吉的疫苗接种成本以免费接种疫苗。ProtectHealth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9日，隶属卫生部，是一家非营利公司，负责协调和管理与医疗保健服务融资有关的举措。 如果企业可以通过支付45令吉的疫苗接种成本，尽早为其员工，包括外籍员工接种疫苗，那国人也应拥有相同机会来购买疫苗。若政府不愿这么做，将再次引起人们对国盟政府个别待遇的负面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