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5月4日（星期二）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 #kerajaangagal19——呼吁仍然在世的7位前总警长，公开说明他们在委任州总警长时，是否面临政治干预 现在的争议是，（全国）总警长在委任州总警长时是否有不受约束的权利，以及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是否以警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行政治干预，在委任州总警长的事务上篡夺总警长的权力和职责。 在一段电话录音中，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承认是他的声音，并且谈话内容没有任何问题。韩沙重申他的立场，即作为警队委员会主席，他负责警官的晋升和安插，包括任命州总警长。 在几天前开始流传的录音中，可以听到韩沙支持来自怡保的一个他称为“我们的男孩”的人，他的晋升将“对我们非常有益”。 “如果我给我们的男孩……升职，你要吗？他是霹雳人，来自怡保。殿下一定会喜欢他，”他说道。韩沙所指的人的身份未明。 在录音中，也可以听到韩沙谈论到一个不知名的人。这个不知名的人不再被允许决定任命武吉阿曼部门总监和州总警长。 “当然……这就是我会选择谁的原因。我知道殿下会同意谁接任。 “现在，我们要决定总监人选。因为我接管了，所以我告诉他，你别无选择。你可以提供名字，假设有五个人，让我知道，我们会决定的。 “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你决定了。你不能决定所有的州总警长，”韩沙在录音中这么说道。 这个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从1974年至1994年服务时间最长的总警长，敦韩聂夫声称，《警察法令》赋予总警长“指挥和控制”部队的唯一权力，而内政部长作为警队委员会主席则没有这个权力。 “尽管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指出了警队委员会的目的，但该目的不包括警队的运作，”他说道。 然而，韩沙得到掌管法律与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的全力支持。达基尤丁也是伊党总秘书。 昨天，达基尤丁与内政部长结盟，对《马来西亚宪法》第140条文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声称该条文“规定警队委员会监督与警务人员的晋升、纪律、福利和其他相关事项”。这显然是对即将离任的总警长阿都哈密批评韩沙干预警队事务的回应。 韩聂夫声称，在担任总警长的20年，他与三位部长——加沙里沙菲宜、慕沙希旦和马哈迪医生，或警队委员会都没有任何问题。 他说，他的任何部长都没有试图干预警队的运行，警队委员会及其主席都严格遵守其宪政职能。 “因此，如果每个人都遵守法律规定，那么警队委员会就能以目前的形式正常运作。” 《马来西亚宪法》第40条规定： “140.（1）应当设立一个警队委员会，其管辖范围应涵盖警队的所有人员，并且在现有法律的规限下，负责在常设或可提供养老金的机构任命、转正、安插警队人员，以及他们的擢升、调动和行使纪律控制： “国会可依法律规定，赋予相关机构对警察部队的所有或任何成员行使这种纪律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相关机构不是警队委员会，则警队委员会不得行使该机构可行使的纪律控制；并且该法律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因与本部分的任何规定相抵触而无效。” 律师公会前主席再诺查卡利亚（Zainur Zakaria）声称，掌管法律与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一定是忽略了《联邦宪法》第140（7）条文——“7. 在本条文中，“调动”不包括在没有改变警务人员级别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动。” 再诺查卡利亚说达基尤丁“不准确”地诠释了《马来西亚宪法》。根据《马来西亚宪法》第140（7）条，如果任命不涉及晋升或降职，则委员会无权决定谁应担任州总警长。 他说：“这意味着总警长可以调动警员，只要这些调动不会改变职级，总警长就无需参考委员会的意见。” 随着阿都哈密揭露的消息，几位前高级警察说，过去没有对警察部队的政治干预，警官的晋升也没有任何政治干预。 刑事调查部（CID）前主任扎曼汗告诉《马来西亚透视》，过去警察部队的所有决定均由总警长领导的委员会决定。 “在我任职期间，没有任何干扰。从助理警监（ASP）到更高阶的职位，所有警官的晋升都是由总警长及副总警长主持的委员会遴选。 “当时有四位总监，我是其中一位。我们在会议室里讨论警官的晋升。 “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的干扰，我们将筛选那些将晋升的人，甚至是反贪污机构也会进行背景调查，”扎曼说道。 隶属于69特种部队的前精锐警官哈林伊萨（Halim Ishak）反映了扎曼的情绪。 现任马来西亚社区关怀基金（MCCF）主席的哈林表示，当时即使有任何干预，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 他表示：“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有的话，也没有现在这么糟糕。它不涉及总警长、副总警长或高级警官的晋升。” 哈林建议政客必须远离警队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需不受任何政治影响。 “委员会中不应有部长，因为警队应不受政治影响，”哈林说道。 哈林随后质疑为什么首相和政府首席秘书没有就此问题发表任何声明。 我呼吁仍然在世的七位前总警长，公开说明他们在委任州总警长时，是否面临政治干预。服务时间最长的总警长韩聂夫发表了谈话。 让我们听一听其他六位前总警长怎么说。他们是： 1. 拉欣诺（服务时间：1994-1999）； 2. 诺连迈（服务时间：1999-2003）； 3. 慕沙哈山（服务时间：2006-2010）； 4. 依斯迈奥马（服务时间：2010-2013）； 5. 卡立阿布巴卡（服务时间：2013-2017）；以及 6. 莫哈末弗兹（服务时间：2017-2019）。 也让九位仍然在世的前内政部长说明，作为警队委员会主席，他们是否干涉任命州总警长的决定，或让时任总警长全权决定。仍然在世的前内政部长是： 1. 慕沙希淡（服务时间：1981-1986）； 2. 马哈迪（服务时间：1986-1999）； 3. 阿都拉（服务时间：1999-2004）； 4. 阿兹米（服务时间：2004-2006）； 5. 拉西锡阿末（服务时间：2006-2008）； 6. 赛哈密（服务时间：2008-2009）； 7. 希山慕丁（服务时间：2009-2013）； 8. 阿末扎希（服务时间：2013-2018）； 9. 慕尤丁（服务时间：2018-2000）。 林吉祥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3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反贪会有必要和盘托出，对五宗涉及贪腐政治的案件，即有人以威胁利诱的方法来让国会议员跳党，做出交代。 当全国总警长言之凿凿指出：“我看到的政治到处处充满贪污腐败。有人在贿赂政治青蛙”，为何马来西亚反贪会在这时候反而保持沉默？反贪会现在已无法置身度外，必须给予民众一个公开交代，为何他们没有担负调查贪污腐败责任，任由政客“跳来跳去”。 阿都哈密表示，当政客肆无忌惮地在各政党中跳来跳去的时候，贪污腐败必然会发生。贪腐之风越来越普遍，乃是因为一些政客“极度恋权……直致愿意做出一些事，诸如在这里‘买人’或在那儿进行威胁之类的事情”。他列举了国盟政府里的一些政治人物，使用私人飞机飞到沙巴，过后就出现当地有政治人物退出原来的政党。阿都哈密说，他已告诉反贪会不要害怕，应该挺起胸来对付那些政治青蛙。 全国总警长的爆料令人吃惊，却也证实了的确有人使用腐败的手段，或诱使或威胁，要从反对党国会议员那里获得政治支持，好让已经失去国会多数优势的国盟政府能够持续执政。如果连总警长都已经做出有关贪腐的投诉，但反贪会依旧不闻不问，试问，普罗百姓还如何能够寄予厚望，相信反贪会对付贪污腐败的最高层政治人物？ 反贪会未能采取行动，只是证实了希盟所作之断言，即包括反贪会在内的政府机关，俨然已变成对付反对党的政治武器。以下五宗案件涉及了贪腐政治，有人以威胁利诱的方法来让国会议员跳党，但反贪会却没有采取行动，反贪会有必要和盘托出，做出交代： 1. 丹斯里慕沙阿曼去年策动沙巴州议员接连变节。尝试组织沙巴后门政府的举动，致使州议会被解散及举行州选，并导致全国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丹斯里慕沙阿曼随后被任命为沙巴州部长。 2. 在一段录音中，首相慕尤丁建议以政治职务和官联公司职位来换取政治支持。巫统话望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拒绝了委任他成为国油顾问献议，因为他认为这项委任已经违宪。巫统署理主席莫哈末哈山则拒绝出任国能主席职。 3. 在瓜拉冷岳区国会议员西维尔再也古马倒戈支持慕尤丁后，反贪会即冷待西维尔的案件。前首相纳吉指案件涉及7820万令吉。 4. 5名公正党议员面对威胁利诱，以换取他们对慕尤丁的支持。这5名议员分别是必打丹国会议员阿旺胡赛尼、巴东色海国会议员卡鲁巴耶、和丰国会议员柯沙文、美里国会议员张有庆和士基央国会议员娜塔拉。反贪会并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试图策动他们变节的人。 5. 柔佛地不佬国会议员锺少云背叛公正党，倒戈支持慕尤丁，他坦承慕尤丁承诺给他一个职位和平台，让他帮助重建国家经济。这不正是促使他跳槽的诱因吗？ 我国2020年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下跌6个名次，从2019年的第51位，跌至第57位。当全国总警长做出投诉，但反贪会却未能专业和负责任的履行他们的职责时，只会导致我国今年的贪污印象指数再进一步下滑。 林冠英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5月3日（星期一）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新闻文告。 世界新闻自由日：加强透明度与信息自由乃制度改革重中之重 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Information as a Public Good），即倡议把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促进新闻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信息。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突显了信息自由的重要性，即民众需要掌握正确，可靠和即时的公共卫生与疫情资讯，包括了解疫情在不同地区的严重程度，适当和正确的防范措施等等，以共同努力斩断病毒传播链。 然而，许多国家也以疫情为由，削弱公民基本权益，限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让许多监督和批评政府防疫措施的人士沦为受害者。 无国界记者（RSF）在今年2月便指出，过去一年，新冠病毒除了在全世界夺取许多宝贵的性命，也给专制政权打开方便之门，打压媒体和行使言论自由的民众。 无国界记者最新公布的“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就指出，大马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第119，与2020年相比下滑了18个名次，而排名甚至落后于刚果，仅排在尼日利亚之前。 国盟政府在3月落实《2021年紧急（基本权力）（第2号）条例》，全面管治与新冠肺炎及紧急状态有关的“假新闻”，被提控者可面临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监禁3年，或两者兼施。 国盟政府自2020年从后门上台执政后，就利用控制疫情为借口，颁布紧急状态，停摆国会，实施严刑峻法来迫使异议分子噤声，碾压新闻自由以掩耳盗铃，确保政权不受挑战。 为了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资讯，赋权积极参与，监督和制衡政府施政，公民社会和民主行动党多年来都呼吁废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 事实上，政府滥用官方机密法令以阻止民众获得资讯的做法罄竹难书，包括总稽查司提呈的一马发展公司（1MDB）最终报告，也在该法令下被列为机密，不容许任何人翻阅。只不过，前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上台以后，在改善信息自由方面的努力也乏善可陈，包括恶名昭彰的官方机密法令。 著名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与公共产品之间的联系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发现之一，而作为一项公共产品，信息就需要公共支持”。 为了赋权人民，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监督政府施政，政府应该响应“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的主题，着手废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和其他阻碍民众获取资讯的法令。 准备以准执政党姿态重夺政权的希望联盟，也应该重新检讨这项竞选承诺，因为信息自由乃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唯有借助开放资料（Open Data），加强政府施政透明度，主动提供各类资讯让民众能轻松检阅与监督，才能塑造与时并进，以资讯为推动力，以人民为中心，并善用集体智慧的施政环境。

民主行动党彭亨州秘书暨美律区州议员李政贤于2021年5月3日所发文告： 民主行动党美律区州议员李政贤呼吁政府延续昨日开放阿里斯康疫苗（AstraZeneca）予雪隆区民众登记的做法，接下来也让民众选择接种日期地点以及疫苗种类。 据全国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的说法，我国因还未能获取足够疫苗而无法加快接种过程，然而本月将会有一百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抵达我国，而六月后将会获得更多疫苗，到十月将有足够疫苗让80%人口接种。 李政贤认为就算日后疫苗数量充裕，政府也必须先提升接种计划注册人数。据政府数据，日前有近九百万人已登记接种计划，然而达到群体免疫的80%人口门槛是约两千五百六十万人，意味着我们仍未抵达目标人数的一半。 然而，昨日开放二十七万剂阿里斯康疫苗注册，不到4小时就被民众一抢而空，这表示不少民众想尽快接种疫苗。李政贤认为，加快疫苗接种，或许能提高社会对整体计划的信心，有助于鼓励更多未登记的人们早日登记。 他也呼吁政府透明化接种者名单，以及向社会交代疫苗接种是否会被纳入开放跨州及跨国的条件中，让民众更了解政府抗疫计划。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5月3日（星期一）在吉隆坡所发布的媒体文告（2）： #kerajaangagal17－倘若紧急状态不能冻结司法，它怎么能冻结国会呢，后者是三权分立理论里的其中一个分支（其他两个是行政和司法）？ 首相署（国会事务及法律）部长塔基尤丁劝导政府部门主管在谈论法律时要多加谨慎，并在诠释法律时避免情绪化。 难道这个道理不也适用在内阁部长，尤其是作为首相署主理法律和国会事务的部长的他本人？ 我想要问塔基尤丁，倘若紧急状态不能冻结司法，它怎么能冻结国会呢，后者是三权分立理论里的其中一个分支（其他两个是行政和司法）？ 我要提及他最近的一篇声明，在紧急状态颁布的三个多月后，他才表示国会将会在对的时候召开，可能是在新冠肺炎紧急状态之前或结束之后才召开。这无疑就是恶棍当道和#kerajaangagal的最佳证明。 塔基尤丁这样子抱持着极为错误和荒谬的观念讲这番话，让人以为他现在掌控国会并可以决定国会召开与否，还有他比国会议长还更有权力和更重要，后者在他眼中根本不足而道。 塔基尤丁是否有意识到下议院议长在联邦优先名列里的名单上位居第13位，而内阁部长，包括首相署（国会事务及法律）部长的排位比前者还要低，位居第16位？ 所以一名首相署部长自视为可以单独决定国会召开与否的“国会总管”，是荒谬的。 要知道马来西亚宪法立定了三权分立的体系，没有任何部长，包括首相可以操控或推翻国会，否则国会对行政单位的监督和检验，并成为后者的宪赋制衡体系的理论就荡然无存。 国会召开与否并非由塔基尤丁或首相来决定，而是马来西亚宪法。所以，内阁包括塔基尤丁在内不容许国会召开的举措，已经违背宪法。 国会召开与否并非取决于塔基尤丁或任何其他部长咨询相关机构，如卫生部的劝告才决定的；而是由议长以及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寻求相关机构的劝告，然后才来决定国会召开时必要的防疫措施。 慕尤丁内阁很显然的已经颠覆了马来西亚宪法。 它不应该继续漠视和违反宪法，而是在本周三劝告国家元首召开国会，并将一些应对事务如防疫措施（笼罩在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阴影下）交给议长和相关国会委员会来处理。 回到当前的议题，塔基尤丁是否会认同各州警长由内政部部长而不是全国总警察长来决定的做法已经构成内政部部长滥权和不当行为的罪名，还有他是否会劝告内政部部长不要再侵犯全国总警察长的权限、权力和职务吗？ 林吉祥

鉴于砂拉越的确诊病例不断激增，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卫生部和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必须提高现有检测能力，以更好了解且掌握砂拉越的冠病局势，并透明化疫情数据，尤其决定是否实施另一轮的行管令。 俞利文指出，根据砂灾管会昨日报告，砂拉越所有地区皆出现确诊病例，这是自去年冠病爆发以来砂拉越首次全区沦陷，也说明了冠病在砂拉越社区中的流行程度。 他今日发文告补充，政府当局基本上没能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疫情绿区，如今砂拉越所有地区包括郊区的医疗设施都受到严重匮乏影响。 俞利文披露，即使砂拉越的确诊病例日趋增加，但当局仍未进行足够检测，这意味着确诊病例可能还会更多，病毒甚至已在社区中广泛的传播。 根据昨日（2日）公布的数据报告，当局是进行了4050次检测，结果出587宗的阳性病例。这也说明了昨天的阳性率为14.49%，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低于5%的三倍。 俞利文解释，在过去一周时间，砂拉越的阳性率一直保持在8-14%的范围内，足以表明砂拉越的检测工作严重不足。同时，砂拉越每10万人口的感染率也是全国最高之一。 他说，若仔细观察砂拉越的阳性病例，可以发现仍有很多的确诊率是来零星案例，或与感染群无关，可见病毒已经广泛渗透至社区当中。 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砂拉越积极展开检测工作，并透明化将情况报告给人民，比如在某区域出现确诊后就立即在区域上展开检测工作，通过迅速发现病源后建议在48小时内追踪完所有的接触者，并将他们进行隔离。 俞利文也说，砂灾难管理委员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也必须保持透明化，虽然他理解不要制造社会恐慌，但政府若只是为了安抚人心说一切处于控制之下，却又重复采用相同的步骤以期得到不同抗疫结果，这不过是政府的鸵鸟心态罢了。 尽管坊间对实施行管令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有关决策必须是根据科学参数和适当研究而决定。 俞利文坦言，实施行管令与否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决定，但根据目前已知的数据，包括感染率、阳性率、甚至加护病房的床位容量，当局可能在某些区域做出必要调配。此外，为了保护其他区域，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跨区限制，以免疫情扩散。 俞利文强调，政府的抗疫标准作业程序和执法也必须得到一致执行，同时，他强烈不同意砂灾难管理委员会给予“豁免”权力，选择性允许一些斋戒月市集或夜市营业，包括在高风险地区。 他说，本身能理解这当中对经济的影响，但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标准作业程序上往往出现双重标准，这也是导致砂拉越确诊案例激增的主要原因。 “如果政府实施行管令3.0，就必须得有更好的退场策略。我们不能一直实施行管令，并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以期将问题解决。还有，政府也必须考虑为那些受到行管令影响的行业给予帮助。” 无论如何，公众在政府抗疫任务上享有知情权，政府也必须向公众保证所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步骤。尤其当涉及公共危机，政府必须得到公众对抗疫系统的信心，最好方法是积极主动并保持透明化，确保不会存有任何双重标准。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1日在吉隆坡发表劳动节献辞： 民主行动党一众国会议员将与凯里会面，商讨如何加快对1605万名马来西亚劳动人口的新冠疫苗接种事项，以便加速落实经济复苏。 民主行动党一众国会议员将在下周与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会面，紧急商讨如何加速对1605万名马来西亚劳动人口的新冠疫苗接种事项，以便加速落实经济复苏。国盟政府未能管控好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马来西亚沦陷为亚太地区人均感染率最糟的国家。国内的公共卫生事项已是当下之急，为控制新冠疫情，没什么比提高人民的疫苗接种率更重要了。 第三波疫情日渐严重，因应眼下的状况，政府可能会针对一两个州属实施新一轮的行动管制令（MCO）。凡此种种，将阻碍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接下来之复苏。我国的失业率在2021年2月已增至4.8％或77万8千，当中，青年失业率为13.9％或34.万8千，是数十年来最高的。 令人沮丧的是，两名国盟政府的部长，即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以及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慕斯达，公开敦促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接受每月1千令吉的薪水。两位国盟部长表示，即便薪水低于希盟政府之前所设定的每月最低薪资1200令吉，总比没有工作来得好。 不遵守最低薪金政策的行为已然违法，一旦罪成将面对最高1万令吉罚款。两名位部长不仅未采取行动对付违例雇主，反而还鼓励雇主非法支付低于最低薪金的薪水予雇员。我们谴责这种背叛劳工权利的行为，两位国盟部长应该为他们的失败公开道歉，及采取具体步骤来维护最低薪金政策以赎罪。 为了挽救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挽救企业，国盟政府应该要兑现承诺以延长自动暂缓还贷款计划（不包括T20），并耗资65亿令吉推行Malaysia@Work计划。希盟2020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Malaysia@Work计划，旨在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在此计划下，失业的大马员工若找到工作，便可获得每月500令吉的薪金奖励，而雇主则每月获300令吉的聘雇奖掖，为期两年。 为了我国1605万名劳动人口，行动党愿意放下政治分歧，支持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与国盟政府合作抗疫，并挽救现有的工作机会和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2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国盟和马华几时要恢复制度化拨款予独中和三所民办大学学院，以及争取回惨被大幅度削减的华教拨款？ 2021年财政预算案大幅度削减华教拨款，少了7388万令吉或42%，而独中更是再次被排除在制度外，分文未得。至于3所民办大学学院，即南方、新纪元和韩江的600万令吉也惨被取消。国盟和马华几时要恢复制度化拨款予独中和三所民办大学学院，以及争取回惨被大幅度削减的华教拨款？ 希盟在2018年执政联邦后，历史性首次在2019年希盟财政预算案中，制度化拨款1200万令吉给独中，并在2020年希盟财案中加码到1500万令吉。马华60年做不到的事情，希盟在1年内就做到了，并获得华社的肯定，就连魏家祥也为希盟点赞。 可是，国盟通过后门执政后，2021年财案发展开销增加8.6%时，华教拨款不增反减，竟然少了7388万令吉或42%？华教方面只有华小拨款出现增加，获得7407万令吉。至于华中的拨款从2020年财案的2000万令吉减至411万令吉，即减少了1589万令吉或79.45%，而教会学校从5000万令吉减至2094万令吉，即减少了2906万令吉或58%，减少的幅度令人咋舌。 华教拨款分配 想当初2021年财案被提呈时，华社急于得知独中是否能在8亿拨款中受惠时，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就为国盟政府背书，指独中拨款未必是零。但随着财长证实独中及三院确实不获任何拨款，重重打脸魏家祥。 魏家祥随后向董总保证将尽最大努力，为独中争取财政部的拨款。但是，2021年已踏入第五个月份，却不见魏家祥有任何表示，独中及三所民办大学的拨款依然不见踪影。魏家祥及马华不要以为我国现在处于紧急状态，人民就无从追问华教拨款下落。马华应该明确向华社交代，是否会恢复制度化拨款予独中，以及争取惨被大幅度削减的华教拨款？难道静静和零拨款，就是马华给华社的交代？ 国盟联邦政府理应重视独中对国家的贡献，并延续希盟做法，拨款独中。我们也不期望国盟愿意给予更多拨款，但至少要恢复到和希盟时期一样的拨款数额。 马华有必要打破沉默，向华社交代国盟今年会否拨款予独中及三院。倘若无法争取到拨款，那马华就应该公开承认他们助纣为虐以保官位，向华社谢罪。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5月3日（星期一）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 #kerajaangagal16——前总警长慕沙哈山应该知道，即使过去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让错误延续下去，因为简单的道理是“错误的行为纠正不了已犯的错误” 我不知道前总警长丹斯里慕沙哈山打算做的是什么或说些什么。 他声称，政治家干预警队事务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在他担任总警长期间也发生过干预警队的情况，干扰了警队的运作。 他告诉《马来西亚前锋报》：“我在任期间，有政客要求警方释放他们的阵营成员，还有一些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州总警长下达指示。 “这些对调查的政治干预已经到了干扰调查的地步。” 慕沙哈山是失职的总警长，未能阻止这种对警队职能的政治干预。这解释了为什么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未能在2006年至2010年慕沙担任总警长期间，以及在2006年之前慕沙哈山担任副总警长时，成为独立、专业和世界一流的警察部队。 如果慕沙哈山担任总警长和副总警长时曾回应此类滥权和渎职行为，或者至少像阿都哈密这样坦率相告，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就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成为高效、有伦理、独立、专业和世界一流的警察部队。 让慕沙哈山宣布，他是否同意警队委员会主席兼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篡夺总警长的权力和职责，定夺高级警官的人事任命，是严重滥用权力甚至违宪的行为。 慕沙哈山应该知道，即使过去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让错误延续下去，因为简单的道理是“错误的行为纠正不了已犯的错误”。 马来西亚无法实现世界一流大国的马来西亚之梦，并在过去半个世纪处于衰落和倒退之中，一个个国家接连超越我们。这种演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高级官员对这个简单的道理一无所知。 慕沙哈山被任命为总警长有没有涉及类似的滥用权力和政治干预？ 或许没有，但是慕沙哈山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他给马来西亚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就是1998年安华首次因捏造的鸡奸案被审讯时，一张染上精液的床垫每天都被带进带出法庭。 讽刺的是，在他担任总警长和副总警长期间，我们有一位首相以出色的表现展开了他的首相职务。他成立了警队改革皇家调查委员会，由前首席大法官敦赛丁担任主席，前总警长敦韩聂夫担任副主席。 皇家调查委员会于2004年建议成立独立警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 如果已经成立了IPCMC，格纳巴迪不会在被警方扣留期间死亡，因为成立IPCMC是要终结在警方拘留期间发生的死亡案件。 如今，格纳巴迪家属的律师卡纳斯（K Ganesh）声称，任何人提供直接或间接信息，从而得以逮捕和定罪致死格纳巴迪的人，将获得10,000令吉的悬赏。 悬赏是由一位匿名捐助者提出的，据称他也曾是警察暴行的受害者。 回顾过去，慕沙哈山不能否认他在领导警队反对IPCMC提案方面的重要角色，以至17年后该提案仍未落实。 希望联盟政府即将成立IPCMC之际，却被喜来登行动的阴谋推翻，并迎来无能、后门、不民主、恶人政治和非法的政府。 慕沙哈山担任副总警长，后来又担任总警长四年，他对自己带领警队反对成立IPCMC会感到遗憾吗？因为这将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转变为独立、专业和世界一流警队的重要一步！ 慕沙哈山是否同意，整个慕尤丁内阁现在应该阅读或重新阅读皇家委员会关于警队改革的报告，以及报告中的125项建议？这份报告已于2005年4月29日提交给元首。 让我们都记得警队改革皇家调查委员会的以下两项调查结果： · “遵守规定的法律和人权标准。马来西亚法律大致符合联邦宪法中阐明的基本自由，而总警长常规指令（IPSO）规定的警察程序也大致符合人权要求。可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人员在执行这些法律和常规时，一直广泛地侵犯人权。这加剧侵蚀了警队的服务，并进一步破坏了公众对该重要机构的信任。”（第4页） · “有罪不罚文化：全世界越来越关注的是警队内部的‘有罪不罚文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也不例外。个人和系统性的腐败行为结合，加上缺乏透明度和监督的情况，导致不受内部和外部制约的警察文化。 · “有罪不罚的文化从内部滋长。当警官违反法律和法规行事却不会恐惧，也不会被调查或谴责时，有罪不罚的文化便开始发展。任何没有被调查或惩罚或在警察领导层中得到上级支持的不当行为，都会导致人们认为这种不当行为是被允许的。（第122页）” 慕沙现在是否支持总警长阿都哈密成功达成警队的共识，同意成立IPCMC？2019年5月，阿都哈密和警队的约20名高层官员与施政、廉政和反贪中心（GIACC）总监阿布卡欣会面之后，同意成立IPCMC。 马来西亚第13任总警长阿克里沙尼将于明天就职。他对IPCMC的立场是什么？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5月2日（星期天）在吉隆坡所发布的媒体文告（2）： 我呼吁为令人震惊的“监狱囚犯在隔离时私处被喷胡椒喷雾”的指控设立公开研讯。 有10名监狱囚犯的家属已经报警，他们在囚的亲属宣称在森美兰日叻务监狱隔离的时候被肆虐。 这些指控包括囚犯的生殖器和肛门被喷胡椒喷雾，导致他们无法大小解。 有些家属在昨天于蕉赖举行的记者会上陈述他们亲属所经历的虐待时掉泪。 其中一人拉瓦妮亚表示，她的丈夫卡莱亚拉山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 拉瓦妮亚这样说道：“他说‘如果我逗留在里面我就会死在牢里。我要不自杀，要不就被殴打至死。’” 她的情绪太激动无法再说下去。 根据她的报案书，她的丈夫在4月8日与其他21名扣留者在从芙蓉法院返回后，从马六甲的双溪乌浪监狱转移到日叻务监狱隔离14天。 按照他们的陈述，他们就在那边双手被拷起来被狱官用聚氯乙烯 (PVC) 塑胶管殴打，随后还被藤条、水管、椅子、木片和其他物件殴打，他们宣称他们如斯被打一个小时。 有些疑似攻击囚犯的人只是穿着便服，如短裤和拖鞋。 他们在被殴打后被命令两人一对进入一个房间，然后被命令除下他们的裤子和内裤，有一名狱官疑似在他们的私处喷胡椒喷雾。 然后他们据称被命令裸着身躺在地上。拉瓦妮亚宣称，根据卡莱亚拉山的陈述，囚犯们随后还受到更多的殴打，甚至一直进行到夜晚。 她的婶婶Elisha Teh也在记者会现场，她表示她们是在4月27日见到卡莱亚拉山，这也是她们今年第一次见到他。卡莱亚拉山在会面时就申诉他的生殖器仍在流血。 这22名疑似被虐待和殴打的扣留者都没有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除了一人因着肺痨而住院。 囚犯受到的对待连动物都不如，他们的人权完全被漠视，这是令人惊骇和完全不可接受的！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许多与监狱和警方扣留所有关的残酷、残暴和泯灭人性的令人发指的事件在翰沙再努丁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时期发生，就连退休在即的全国总警察长丹斯里阿都哈密也在他上周五的告别记者会上申诉，翰沙在他目前的任期结束的四天前政治干涉警方，让其不能成为一支独立、专业和世界级的警队。 我在上周三呼吁为甘那巴蒂的死亡设立公开研讯。他是一名贩售牛奶的商贩，下有两名各五岁和七岁的孩子。 甘那巴蒂是在他被警方逮捕协助调查后入住士拉央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接近一个月后死亡的。 死者母亲宣称她的儿子被拒绝接受医药治疗，他在扣留期间被殴打，导致重伤。 40岁的甘那巴蒂是在2月24日被逮捕，以协助调查他一名被警方通缉的兄弟。 他是在3月8日被释放的，但随后却入住士拉央医药的加护病房。 他60岁的母亲塔娜雷朱米表示，她的儿子告诉她警方用塑胶喉管殴打他。 他的家属宣称甘那巴蒂的健康是在他逗留在警方扣留所的时候衰弱的，并导致他的脚部肿胀和刮伤，好像他被殴打似的。 我对国大党所提议的为甘那巴蒂的死亡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表示欢迎，但不幸的是，国大党部长即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却不敢在内阁里提出这个议题。 国大党也呼吁设立谈论多时的独立警察申诉及不当行为委员会（IPCMC）。但同样的，沙拉瓦南不敢在内阁中提出IPCMC的议题。 设立IPCMC的想法是皇家警察委员会于2004年首次提出的。 自此之后，我们历经了三任首相，而曾经在2019年担任内政部部长时承诺设立IPCMC的第四位首相却依然在这个事件上犹豫不决。 马来西亚人民务必发声要求为“监狱囚犯在隔离时私处被喷胡椒喷雾”事件以及甘那巴蒂的死亡设立公开研讯。 国会被冻结难道就是为了让特定政治领袖可以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吗？ 林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