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配套没惠及中小型企业 方贵伦促政府重新检讨

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2020年3月29日文告: 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促慕尤丁重新检讨所推出的振兴配套,勿让中小型企业雪上加霜。方贵伦认为,该振兴配套无法真正帮助中小型企业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也忽略了中小型企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无法真正的帮助中小型企业。 限制行动管制令延长14天至4月14日令各行各业大伤元气。此前,各中小企业因中美贸易战的关系,生意已经大受影响。如今,再因为疫情及管制令的关系,生意更是一落千丈,惨淡经营,苦撑硬守。在此艰难时刻,各商家们除了面临零收入的窘境之外,还须支付员工的薪金、缴付租金等琐碎费用与开销。政府若有意协助中小型企业,就不应在其中增设不合理的条规。 “虽然该振兴配套中的1000亿用作支持商业及中小型企业的用途,但政府并未有详细的说明。甚至,相关配套有着不合理的附加条件,如:申请者需证明公司一月至现在的盈利减少了50%,才能从政府那儿得到600令吉的员工薪水补贴,而且还规定雇主必须付全薪予员工。政府要真正帮助中小型企业渡过经济难关,就不应该设下‘只有一月至今的盈利受损50%才可以拿到薪水津贴’如此强人所难的条件。” 其实真正打击中小型企业的,正是日益严重的疫情和行动管制令。不少企业的生意都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也就是3月份开始至今大量骤减,有者甚至是失去了收入来源,面临入不敷出、血本无归的惨况。再加上,政府规定雇主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仍须付员工全薪假期的措施。这造成了中小型企业在面对营运停顿的同时,还必须支出的双重财务负担。若疫情恶化导致行管令再次延长,我国中小型企业恐将面对倒闭、员工失业的情况。而被解雇的员工到时则会面临只能领取政府的些许援助金,却没有收入的窘迫。 方贵伦表示,“行管令期间造成的影响,包括收入方面的问题,应是政府、雇主及员工三方应共同承担的责任。政府应全面接洽中小企业,商讨如何以实际行动协助受影响的中小型企业。政府应效仿邻国新加坡和其他西欧国家提供给雇主至少三个月员工薪水80%的津贴,以缓解雇主面对的财务问题,而不是提供那如杯水车薪的三个月600令吉津贴。政府也应提供更多商业刺激方案,并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方贵伦呼吁政府体恤中小企业商家的困境,若中小企业商家支撑不住,将会面临裁员,甚至结束营业的困境。也将会令马来西亚面临失业率上升的机率,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去工作,从而衍生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希望政府能为雇员及商家解决此棘手难题,减轻商家的重担,采取两全其美的有效措施与计划。 最后,方贵伦强调,在此奋斗的时刻,保护安全和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马来西亚人必须携手坚强对抗疫情。

市民受疫情冲击 方贵伦:隆市政厅应降低门牌税免税

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在面对行动管制令期间,为了减轻以及帮助人们渡过难关,他吁请吉隆坡市政厅考虑调低门牌税,甚至免除小贩与商家的营业执照费等税收。 方贵伦说随着首相宣布再延长行动管制14天,在这近乎一个月的管制令期间,可以预测人民生计百上加斤,尤其是收入中下阶级的贩商们。而在吉隆坡市中心一带的贩商们更是深受其害。 如中央政府提供600马币作为无薪假员工的援助,国能电费折扣等。同样的,我希望吉隆坡市政厅可在其权限能力下,提供各种援助,帮助人民。昨天,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努亚慕沙宣布该部门将推出关爱计划“Wilayah Cakna”以协助各个前线人员以及低收入小贩,如免除政府租用房者三个月租金,小贩政府租用档口免除三个月租金等。 方贵伦吁请除了以上这些援助外,政府可以考虑减低吉隆坡各个居民与贩商店屋的门牌税,给予至少50%的折扣以减低人民的负担,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许多中下收入的商家无法正常营业而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减低门牌税有助于减低他们的负担。而在茨场街(Petaling Street),半山芭综合商业场(ICC Pudu)等地方的小贩们除了免三个月的租金外,也可以考虑在过后的几个月给予50%或更高的租金折扣。因为就算行动管制令解除后,我相信市场经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恢复,政府在这期间更需要协助低收入的族群。 除此之外,吉隆坡一带有数百间的住宿场所和酒店。方贵伦吁请联邦政府财政部考虑归还之前所税收的每晚十令吉的旅游税,在过去两年的旅游税税收即2018与2019年总税收额大约2亿5千万。政府应将旅游税归还于业者以减低因为2019新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以及展缓税收接下来数个月的旅游税直至市场经济康复为止。以展示政府是真正的以民为本,让人民减少后顾之犹。 最后,方贵伦也呼吁吉隆坡市政厅应时时刻刻更新2019新冠状病毒病例的选区分布图,让人民了解实况已经时刻可以提高警惕和关注,以免被疫情感染。

降低疫情扩散风险 方贵伦:建议新政府延长学校假期

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说随着我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已上升至428宗,我国目前已进入后期遏制(Late Containment),他建议新政府将学校假期,从一星期延长至少一个月,以减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在学校内传播的风险,这是避免传染病扩散的最后措施。 方贵伦建议,全国中小学从3月14至22日,为期一个星期的学校假期,延长一个月,以免冠病疫情传播校内传播,造成学生、教师及家长人心惶惶,尤其一些学校的学生缺席率已日愈严重。至于大学和学院,他则建取消所有课程,并以线上教学取代。 他指出,我国卫生部总监亦已发出通令,于4月30日前的任何活动聚会或凡涉及人群众多的地点,尽量避免参与以及出现在该场合,以免受到疫情的感染。 他指出,儿童也是感染冠病的高风险群,政府须依据疫情的严重性采取学校停课的措施,以减低儿童受到感染的风险,尤其教育部须关注学生在校中的安全,并趁假期期间,在校内进行消毒工作及采取各种卫生的防范措施。他也劝请家长在学校假期期间,尤其此关键时刻,减少带孩子外出旅游,避免让孩子去聚集之地,以免被疫情感染。

没有改革共识,同床异梦的70人内阁

慕尤丁终于宣布其内阁名单,正副部长人数总共70位,比希盟政府的55位多15位,在世界各国都极力精简政府加强效率的潮流下,国民联盟政府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 人口比马来西亚多四倍的日本,安倍晋三内阁正副大臣人数为45人,台湾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人数则为43人。对比之下,慕尤丁如此臃肿的内阁,是因为人才太多,不委任部长太可惜;还是因为人才太少,需要多委任几个部长来分担解忧? 一叶知秋,让副首相悬空,改为委任四个高级部长,以及增加多位部长与副部长职位,目的是要平衡国民联盟成员党之间的势力,典型的“把蛋糕做大”人人有份的概念,这项改变自然无助于行政上的效率,反而将加重行政成本,可以说,慕尤丁内阁是个政治意义大于管理意义的产物。 虽然慕敏派系26议员中有23名受委,成为大赢家,但也可发现这布局背后暗藏玄机,慕尤丁仍要面对土团党内的挑战,而敏派的重任则是要替土团招安及吸纳公正党,壮大土团党的力量,避免土团党在未来被巫统及伊斯兰党蚕食,显示新内阁充满间隙难以齐心。 此外,希盟政府上台后的重要体制改革,即瘦身内阁与缩小首相署规模上的努力,已在政变后化为乌有,国民联盟臃肿的内阁不仅是国家的退步,也与民意背道而驰。诶?等等,或许后门政府没有民意基础,何须顾及人民意愿? 简而言之,体制改革是希望联盟的重要议程,人民也为此选择希盟;反观,国民联盟只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合作,并没有改革议程,决策时无视与牺牲国人利益,前者是为了国家搞政治,后者只是为了政治搞国家。

再借2.5亿给养牛公司? 慕尤丁应追回旧账而非再给贷款

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暨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于2020年3月9日发表文告: 慕尤丁应善用职权与关系追讨“公寓养牛案”欠款,而非再次贷款予国家养牛公司。 慕尤丁任相后应善用职权,协助大马人民追讨国家养牛公司所拖欠的债务,为他当年担任农业与农基部长期间,批准这项“公寓养牛丑闻”项目而负起责任,给国人一个交代。 根据财政部的声明显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国家养牛公司仍未偿还联邦政府的欠款高达2亿5361万8455令吉03仙,该巨款包含了利息及逾期未还的所罚利息。 希盟政府早前已入禀法庭,向国家养牛公司追讨这笔拖欠许久的巨款。然而,就国民联盟执政不到两周,该公司竟要求政府加速批准另一笔2亿5千万的低息利息贷款,在旧账未偿还的情况下,却还想再向政府贷款。 公寓养牛案于2011年被揭露,执行该计划的国家养牛公司为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家人所拥有,他们被指控挪用养牛计划的资金,在新加坡购买1间价值新币410万,以及两间总值3460万令吉的豪华公寓单位。 此外,虽然农业部官网阐明养牛计划将饲养6万头牛,但实际上从2008至2010年只饲养了8000头,而国家养牛中心计划更花约1亿4000万令吉来饲养这8000头牛,比农业部认定的成本还贵出22倍。 如今,慕尤丁也与巫统领袖们处在蜜月期,他应善用首相职权以及巫统领袖们的救国诚意,协助国人追讨这笔2亿5000万的债务,证明国民联盟政府是个“全民”与“廉洁”的政府,而非再度给予2亿5000万的低息贷款予莎丽扎家族的国家养牛公司,图利朋党。

希盟坚持原则站稳立场,拒接受“大联合政府”建议

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暨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于2020年2月27日发表文告: 希望联盟同仁一致推选安华为首相人选,并非是U转或反马哈迪的表现。 当初马哈迪宁愿辞职也不愿意跟巫统合作,而获得希望联盟的继续支持。但是,他随后提出的“大联合政府”建议,则需要我们深思: 一:“大联合政府”不再以政党为组织单位,这违背了509大选人们对希望联盟的委托。人民当初选择的是希望联盟,而不是全国所有政党。 二:“大联合政府”意味着这是一个包括希望联盟、巫统、伊斯兰党、阿兹敏派系等等的政府。这已超越希望联盟的底线,我们不会跟叛徒或贪腐议员共组政府,“大联合政府”也相对是个后门政府。 三:“大联合政府”将导致首相及政府权力过大,没有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起到制衡监督的作用,对于国家民主是极度危险的。 基于以上三点,在以国家利益与政党原则为前提下,希望联盟拒绝接受“大联合政府”建议。为此,我们选择支持安华任相,以维护希望联盟框架。 支持安华出任第8任首相,是希望联盟的共识,这项共识也在第14届大选时被人民所接受。 希望联盟面对大是大非,决不能以原则为交易。

方贵伦回应许子根的历史谬误

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暨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于2018年3月25日,回应许子根之文章《谁是华教刽子手?》: 前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先生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论版的一篇题为《谁是华教刽子手?》的文章,充满着历史谬误,文内多次掩盖重要的历史真相,抽离1980年代的历史时空背景来误导舆论,并且含沙射影我党时任秘书长林吉祥为“华教刽子手”。 许君之文,大意如下: “我国《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对母语教育的杀伤力非常大,该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在适当时刻,能够把任何华文与淡米尔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甫中选的许子根声称与其他的马华民政领袖,就21条(2) 这个课题与巫统高层私下探讨解决方案。” 许君笔锋一转,即表示: “马华民政要在内部争取的努力,却因为民主行动党在国会提出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的私人提案而遭到破坏。” 民主行动党要在国会提出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21(2)条文的私人提案,这本来就是当时广大华社的心声,也是行动党的责任所在,何错之有?单单这一段,就可以看得出许子根为了推卸争取不力的责任,而诿过于行动党。 许君之文,至少在2处犯下历史谬误,不敢在文中坦诚,企图误导不了解历史的读者。第一,关于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21(2)条文的议案,行动党并非在1983年才在国会提出要删除。自1966年建党以来,民主行动党就极力推崇多元文化及多元语言政策,要求当局在政策上及法令上公平地对待各源流教育。 我党两位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的领袖陈庆佳和陈国杰,更为此付出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及扣留长达4年零9个月。 在1980年6月20日,即许子根尚未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前,林吉祥已经在国会提出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的动议,并明确表示这才是保障华小永远不变质的最佳途径。 由此可见,通过议会民主手段,要求删除对华教不公的条文,一直以来都是民主行动党的抗争手段。许子根把我党的抗争诠释为“破坏马华民政内部争取的努力”,更突显了马华民政在国阵体制内当家不当权,而巫统更从未曾正视过华社的诉求和心声。 第二,许君忘了自己为何会代表民政党上阵。1980年7月3日,时任巫青团团长哈芝苏海米呼吁国阵政府,执行1961年教育法令 21(2)条文,掀起了捍卫华印小学的热潮。针对苏海米等人所发表的要关闭华印小学的极端言论,行动党先由李霖泰及古布三美两位同志向吉隆坡谐街警局报案,而稍後也邀请各政党,社团代表共商及寻求有效措施,以捍卫华印小学在宪法上的地位。 当华文教育再一次面对巨大的危机,这一次华教界决定派出许子根等文教界人士,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国阵,纠正国阵。1982年全国大选,国阵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54个国会赢得132席的辉煌成绩,其中马华上阵28席赢得24席,而民政角逐7席也胜出5个,可谓取得大突破。反观民主行动党,只能赢下9个国会议席,其中3席是来自砂拉越。 许君却(故意?)忘记在文章提起这一点,即当年华社是全面支持他们打入国阵,以便能够纠正国阵,在政策及法令上维护华文教育。然而事与愿违,最终结果却是许君等人打入国阵,被国阵纠正,致使董教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并在之后的大选撤回对他们的支持,与反对党合作推动两线制运动,以维护母语教育的权益。 这些事实和史实,为何许子根不敢提?是刻意忘记还是有愧于心不敢面对? 许子根尚欠华社一个公道,我必须提醒许子根,他应该为当年辜负华社广大的支持,诚诚恳恳地向华社及华教道歉,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通过媒体平台发表历史谬论,推卸自己争取不力的责任,并诿过于民主行动党和林吉祥。

方贵伦:国阵不敢认领4亿资金,做贼心虚!

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暨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于2018年2月28日,针对“瑞士没收一马公司4亿资金”一事发表文告。 国阵不敢认领4亿资金:做贼心虚 民主行动党全国财政方贵伦痛批国阵政府做贼心虚,不敢认领被瑞士政府充公的4亿令吉巨款,让全体马来西亚国民蒙受巨大的损失。 根据《当今大马》的转载报道,瑞士财政部长Ueli Maurer宣称,瑞士金融市场管理局(Finma)两年前充公涉及一马公司案的4亿令吉资金无人认领,因此瑞士政府准备把这笔巨款收归国库。 瑞士金融市场管理局此前发现三家银行卷入一马公司洗钱案,并没收了共1亿400万瑞士法郎(马币4亿令吉左右)的非法盈利。这包括瑞意银行(BSI)的9500万瑞士法郎、皇家顾资银行(Coutts & Co)的650万瑞士法郎,以及安勤银行(Falcon)的250万瑞士法郎。 1月22日,瑞士金融市场管理局执行长Mark Branson表示,只有“直接受害者”才能通过瑞士法庭,索取款项。当该局决定充公数家瑞士银行通过服务一马公司或相关公司所获的盈利,并没有任何受承认的受害者出面索取。 “显然地,国阵政府做贼心虚,不敢认领这笔巨款。因为若当局出面交涉,要求瑞士政府归还这笔巨款,就间接承认了国阵政府涉及这项震惊国际的洗钱丑闻。” 也是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的方贵伦表示,一旦希盟在来届大选赢得中央政权,必定向瑞士当局追讨这笔巨款,归还给马来西亚人民。 他强调,希盟和国阵不一样,希盟并没有窃取国家的金钱,不怕面对瑞士政府和真相,而且4亿令吉的巨款,不应该就这样落入他国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