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针对马来西亚国际反贪日主题的新闻文告： 加强制衡机制和问责文化，恢复地方选举才是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配合12月9日的国际反贪日，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推介我国反贪日主题为“地方政府对抗贿赂者”（PBT Against Bribery），希望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努力，让地方政府官员也能举报贿赂案件，一起对抗国内日益严重的贪污现象文化。 地方政府缺乏制衡机制，也失去问责能力的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国民诟病的严重问题，在地方政府施政无从制衡与监管的情况之下，要求地方政府举报自家部门的贪腐行为，犹如要求耗子看粮仓。 反贪会副首席专员（防范）拿督斯里三顺巴哈林日前指出，目前160万名公务员当中，只有0.01%，或只有343名公务员敢于挺身而出，举报各自部门及机构的贪腐行为，此外，根据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年10月，共有2607名公务员涉贪被捕，半数是来自执行组别。 这样的数据显示体制内的制衡和监管是完全失败和失效，但这一点都不稀奇，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阵执政时期，反贪会沦为打压政敌的工具，甚至爆发赵明福枉死冤案；喜来登政变后，上台的国盟政府陆续撤销国盟领袖的贪腐指控，包括前首相纳吉的继子里扎、前沙州首席部长慕沙安曼以及最近的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 甚至谣传前首相夫人罗斯玛、前副首相阿末扎希、前部长阿末马斯兰、依沙沙末、邦莫达和阿兹阿都等涉及贪腐案件的国阵领袖，也将会被撤销监控，如此荒唐之举，对国际反贪腐日不但是莫大耻辱，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打击贪腐行为更如同缘木求鱼。 当前，我国的3级政府机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唯有联邦和州层面赋予人民选举权，地方政府则采取委任制，且主要施政权力由公务员来执行，县市议员的执政及问责权限非常有限，从公民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不健全且严重缺乏问责效能。 我国的选民，基本上每5年才投一次票，以选出联邦和州政府，在联邦直辖区的选民，因为没有州政府选举，更只拥有一张选票而已。在这种每5年才行驶一次选举权利的政治氛围和结构下，公民政治并未普及，民主政治参与也并没有扩大。 即便是换了新政府，政治问责和体制改革仍举步艰辛，希盟政府执政22个月内更多次面对保守势力反扑，让社会舆论被少数极端论述绑架。 政府和反贪会若真正要杜绝地方政府的贪腐行为，应正视地方政府缺乏制衡、监管及问责的问题，这也真正是造成地方政府贪污滥权的关键原因。因此，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才能真正打击地方政府贪腐泛滥的现象，从而保障国民的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警告，要求世界各国政府正视新馆疫情沦为腐败温床的危机。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卫生危机，都不约而同采取激进的经济措施。然而，由于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一些政府部门或机关为了快速取得效果而操纵贸易合规、监督和问责，从而为腐败创造了可乘之机。 腐败消耗大量资源，使之无法惠及有需要的民众，破坏了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加剧了疫情所暴露出的巨大不平等并阻碍了强劲复苏，只有采取有效的腐败缓解措施，包括加强各级政府的制衡和问责机制，才有可能让我们走出疫情影响，迎来全面复苏。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质问卫生部，为何决定选择价格便宜的PCV10作为国内婴儿和儿童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接种？因为PCV10可以保护的肺炎球菌血清型种类其实不及PCV13多。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本身欢迎政府实行有关疫苗接种措施，同时这也是希盟执政时期的倡议之一。当时希盟宣布将在今年把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接种（PCV）纳入国家免疫计划（NIP）里，以为2岁以下大马儿童提供PVC接种。 不过，俞利文担心政府或会因为贪小便宜反而吃大亏，导致我国儿童错失更好的疫苗接种，甚至无法为我国儿童提供足够的免疫保护。 根据世卫组织在2019年针对“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立场声明，虽然PCV10疫苗价格较为便宜，但如果以5年内进行评估，相较于PCV10，使用PCV13估计可额外省下6亿9600万令吉费用。 显然，使用PCV13可以达到节约成本效果，以及在国家免疫计划下带来成本效益。 更重要的是，PCV13是全球最广泛使用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目前已127个国家将之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当中，至今已发配超过10亿剂的PCV13疫苗。 俞利文指出，尤其是PCV13疫苗提供最广泛涵盖的血清型种类保护，也包含了血清型3、6A和19A，因此是允许在马来西亚使用。 他也说，实际上，我国儿童最为常见的肺炎球菌是由血清型6A和19A引起，而PCV10疫苗并未涵盖这两种血清型。由此可见，PCV13疫苗可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侵袭性肺炎球菌病（IPD）提供更广泛血清型涵盖。 根据医学研究所数据显示，在马来西亚，PCV13疫苗可以涵盖86.1%的侵袭性肺炎球菌病（IPD），而PCV10只能涵盖62.9%。 他补充，在我国，血清型19A占IPD的11.8%，而血清型6A则占IPD的10.6%；至于血清型3、6A和19A共占5岁以下儿童IPD的23.3%，以及占50岁以上成人IPD的32.5%。 此外，其他国家的血清型3、6A和19A占IPD比例，分别是泰国18.0-18.8%、菲律宾19.3%、台湾23.8%、以及印度11.1%。 俞利文还说，使用PCV13也带来其他临床效果，尤其是对5岁以下儿童，包括： a）保护5岁以下的我国儿童在抑制IPD降低对青霉素的敏感性； b）对社区内感染肺炎（CAP）疾病带来正面影响，这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主要原因之一； c）在国家免疫计划纳入PCV13后，中耳炎（OM）明显减少。 尤其在马来西亚，中耳炎的总体患病率为13.8。而美国、英国、以色列和日本也证明了PCV13疫苗有效降低了5岁以下儿童的中耳炎发病率，包括因血清型6A和19A引起的中耳炎。 因此，俞利文认为卫生部必须清楚说明政府决定购买PCV10而不是PCV13的决定，包括整个交易过程的透明度、购买PCV10与PCV13的成本差异、以及是否通过公开招标程序进行竞标。 “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不会浪费任何资源，并且确保人民享有最好的福利照顾。”

柔州民主行动党组织秘书兼文打烟州议员黄益豪于2020年12月9日发出的文告： 1.前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在收贿案中获释，这令人怀疑国盟政府是否将逐步撤销国盟领袖的贪腐指控，也将令人民和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丧失信心。 2. 随着东姑安南获释，这证明国盟政府只是嘴上说打贪，实际上做的却是对贪污选择性政治提控！ 3. 反贪会对于前财长林冠英的案件却能神速调查，然而对于前国阵领袖所犯下的贪污案却因为新证据为由需要拖延，令人其背后动机是否双重标准！ 4. 反贪会日前指出160万公务员中仅有0.01%，也就是343名公务员举报部门贪腐，然而国盟政府都不能捉大鱼或鳄鱼时，又如何能指望能够基层公务员主动打击贪腐呢？ 5.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国盟政府面对贪腐都选择性提控时，自然难以鼓励公务员依照廉政标准独立行事，更令人担忧公务员将有样学样，上贪下贪，使马来西亚贪腐问题更加严重。 6. 经过希盟大力打击贪污行为的努力，马来西亚的2019年贪腐印象指数提升10名，排名的提升不仅显示民众对希盟廉洁的肯定，更能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减低不必要的生意成本。 7. 然而，喜来登政变后，国盟政府却已经释放前首相纳吉的继子里扎和前沙州首席部长慕沙安曼，如今又再释放东姑安南，令人怀疑涉及贪污案的纳吉、罗斯玛、阿末扎希、阿末马斯兰、依沙沙末、邦莫达和阿兹阿都等将被国盟政府陆续释放，免于法律的制裁。 8. 公众有权力知道释放的理由和调查进展，而非一句会继续调查而敷衍了事。 9. 如果国盟政府没办法向大众仔细交代，这等同于漠视贪腐行为，那么人民自然难以对这个后门政府产生任何信心，投资者更不会被吸引到马来西亚进行投资。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0年12月9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惠誉（Fitch）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BBB+后，也分别下调国油公司（Petronas）和马电讯的信用评级，显见评级降级带来不利影响。马来西亚公司需为降级付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失去信心。 如果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继续忽视惠誉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政治不稳定及缺乏治理标准和透明度，则人民将为此付出更高代价。首相应停止其为了个人生存而牺牲国家利益的自私行为，同时亦别再拒绝国会对他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以否定其已失去多数议席的普遍观念。 首相应停止通过政治委任为官联公司的董事或主席，以换取政治支持。其中讽刺的是，话望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拒绝了委任他成为国油顾问献议，因为他认为这项委任已经违宪。 选择个人政治生存，而非国家经济生存，有可能导致我国需面对未来评级再被下调的风险。如果首相依然拒绝听取惠誉的两大关注点，那么财政部明年欲通过财政整顿以来解决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的努力，注定会失败。 截至2020年9月杪，政府整体债务及负债高达1兆2570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7.3%。这大大高于希盟政府执政时的记录。截至2020年9月杪，国债达到8743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7%。但是，财政部巧妙地使用联邦债务法定限额的计算方法，将其设定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6%，低于我国60%的法定上限。 政府将今年财政赤字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明年的财政整顿措施将有助于将赤字减少到5.4。财政部未通过借贷来增加开销，以鼓励经济增长，挽救工作、企业和生计，反之选择在明年减少开销，以保住我国信用评级。显然的，我国明年的财政整顿措施并未能打动惠誉。这使得我国经济陷入“两头不到案”的局面，即明年对人民的开销不足，却又未能说服独立评级专家相信我国信誉良好。 首相非常清楚我国已无力挽回主权信用评级，皆因他未能解决惠誉所提出的两大主要问题，即政治不稳定和治理不善。首相明年应增加政府开销，并通过借贷来挽救工作、企业和生计。他应该调整路线，额外增加450亿令吉以保护经济增长，这一数额相当于他在今年提出的经济振兴配套的金额。 林冠英

亚庇国会议员兼沙巴行动党秘书陈泓缣2020年12月9日国会文告： 行动党籍亚庇国会议员陈泓缣附和该党秘书长林冠英“政府应大量金援旅游业者”的言论，并提议旅游部于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中的9400万令吉发展拨款，可以改为针对惨遭疫情冲击的旅游业者的财政援助。 昨天（12月8日），也是峇眼国会议员的林冠英于昨日旅游部委员会阶段辩论时指出，政府应向旅游业提供大量财政援助，以弥补2020年首9个月总值540亿令吉的收入损失。 陈泓缣同意林冠英的意见。他指出，如果目前苦哈哈的旅游业者没法捱过这一场因为疫情来袭而带来的经济寒冬，任何要发展旅游业的拨款都是“言不及义”、没法达成发展的目标，并且没有意义的。目前而言，目标应该放在让目前的业者可以继续生存，避免大量业者转去别的行业。 他指出，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旅游部发展拨款方面，含有编号80001（私人/公共合作伙伴）拨款3900万令吉；编号01400（基建措施维修）拨款2800万令吉；以及编号94000（市场推广）拨款2700万令吉。 这3项拨款，加起来共9400万令吉，比号称2020旅游年的6700万令吉发展预算还要高。他质问，当苦哈哈的旅游业者并没有获得太多的金援时，有什么理由不是旅游年的2021年，旅游部的发展拨款要比2020年的高？ 就算国盟政府宣布有10亿令吉的PENJANA旅游融资计划，然而银行的严格把关造成业者难以申请。如果这些财政援助（诸如融资贷款、延迟贷款等）都由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监管发放，饱受整年生意不好的旅游业者如酒店业、导游等只会继续被边缘化。这或许迫使他们做出艰难并剧烈的决定，退出旅游业转行，这只会造成旅游业的人才损失和外流。 总括而言，行情不好时，政府不应吝啬，反之应该给予财政援助，协助旅游业者。 “现行的6百令吉员工津贴是不足够的，旅游业者应该获得更多员工津贴。旅游部预算下编号80001、01400、94000总共9400万令吉的发展拨款，部分或全部，应该转为针对业者的直接金援。肯定的，这是对旅游业者的及时雨，让他们可以在疫情冲击下，渡过难关。”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在国会发布的媒体文告： 我支持达祖丁教授的立场——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应该被替换，因为他不适合在多元社会中担任任何公职。 两天前，我问伊党领导层是否准备训斥沙努西，因为在拆除兴都庙的事件上，他以椰花酒为比喻，发表了无礼、不敏感和不可接受的种族性言辞诋毁批评者。 我也质问伊党领导层是否无法分辨对与错、公正与不公正。 伊党领导层是否已经来到这样的境地，以至于不论伊党领袖做了什么都不会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非穆斯林会犯错。伊党领导层可耻和丢脸地违反了伊斯兰的教义，争辩即使穆斯林领袖是腐败的，穆斯林选民也必须支持穆斯林领袖而不是廉洁和诚实的非穆斯林领袖。 伊党领导层充耳不闻的回应就是答案了。 沙努西没有为自己的无礼、不敏感、不可接受的种族性言辞道歉，反而告诉批评者若不理解他的话，可参加国语班，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 达祖丁教授表示，作为马来西亚人和穆斯林，沙努西犯下了四宗“严重罪行”。 显而易见的是，我国不能有一个不尊重马来西亚作为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敏感性的州务大臣或公务员，因为这违反了国家原则第五条“培养德行”。 伊党领导层从未宣布支持五大国家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人应允许伊党领袖公开违反五大国家原则。 林吉祥

我国的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维持四位数，累积病例即将超越中国，显然国盟政府疏于优先抗疫，而沉迷于政治游戏。 截至12月8日，大马的新冠肺炎累积病例已达7万5306宗，中国则有8万6661宗。如果我国的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四位数飙升趋势，恐怕累积病例将在两星期内超越中国。 我国目前的疫情恶化，多数感染群来自工地和工厂的外劳宿舍，但是，国盟政府领袖后知后觉，防范意识薄弱，直至本月才开始采取亡羊补牢的强制外劳检测措施。 其实，被誉为全球抗疫典范之一的邻国新加坡，曾在4月间爆发外劳宿舍感染群。这项致命的防疫盲点，当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探讨，并发现外劳宿舍的拥挤居住环境，更容易传播病毒。 然而，国盟政府3月上台以来，抗疫政策明显没有汲取邻国经验，不仅缺乏先见之明，也无法防患于未然，导致外劳宿舍防疫漏洞的事件，如今在我国重演，甚至引发社区感染，造成人心惶惶。 国盟政府对于抗疫反应迟缓，却在政治斗争上表现异常积极，州属政变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至今仍未停歇。其中，9月的沙巴选举更引爆我国的第三波疫情，可见国盟的强项不在于抗疫，这是人民有目共睹的。 虽然国盟政府乐观预测大马经济将于明年复苏，但抗疫能力不足，新冠肺炎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重挫消费者信心，而拖延本地经济复苏，我国史上最庞大的财案（2021年财政预算案）会否因此沦为纸上谈兵？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0年12月8日在国会的演讲稿： 政府应向旅游业提供大量财政援助，以弥补2020年首9个月总值540亿令吉的收入损失，并纠正2020年和2021年酒店入住率分别为61.1%和58.4%的错误预测。  我国现正面对政治不稳定、经济衰退和新冠疫情这三重危机，而旅游业首当其冲。我国因未能解决这三重危机而蒙羞，成为自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个被国际信贷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下调评级的东盟主要国家。 旅游业因新冠疫情而遭重创，旅游业今年1月至9月之间的入境游客为430万人次，相比起去年同期的2010万人次，下跌了78.6%。这也导致我国首9个月的旅游业收入只有126亿令吉，同比去年的661亿令吉，下跌了80.9%。 旅游业在今年首9个月遭受的540亿令吉惊人损失，使旅游业陷入瘫痪，不仅酒店、旅行社和运营商面临倒闭，还威胁到航空业，人们亦随之失去工作。尽管行动限制有所放松，但随着我国昨日有1600宗新冠确诊病例，旅游业仍需依赖于支持系统。 我国新冠疫情比印尼还糟糕，据报道，印尼每百万人口就有2096宗病例，而我国每百万人口有2234宗病例。我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总数(7万2694宗)预计将在未来10天超过中国的8万6619宗。 遗憾的是，国盟联邦政府完全缺乏充足的财政援助措施来弥补旅游业540亿令吉的收入损失。财政援助和贷款不足，而最大的抱怨则是难以从 。 然而，政府继续采取鸵鸟方式，预测2020年的酒店入住率平均为61.1%，而2021年为58.4%。这种错误和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测将无助于旅游业的生存。 政府应向旅游业提供大量财政援助，以弥补2020年首9个月总值540亿令吉的收入损失，并纠正2020年和2021年酒店入住率分别为61.1%和58.4%的错误预测。与其同时，银行不应让企业难以借贷。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在国会所发布的媒体文告： 国会行政历应该调整，在12月16日针对2021年度预算案表决之前，纳入信任动议，作为针对惠誉降低评级的辩论的结果 希望联盟主席理事会有关针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进行信任动议的呼吁，应该获得全体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国盟政府的国会议员。这是因着惠誉降低马来西亚的主权信贷评级的缘故。 惠誉降低评级的事件不能轻易被政府和国会所漠视，因为这攸关慕尤丁作为第八任首相和他的巨型内阁的威信和合法性，而他们只能透过信任或不信任动议来保住他们的威信和合法性，如此慕尤丁政府的“后门”政府的称谓才能告一个段落。 慕尤丁政府在上台10个月后依然不敢让信任或不信任动议在国会呈上和表决，是极为不幸的。马来西亚人民究竟还要等多久呢？ 眼下惠誉降低评级的事件是在财政部部长东姑再夫鲁向国会呈上2021年度预算案的大约一个月后发生，这等于国际对这份预算案投下不信任票。这更加突显出信任或不信任动议的辩论和表决的必要性。 且让我问慕尤丁为何他如此惧怕国会里的信任动议，还有他是否也害怕霹雳州议会上周五所发生的事，那就是一个信任动议导致霹雳州务大臣被拉下台，也可能会在国会上演，并促使他从首相位子下台？ 难道慕尤丁的第八任首相职位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即使国际已经透过惠誉降低评级来投下不信任票，他也不敢在国会面对信任或不信任动议来挽救他自己？ 为此，我呼吁国会行政历应该调整，在12月16日针对2021年度预算案三读表决之前，纳入信任或不信任动议，作为针对惠誉降低评级的辩论的结果。 至于要如何调整国会行政历，以在2021年度预算案三读表决前，纳入信任或不信任动议的表决，就有赖于政府和在野党议员去商讨。 我们当然不能对评级机构的观点唯命是从，要知道马来西亚和全世界都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瘟疫，它在肆虐一年后愈加恶化，导致接近6800万宗的病例，其中有超过150万人病逝。接下来数个月的情况预计会更糟，尽管新冠肺炎疫苗的发展已经加快。 马来西亚目前正面临着因沙巴州选而起的严重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并在昨天录得1600宗的单日新增病例。 我们的新冠肺炎累积病例即将在本次国会会议于12月下半月结束之前超越中国，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有14亿，而马来西亚的人口是3200万。 我们理应在非常时候有一份非常预算案，但不幸的是，东姑再夫鲁的预算案是一份在非常时候端出来的非常普通的预算案。 我们固然必须在非常时候做非常的事情来帮助弱势群体，但正如马来西亚知名经济学家佐摩提醒政府那样，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可以贪污或滥权的借口。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如哥梅兹也警告说，马来西亚正挥霍重组经济以纠正固有的结构性失衡的契机。 惠誉报告书里合理及有力的批判应该受到回应。 马来西亚必须敢于开展搁置已久的改革，比如说，财政重整、更多的透明度和问责。 人们可以在惠誉报告书的字里行间解读到质疑2021年度预算案策略的尖锐信息，比方说，没有改革的“刺激配套”，或以开销来解困。 评级被降低会造成数个直接冲击： 1）它将会影响马来西亚政府的借贷成本； 2）潜在的投资者，无论是国外还是本地的在马来西亚投资时会三思而后行。   我们在市场的强大力量释放的时候，却迎来黯淡的前景。 值得留意的是，其他评级机构或许会跟上脚步将马来西亚的信贷评级降低，但东盟其他国家的评级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被降低。  慕尤丁的恶棍当道政府是否有能力展开我们迫切需要的痛苦改革呢？ 这些都是会在因惠誉降低评级而引发的信任或不信任动议的辩论时所提出的疑问。  林吉祥

慕尤丁刚上任，就理直气壮表示会以打击贪污为首，然国际透明组织近日发表2020年全球腐败晴雨表（亚洲地区）报告指出，有71%受访大马公民认为大马政府贪腐，而39%国民认为，在过去的12个月，贪腐的问题还继续恶化。 对于大马子民而言，大马贪腐的问题多年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前首相纳吉掌权的时代，爆出的一马丑闻，震惊全球。希盟上任后，多名国阵领袖都接着被提控上庭，而纳吉的SRC案件也在今年被法庭定罪。 希盟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在《2019年贪污印象指数》从排名第61名，提升10个排位，上升至排位51名。除了大刀阔斧地解决前朝重大的贪腐案件，希盟也破天荒让在野议员出任公账会主席一职，以便在野党可以更有效率的监督执政党，加强制衡，以杜绝发生任何的贪污舞弊案。 失望的是，今年年初，国盟的喜来登行动，让希盟打击贪腐的成果功亏一篑，纳吉继子5项纳用一马公司资金、慕沙阿曼的46项贪污罪和前伊党署理主席纳沙鲁丁16项失信罪都相继的被释放。更何况，新瓶装旧酒，国盟以内的最大党正是国阵，为此，国民对国盟的不信任也是预料之中。 尽管慕尤丁，在夺权上任后，不断排挤有案在身的国阵领袖，但只有少数优势执政的国盟政府，背后还是非常依赖这群贪污滥权的领袖支持，因此，对于国盟是否会打击贪腐，国民请别抱有太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