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指出，民主行动党全党上下，此时此刻必须给予秘书长林冠英最强大的支持，因为我们深信，“廉政”是林冠英从政的最核心价值，不论身在任何岗位，都绝对不会动摇。   他说，槟州海底隧道案件，显而易见是最新一宗的政治迫害，目的是要在大选前夕，抹黑林冠英的廉政形象，以达到低毁行动党和希望联盟的目的，让选民感到疑惑，以制造朝野政治人物都有滥权贪污的印象。   他指出，多年来，从安华到林冠英，一直都是备受这种乌贼战术与手段打击的反对党领袖！   也是兼蕉赖区国会议员的陈国伟，今早在民主行动党蕉赖国会选区联委会丶妇女组及社青团的联席会议上致词时说，林冠英是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 在马来西亚威权的政治体制下，林冠英近35年以来的政治记录，都证实林冠英是民主行动党中央领袖当中，被迫害，被打压，被诬蔑最多的对象之一。   “自从林冠英接任秘书长职后，他更处于被政敌针锋相对的刀刃上，敌营千方百计以假新闻，网络诬蔑，司法检控等，试图斗臭斗垮林冠英。因为敌营以为，砍掉了林冠英这一面旗帜，就能彻底瘫痪行动党，所以自2008年3月第12届全国大选后，行动党执政槟州以来，林冠英可说是党领袖当中，面对最多含沙射影丶含血喷人的诬陷，甚至连他家人都频频受到牵连。”   他呼吁行动党全体党员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林冠英被诬陷，以及许多党领袖被抹黑，是后门政府迫害忠良的新常态。 “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国家民主体制的缺陷，以及执政党领袖的素养，都会让政治改革派付出残酷的代价。故此，我们党要化悲愤为力量，积极做好选战准备，用大选来推翻后门政府，光大行动党和希望联盟的改革宏图。”   陈国伟也呼吁行动党和希望联盟的广大支持者，保持横眉和热血。 “林冠英被司法检控，除了考验大马的司法独立，也考验人民对改革国家的热情和使命，能否继续延烧下去，那就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用神圣的选票，还政于民，将休克的改革，重新唤醒，别让后门政权，扼杀了人民对国家持续进步的希望。”   他形容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林冠英是信守廉政的人民公仆，他有信心，人民力量和司法正义最终会伸张，还林冠英一个公道！   他说，行动党今天起也发动为期一个星期的公众募捐运动，为林冠英的百万元令吉保释金筹款。 这项筹款行动若有余额，将充作该党总部应付下届全国大选的基金。  

针对反贪会的提控，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他绝不贪污，更不曾收取贿金，所以在法庭否认有罪。 “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是存有政治动机，故意破坏我的声望的指控。” 林冠英强调，我们严厉打击贪污，所以我们不会涉及贪污。 他说，“我已向反贪会表明，没有接收过任何的贿赂，但反贪会在调查过程中，不曾要求我出示银行户口是否拥有百万令吉的款项，或者是否存有大笔现金。” 林冠英重申，海底隧道是公开招标的工程，至今未收过工程的一分一毫。 林冠英表示一切交给法庭来审理证明他的清白。 他说，“就交给法庭作出判决，来证明我是无罪的。” “我要感谢到现场来声援的领袖和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是干净和廉洁的。“ 让我们为更干净和公正的马来西亚继续抗争。 林冠英重申，我们对抗贪污，我们绝对不会贪污，法庭将会证明他的清白。

民主行动党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于2020年8月6日发表的文告: 联邦政府应考虑暂停对自杀未遂者的起诉 本周，又有一名自杀未遂的幸存者被法院起诉并判刑。根据刑事法典第309条，这名失业的28岁男子由于试图自杀而被吉隆坡推事法庭罚款3,000令吉，该刑罚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副检察官Nurilya Ellyna Nor Azmal要求法院判处适当的刑罚“以为教训”，因该男子给各方带来许多不便。 由于新冠肺炎的爆发及行动管制令的推行，使马来西亚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受到损失。失业、减薪、因着社交距离而造成的社会疏离、疾病的流行及不断更改的标准作业程序都是这些失业者的主要压力因素。 早在今年的3月28日，沙登医院已有一名接受新冠肺炎观察的病人自杀。 同年4月，一名来自诗巫的20岁男子因害怕无法回到家乡，再加上手中的余额有限而自杀。此事件也根据了刑事法典第309条进行调查。 6月，一名失业的42岁男子试图用玻璃窗的碎片刺伤自己，也被吉隆坡推事法庭判处了一个月徒刑。 警方表示，从行动管制令（3月18日）实行开始截至6月9日，全国共有78起自杀事件，这显示马来西亚人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压力。去年的同一时期有64起自杀事件。 根据前首相署法律部长刘伟强的说法，总检察长办公室（AGC）于2019年12月通知他，最早可在2020年6月将自杀未遂合法化的修正案提交国会。 然而，当现任首相署法律部长达基尤丁哈山议员在议会上受到俞利文议员（古晋国会议员）的询问时，他说总检察长办公室仍在研究阶段。 在研究法律的同时，我强烈要求联邦政府考虑暂停对自杀未遂者的起诉。重申非政府机构和精神健康提倡者的呼声：那些试图自杀的人需要帮助，而不是监禁或罚款，更重要的还有那些失业并且受到新冠肺炎危机影响的人。 我们不应该将自杀未遂视为一件麻烦的事，而是庆幸一个生命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幸存者活了下来，我们是否应该支持他们并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还是将他们再一次推向深渊？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0年8月6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 就连高盛集团也承认仅支付25亿美元予马来西亚政府，以解决其联同马来西亚领袖及朋党欺诈一马公司的案件。 国盟联邦政府以39亿美元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达致和解，免除了高盛与马来西亚领袖及朋党欺诈一马公司（1MDB）的共犯责任，这所谓的“好交易”受到猛烈抨击，但国盟却对批评保持沉默，显示了国盟在公告利益和重要性问题上缺乏公信和透明。 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就连高盛也承认他们仅会支付25亿美元，而不是39亿美元。高盛于2020年7月24日针对与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和解协议的文告，证实了以25亿美元解决马来西亚对高盛的全部刑事和监管程序，得益的是高盛，而非马来西亚。其中，不只是17名现任及前任高盛董事的刑事案件获得撤销，也不会再就有关一马公司的事项，对高盛、其子公司、或其任何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除了前员工雷斯纳（Tim Leissner）和黄宗华（Roger Ng））提出诉讼。 高盛在其文告中指出：“该协议原则上将支付25亿美元予马来西亚政府，并担保马来西亚收到被世界各地政府单位扣押的至少14亿美元的一马公司资产。高盛对相关资产进行了估值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相信有关资产担保将不会为公司带来重大风险。” 换言之，高盛声称向马来西亚提供的14亿美元资产担保，以回收被世界各地政府单位扣押的一马公司资产，并不会导致高盛对此需支付任何的重大款项。高盛面对的将仅限于其承诺偿还的25亿美元而已。 这也应证了前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在2020年8月3日针对与高盛的“好交易”的回应：“……关于14亿美元（约59亿7000万令吉）为和解一部分的误导性言论。无论如何，马来西亚都会从美国司法部取回这笔资产，这与高盛的和解无关。这是因为希望联盟政府在2018年5月执政后，与美国司法部建立了良好关系。换言之，马来西亚取回这笔14亿美元的权利，无论如何都是独立于与高盛的和解协议。” 显然的，高盛是以牺牲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达致了这项好交易，仅以希望联盟初始索偿75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即25亿美元，就从一马公司丑闻中脱身。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是否已弄清为何会少了50亿美元，并向马来西亚人民做出充分解释？ 林冠英  

针对玛拉公司（Mara Incorporated Sdn Bhd）被指在澳洲置产有人涉嫌收取回扣的丑闻，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指随着澳洲媒体报导，指当地警方已于本月9日在墨尔本提控了一名涉案男子后，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应该指示总检察署及反贪污委员会，重新展开调查。 她说，根据澳媒《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导，在澳被控者Boon Lye Teen是被控涉嫌于2013年在一起房地产交易案中，贿赂我国的官员。 她说，这项丑闻是随着澳洲媒体《世纪报》（The Age）及《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揭发大马高官和政治人物涉嫌在墨尔本置产收取回扣后公诸于世，并指涉及的房产遭提高了475万澳元（约1425万令吉），以便支付回佣给“大马官员”。 “媒体指墨尔本推事庭的文件显示，相关的房地产本来是1785万澳元（5355万令吉），但过后却遭到以2260万澳元（6780万令吉）脱售，并指当中的475万美元（1425万令吉）是用作支付“大马官员”。 她指出，目前，全球的目光皆关注在我国总检察署及反贪污委员会的下一步行动，包括是否会调查在上述案件中被指涉案的“大马官员”。 “由于在上述提控中有两名大马的'中间人'被点名，即Zach Zainal和Erwan Azizi曾表明要收取相关的1425万令吉，以便作为支付给“有影响力的大马官员”，因此，调查单位应该与澳洲方面合作展开调查，而追查这两人的下落，相信并不难。” 她指出，有报导指，前玛拉主席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曾在2016年3月18日将相关文件交给反贪会；而前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依斯迈沙比里也曾于2017年11月30日指，反贪会差不多完成了该案的调查，同时反贪会也等待澳洲方面提供相关交易的证据。 “无论如何，4年后的今天，反贪会至今并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因此希望随着于9日的提控后，反贪会与总检察署能有进一步行动。” 她说，国盟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曾一而再重申，国盟政府将会强力打击贪，因此目前正是慕尤丁坐言起行，重启这起于2015年被揭发的贪污案调查工作，否则，大马对政府与人民来说，这都是一项耻辱。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8月5日（星期三）于国会发表文告： 作为政府的宣传主任，赛夫丁阿都拉无法捍卫我国良好名声，彻底失责！ 身为通讯与多媒体部长，赛夫丁阿都拉应该在媒体错误报道我国情况时，站在第一线捍卫我国良好名声。但是，他不仅无力反驳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还火上加油使用高压手段对付该媒体机构。 赛夫丁昨日在国会的回答一目了谈，慕尤丁政府之所以使用《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第22（1）条文对付半岛电视台，是因为后者得罪了政府。 所以目前情况是—国盟政府使用一个他们自己都承认过时、排队等待修正的法令，来报复媒体，这根本就是滥用权力。 更重要的是，赛夫丁自己作为通讯部长失责就算了，不应该拿“前线人员”做挡箭牌。他在国会答复时说，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冒犯了我国前线人员，但事实真相是，制作该新闻专题的半岛电视台曾经要求政府回应、解释，但政府却没有这么做。 如果媒体从业人员误解或甚至错误报道政府当时的做法，作为通讯部长，赛夫丁也应该使用正确管道澄清与说明。可惜的是，他彻底失责。他不仅没有透过媒体说明真实情况，或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前线人员在抗疫方面面对的挑战，他却使用高压手段骚扰媒体。 部长一边说他会维护媒体自由，一边却使用高压手段让媒体噤声，社会大众又怎么可能会相信他说的话？ 没错，希望联盟在短暂执政的22个月里，来不及改革、修正所有过时法令，但我们也没有用这些法令对付媒体。更何况，无论是本地还是国际报告都肯认一点，我国媒体自由在希望联盟执政时大跃进。 令人莞尔的是，赛夫丁阿都拉竟然怪罪希望联盟没有修改过时法令，难道他自己当时不是希望联盟内阁部长？他不仅是希望联盟的部长，他还是希望联盟的总秘书！ 或许他一点都不希望马来西亚人想起他之前担任外交部长，不但没有成功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与《罗马规约》，甚至还导致国内炽烈反对声浪的事实，而那些积极反对的人，就是现在和他一起坐在国盟政府里的人。

实旦宾区国会议员/砂民主行动党主席张健仁于2020年8月5日发出的文告： 贸消部证实，将会延续之前实行的白糖进口开放政策，允许砂拉越和沙巴的食品加工厂从外国进口白糖，让砂拉越和沙巴的食品加工厂在本地及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 我在国会会议上提呈的问题如下： “询问贸消部长，贸消部是否会继续让砂拉越和沙巴的食品加工厂从外国进口白糖，因为从外国进口的白糖价格比西马糖厂更便宜。” 贸消部长的回答如下： “贸消部会继续允许食品加工厂从外国进口白糖，以鼓励食品加工厂生产出在本地及国际出口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白糖进口开放政策是我在2019年担任贸消部副部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原理很简单，在2019年1月，国际原糖（raw sugar）价格是每公斤1.20令吉。而马来西亚的两间糖厂却以每公斤2.70令吉售卖白糖给砂拉越和沙巴的食品加工厂。政府允许食品加工厂自行从外国进口白糖，可大幅度减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当时，砂拉越和沙巴全部有向贸消部申请白糖进口准证的食品加工厂，皆获得批准，没有一间食品加工厂的申请被拒。 这项政策协助降低本地食品加工厂的生产成本，并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与其以每公斤2.70令吉的价格向国内两家糖厂购买白糖，这些食品加工厂只需介于每公斤1.80令吉就可以向外国的糖厂买到白糖，为他们省下数十万令吉的生产成本。 其实，白糖开放政策有分两个阶段实行，首阶段为，允许砂拉越和沙巴食品加工厂进口白糖。 白糖开放政策的第二阶段则是允许商家直接从外国进口白糖，与西马两家糖厂竞争，以便砂拉越和沙巴的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白糖。 遗憾的是，在第二阶段的开放政策实行之前，希盟政府就已垮台。 以下图表为国际糖价： 图表显示，自2018年3月，国际原糖价格介于每公斤1.30令吉，而在过去5年，国际原糖价格最高只是每公斤2令吉。 如果贸消部可以实行第二阶段的白糖开放政策，国内市售的白糖每公斤应该最高也不过是每公斤2令吉，而不是目前的每公斤2.85令吉。 因此，既然国盟政府愿意延续之前希盟实行第一阶段的白糖进口开放政策（让砂沙两州的食品加工厂从外国进口白糖），我呼吁国盟政府也应实行第二阶段的白糖开放政策，即，允许商家们自接从外国进口白糖，让消费者受惠。

“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仍然反反复复，以砂拉越情况为例甚至可说第二波疫情已经来袭。政府宣布从8月1日起开始落实在公共场合强制佩戴口罩，但是砂州警察总监表示还没接收到来自武吉阿曼相关作业程序准则。” 砂行动党青草路支部筹备主席陈国彬对种种迹象表明国盟政府在对抗第二波疫情时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而表示担忧。 陈国彬表示，在他之前的文告中就指出，在抗疫时政府需走在疫情之前，而不是在出现感染源后才不断的追踪。 就在第二波疫情来袭前，许多国会议员和社会人士都要求国盟政府落实强制佩戴口罩的条例，但基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抗疫上的乏力，导致如今马来西亚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来袭。显然政府在应对第二波疫情时并没有做足充分准备。 国盟政府直到后来才宣布从8月1日起落实强制佩戴口罩。先前因驾驶私家车未戴上口罩被罚款的民众将可以要求退款，这正是基于相关作业程序至今仍未公告全国以致，全国执法单位甚至民众都陷入混乱中。 “罚款可以落实，但必须合理。目前我国的罚金为1000令吉，相较于澳洲200澳币（约609令吉）、法国135欧元（约665令吉），明显的马来西亚的罚款是偏高。” 他表示，由于慕尤丁目前的政府幕僚仅仅是有着简单多数议席的支持，所以政府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巩固政权上，这正是导致抗疫乏力的主因。国盟政府太公分猪肉的行径正好印证了这说法。来自伊党的司法部长达尤丁哈山表示，目前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国盟国会议员都将被委任到国联公司（GLC）任职。而慕沙阿曼趁着疫情肆虐都还想着颠覆沙巴政权可见国盟内的巫统派系简直就是枉顾了民众安危。为了政权，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权益置身在民众利益之上。 同时也是张健仁特别助理的陈国彬呼吁国盟政府别再花钱在巩固政权和政治委任上。应该将这些钱用在扶助中小型企业上，因为中小型企业才是可以真正为国家带来利益的。即便银行不愿意掏出64亿令吉协助大马人民延后还贷。64亿令吉足以支撑770万人申请个人贷款和24.5万家中小型企业国盟政府从这些政治委任中所省下的钱财完全足够以资助全国人民度过这艰难时刻。 “在砂政盟的支持下，人民已经为这个后门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针对卫生部长阿汉峇峇表示我国的医患比例乃迎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全民医疗卫生（Universal Healthcare Coverage）目标，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认为这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出实际情况，尤其是在沙巴和砂拉越郊区，以及西马半岛原住民徙置区对医生的迫切需求。 他补充，即使我国有着很高的医生和病患比例，但卫生部仅以该比例来概括整个标准，是无法反映出实际情况。这也可能意味着在大城市，例如巴生谷地区的医疗人员过剩，但在郊区方面却是严重匮乏。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有关比例基本上是显示整个国家医疗人力的平均水平，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尤其是在各州就会出现不同情况，例如沙巴的医生和人口比例是1：856，而砂拉越则是1：662。 他补充，如果以更仔细且深入角度去分析，特别是在城郊之间差距，就可以更逼近的看到实况。尤其在砂拉越215间的郊区诊所，其中45.6%即98间诊所只有医药助理和护士在营运。 此外，根据2018年总稽查司报告，我国的急诊及创伤部门（ETD）乃面对人力和资金不足，及超负荷工作量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医护人员在工作上出现倦怠，甚至影响患者的护理质量。 为了迎合世卫组织的全面医疗卫生原则，俞利文表示政府需要从多层面进行考量，包括人口覆盖、充足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可负担的医疗服务。 他重申，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更重要是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分配，尤其是在郊区的迫切所需。 俞利文还指出，卫生部也必需解决当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寻求奖励方式，让医生和医护人员前往医疗人力匮乏的郊区提供服务。 基于我国的医疗人力方面仍迫切需要更好的投资，因此，俞利文希望卫生部不要以病患比例作为借口，不去吸纳更多医护人员投身在公共服务领域。

希望联盟妇女组于2020年8月5日发表文告： 对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西蒂再拉在社交媒体（有关Instagram贴文已删）作出疏于保护儿童权益的行为，希望联盟妇女组表示遗憾且失望。 副部长将拜访谋杀案受害家属孩童的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的行为，引发网络疯传，甚至传至主流媒体，《前锋报》2020年8月5日便刊登了孩童的照片和姓名。 希望联盟妇女组强调，副部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与疏忽，违反了保障儿童权益、福利及安全的儿童法令。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作为处理马来西亚儿童课题的主要政府部门，副部长理应更重视儿童权益，以身作则成为公众和媒体界的最佳榜样。 这些孩童的悲惨处境不应被公开广传，更不应被投机分子利用以博取政治支持。 希望联盟妇女组呼吁各造包括国民联盟政府领袖和《前锋报》，理解并尊重现有的法令，以保护马来西亚的孩童。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傅芝雅 国家诚信党妇女组主席艾曼阿蒂拉 民主行动党妇女组主席章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