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证书考生何去何从? 火箭议员建议在线考试等措施

民主行动党政治教育局副主任兼万宜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及民主行动党国际秘书兼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于2021年9月6日发表文告促请政府尽快且安全地举行法律执业证书(CLP)考试。 众所周知,冠病疫情阻碍了国家考试以实体的方式进行,严重影响了数个群体无法进阶到下一阶段的职业生涯。 首当其冲的是每年拥有1500至2000名想要考取法律职业证书(CLP)的考生。要获得马来亚高庭或沙巴和砂拉越高等法院的律师资格,通过这项考试是一项先决条件。 示意图 今年7月17日,大马律师执业资格鉴定局(LPQB)宣布,2021年度的法律职业证书考试预计将在2022年2月至4月期间举行,唯需获得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批准,考试何时举行因而没有明确日期。 毫无疑问,当局没有公布明确的考试时间,也没有通知考生最新的进展,对2021年度的这批法律职业证书考生的极为不公平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10个中小企业的求助呼声

民主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于2020年4月6日(星期一)发布的媒体文告: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求助呼声。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3月27日月宣布的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随即引起中小型企业的哗然,指振兴经济配套遗漏了他们。我已等待逾一星期,观察政府是否会聆听中小企业的心声。尽管多次会见主要部长包括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以及交通部长拿都魏家祥,仍然未见援助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的特别方案。 让我举出以下例子,显示中小型企业没有得到振兴经济配套的帮助: 例子1:购物商场的小型连锁餐厅业者  有一名小型连锁餐厅业者拥有3间分店。业者雇用30个员工(每间分店有10人),而大多数是食物制备人员和服务员,每人月薪3000令吉左右(包括津贴和超时工作)。这代表业者每月需为员工们支付大约10万令吉,包括缴付公积金和社险。 这名业者选择不提供外卖服务,因为她不想要员工为了上班而暴露于感染风险。然而,她仍需为每间分店缴付每月5000令吉的租金,因为购物商场没有豁免店租。 她很可能无法受惠于政府推出的每月600令吉员工津贴,因为她必须关闭其中一间分店并裁减10个员工,以保留现金流量。而且,她也要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额外花费一笔至少10万令吉的管理费。 例子2:非必要物品的小型制造商 这名小型制造商的产品被认为是“非必要”。他的工厂作业雇用大约20人。基于贸工部在行管期仅允许生产“必要”物品的工厂继续开工,所以他的生产线已完全停止。 这间公司的客户大多数来自于海外市场。由于该公司未能按时交付,海外客户已决定寻求其它国家的供应商。因此,该公司在行管期不仅面对收入亏损,还失去了今年的主要客户,预料该公司在行管期结束后也难以找到其他客户,以补偿损失。 该公司可为大部分月薪少于4000令记得员工,申请每月600令吉的津贴。不过,该公司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寻找新客户的同时,将倾向于解雇员工。 例子3:小型酒店业者 一座海岛度假村的小型酒店业者雇用了10个服务员和一个酒店经理。政府实施行管令,等同于至少一个月无收入,加上没有人知道行管期何时结束,这间酒店甚至无法在近期接受本地客户的订房。 业者集团以贷款方式收购这间酒店,所以业者感激暂缓还贷6个月的措施。但是,业者对于生意前景感到不确定,所以开始认真考量破产,而非再借贷以维持酒店的营运。如果酒店选择宣告破产,业者将不会留用任何员工。  例子4:小镇的小商贩 这名小商贩在一座小镇租店卖文具,在行管期几乎零收入,仍需缴付2000令吉的店租。他没有在网络平台售卖产品,因为大部分客源来自于当地人,而且,其产品售价难以与网络商家竞争。 他雇用5个本地员工,并将为员工申请每月600令吉的薪金津贴,但是,他不懂如何“稽查”销售收入数目,以证明生意额从2020年1月以来跌超过50%,所以他可能需要花费一笔钱查账。 他希望行管期后的生意回流,却对生意是否能经营下去感到没信心。他可能在行管期花费了近1万令吉支付所有经费,对于一个小镇的小商贩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将导致他的现金流量处于危险的低水平。  例子5:长途巴士业者 长途巴士业者雇用大约50个巴士司机,大部分服务跨州路线,即从吉隆坡往返其他州和地区(包括新加坡)。  业者在行管期暂停所有巴士服务。他雇用的巴士司机月薪达3000至4000令吉,包括津贴和超时工作,而600令吉薪金津贴杯水车薪,因为高昂的管理费每月超过10万令吉。 他不期望生意将在行管期结束后回流,预料今年开斋节人流将比去年少,经济前景黯淡,所以难以继续支付50个巴士司机的薪金,以符合每月600令吉薪金津贴的条件。  例子6:小型健身房业者 一名业者经营的三间健身房,位于巴生谷市郊商业区店屋。他的生意收入来自于订购模式,客户需预付1个月、3个月、6个月或一整年的费用。 虽然他在行管期还有足够的现金流量维持生意,但订购模式无法证明他的生意额从2020年1月以来跌半,所以他不符合600令吉员工薪金津贴的申请条件。 他仍需缴付3间健身房总计超过1万令吉的电费和店租,以及1个经理和6个教练(每间店2人)总计超过1万令吉的薪金。因此,他可能在行管期结束后关闭一间健身房,并解雇2个教练。 例子7:活动策划商 活动策划商负责策划企业活动,例如年度晚宴和颁奖晚会。这间公司雇用接近100人,因为策划大型活动需要大量人手,以进行协调工作。  有些员工属于该公司发行部的内容创作者,负责创作视频、文章和企业稿的内容。大部分员工已在该公司服务超过五年,并享有高新(每月超过4000令吉)。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很多活动被迫延期或规模缩小,加上卫生部总监已劝告未来6个月不应举办大型集会。该公司在毫无选择下,启动职员自愿离职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600令吉的员工薪金津贴和电费折扣无助于该公司度过难关。 例子8:非必要物品的经销商 一名为服务业提供非必要物品的经销商,雇用大约10人。他的产品从海外进口,但滞留在巴生港口。 因为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混乱,他不能从仓库运出产品,以交给客户。当他可以送货给客户时,却被告知必须等到行管令结束后才能收款,因为非必要物品不可在行管期卖给客户。 如果行管期延长至四月杪或更久,就算获得600令吉薪金津贴,他也会担忧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支付10个员工薪金。 例子9:中型律师行 她是一间中型律师行的三名合伙人之一,雇用大约20个律师,其中三分之二律师每月薪金超过4000令吉。 由于律师行的收入或账单收费根据个案而定,她与合伙人不确定行管期的收费是否从2020年1月起减少50%。而且,600令吉薪金津贴甚至不够支付每名律师的收费。 因此,她必须作出艰难决定,包括解雇高薪的非合伙资深律师。 例子10:东马的印刷业者 东马的印刷业者印制横幅、海报、农历新年和开斋节贺卡、红包和青包封、企业记事本等等。 业者雇用大约20人包括平面设计师和市场销售员。他的生意因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而放缓。他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可以维持营运2个月。  可是,他不确定是否要用到国家银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的特别援助担保基金(SRF),因为他不想增加债务,也不确定可否在6个月暂缓还贷期之后继续营业。同时,他必须根据预测的收入,思考今年可以保留多少个员工 。  这些例子不代表全部中小型企业,但是,他们表明了服务及制造业目前面对的挑战,直接或间接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和行管令的影响,媒体也广泛报道这些业者和公司的困境。 中小型企业的求助呼声,似乎没有被政府听见。他们面对三大挑战:一、在行管期支付经费的挑战;二、行管期结束后的2020年不稳定经济环境的挑战;三、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包括行管期延长或今年内会有另一段行管期)。  在行管期的第三个星期,政府会否听见他们的求助呼声,或是对于他们的求助呼声充耳不闻? 王建民

疫情严重冲击经济 王建民:贸工部可扮演领航角色

新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阿兹敏及林万峰副部长已宣誓入阁,这也表示他们在未来会面对更多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国家正面对新冠疫情扩散的危机以及经济衰退,新内阁部长面对的是更加巨大的挑战。 在面对疫情肆虐和经济遭到冲击的时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这个部门可以扮演导航的重要角色,可说是责任重大。前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暨万宜区国会议员王建民,以他过去担任副部长的经验和希盟政府已经做出的应对措施,就这个关键时刻提供给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正副部长一些建言。 疫情带来供应链中断问题 王建民建议成立一个类似国际贸工部用以监督中美贸易战效应的特工队,来收集和监督在新冠病毒疫情下首当其冲的制造业相关数据。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灾情严重的湖北汽车零件生产以及广州的电器与电子生产(E&E)受到干扰,导致我国的制造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疫情带来的冲击,源自于中国的原料供应降低将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产量,特别是电器与电子产品。2020年1月的进出口分别下降了1.5%和2.4%,相信 2020年2月的进出口率会更加惨淡。 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需要处理的是因中国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困境,如何减少依赖程度,阿兹敏部长会如何带领贸工部和我国的制造业走出寒冬呢? 2020年APEC峰会的挑战 我国是2020年亚太经济峰会东道国,有责任取得21个成员国的共识,于今年11月开会时发表领袖联合声明,更重要的是,对以另一个目标(布城目标,也许?)来取代将在今年杪届满的茂物目标。 随着2019年取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峰会以及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APEC峰会未能发表联合声明,而2020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APEC峰会更备受瞩目以及面对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政权意外更迭的节骨眼上。 而新任部长阿兹敏所面临的直接挑战是负责4月20日至21日所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MRT),而贸工部部长将主持本次会议,而副部长将代表马来西亚。 王建民表示,政变可能会推迟委任亚太经合组织的公关顾问,而遴选公关顾问也攸关重要,毕竟公关顾问是代表国家发言的人,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历经了政变,公关顾问的发言更要谨慎恰当。 王建民说,“阿兹敏部长和副部长要如何继续执行APEC峰会,他们所展现的领导能力和坚定的远见也是关键,特别是考虑到全球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让印度重返谈判桌 王建民说,部长必须和其他贸易部长合作,如何让印度重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桌。此外,部长也必须决定是否重启陷入僵局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贸工部的职责之一是如何让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谈判双赢,因为谈判需要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细节有深刻的了解,而且也需要了解有关国家的立场以及每位部长的个性。 对于重新启动马来西亚—欧盟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有很多好处,特别是因为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和越南已经与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印尼和泰国目前正在与欧盟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很重要,不仅因为我们不想在看准市场的机会上落后于邻国,而且我们更希望向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发出明确的信号。 好消息是,之前贸工部已经初步与包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岛在内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进行初步的合作讨论。 工业4.0 政策 工业4.0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在希望联盟政府下推出的其中一个重大政策,超过500家中小企业已获准参与工业4.0准备评估,以及100个已有合格的评估员进行评估。针对已经接受RA 评估的公司,贸工部也在今年年初推出高达50万令吉的补助金计划。2020年的计划是将RA评估扩展到至少500家以上的公司。 王建民希望这样的“国家工业4.0政策”策略可以被延续,因为这些恰恰是传达贸工部的愿景和计划的策略,以建立中小型企业对政府的信任,建立更强大的网络,共同将马来西亚的产业带入数码时代。 “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准备的钢铁业白皮书正在最后定稿中,它将概述整个行业的发展道路。白皮书概述的一点是业界的整合及有利这个进程的奖掖。部长必须在照顾国内现有业者及新进企业加入市场中取得平衡。” 王建民也指出,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正拟定新工业大蓝图,为未来10年做规划,制造业政策也在准备中,这项政策对汽车业非常重要。其他在拟定中的包括电器和电子业大蓝图,这项都有助国家工业发展的持续性。 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直接投资(DDI)的奖掖措施和机会 新任贸工部长阿兹敏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友善投资政策的持续性,以留住投资者,毕竟这些机会是一直存在的。 王建民表示,他在今年年初就期待着将马来西亚进一步定位为寻求多元化和扩张机会的投资者战略要地。 其中一个政策就是隶属贸工部底下的InvestKL机构所设立 的“中国投资特别渠道” (CSC),其首要任务是从中国寻求投资机会。其他的政策包括在2020年预算案中宣布拨款50亿令吉以作为国内和外国投资为期5年的奖励措施。 由于魔鬼藏在细节里,而部长的任务是需要特别注意要如何去设计和实施这些奖励措施。其中一项希盟的做法是,可以有效地去落实这些细节的其中一个平台是由财政部长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共同主持的全国投资委员会(NCI)。 王建民建议贸工部关注8大工作范畴: ●管理供应链干扰 ●达到2020年亚太峰会“布城目标” ●外来直接投资及国内直接投资奖掖和机会 ●工业4.0政策 ●2020年国家汽车政策 ●钢铁业白皮书 ●对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策略 ●第四新工业大蓝图和其他工业相关政策

为什么敦马哈迪“一人政府”计划无法被接受和不可行?

首先,我要感谢敦马哈迪近日公开澄清,他辞掉马来西亚第7任首相的原因之一是,他无法接受巫统加入新政府。最初,行动党也是基于这个原则立场才邀请马哈迪续任希盟的首相。但是,敦马哈迪却建议组建一个由政治人物和无党派人士所组成的政府。以下是为什么民主行动党和希盟认为“一人政府”计划是无法被接受及实际上落实很艰难的。 第一,这个新政府将不再由在第14届大选被选民委托的希盟政府所领导 第二,这个新政府将不受希盟第14届大选宣言所约束(包括承诺交棒给安华的协议) 第三,这个新政府可能会让涉及推翻希盟政府的人士参与 第四,我们尚不了解新政府的政策承诺 第五,选民无法在第15届大选对政府问责 第六,新政府将没有稳定的多数票在国会来通过任何法案 第七,国会不再会有立场明确的反对党或执政党 第八,马来西亚是实行议会民主制,而非像印尼或美国的总统制 让我依次解释一下…… 第一,这个新政府将不再由在第14届大选被选民委托的希盟政府所领导。 马来西亚选民在第14届大选非常清楚地投出116位希盟议员和8位来自沙巴的民兴党议员。因此,忽略选民感受,建立一个与选民委托不一致的新政府是不可行的。不以希盟为核心的新政府,将被视为背叛上届选民的委托。 第二,这个新政府将不受希盟第14届大选宣言所约束(包括承诺交棒给安华的协议) 希盟能赢得大选,普遍因为我们对希盟宣言里所发表的承诺。从始至终,希盟致力于履行宣言里的各种承诺。若建议中的新政府不是由希盟所领导的政府,将没有义务来实践宣言里的任何承诺。若敦马哈迪重新领导这个新政府,也不再受希盟宣言约束,因为这将会是一个由他领导的非希盟全新政府。 同理,敦马哈迪也没有义务在第15届大选前下台和根据希盟协议来交棒给安华。敦马哈迪也将不再受限于他先前宣布在APEC后交棒的承诺。 第三,这个新政府可能会让有份推翻希盟政府的人士参与。 由于敦马哈迪有绝对权来决定他的无党派内阁名单,因此他很可能最终会挑选出有份参与推翻希盟政府的人士。对希盟和支持者而言,要求希盟领导人与那些被视为“叛徒”或开除党籍的人士共坐在同一个内阁里都是无法被接受的事情。 第四,我们尚不了解新政府的政策承诺。 敦马哈迪在昨天的全国电视直播中表示,他有意组建一个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无党派政府。尽管这概念的愿景听起来似乎很理想,但实际上我们也不了解这些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定义。在希盟执政下,希盟的大选宣言中提供了需被优先考虑的政策参考方向。据推测,在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下,国家利益政策将主要由敦马哈迪主导,即使它们可能违反希盟第14届的大选宣言。 此外,“团结”(联合)政府的概念其实具有误导性,何谓“团结”,“团结”谁?这些字眼都很模糊,我们只了解的是敦马哈迪将委任和领导这些内阁成员。 同时,有些人可能认为技术官僚会比政治人物更适合执政和参与决策,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技术官僚们也会有自身利益和政治偏见,并且可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政策上存在分歧。 第五,选民无法在第15届大选对政府问责 在第14届大选后,选民能在来届大选前根据我们实践多少希盟宣言来判断政府的表现。但是,如果新政府没有义务实践希盟大选宣言中的承诺,那么选民将无法在来届大选对政府问责。 此外,被委任的内阁成员也无需对自己的政党负责。例如,如果他们所同意的内阁决定与自己政党立场相左,他们则选择辞内阁职务或辞党职。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这个政府能持续到第15届大选,它将会由没有无党派的政治人物和非民选的技术官僚所组成。 第六,新政府将没有稳定的多数票在国会来通过任何法案 若按照敦马哈迪的意愿所组成的新政府,将会面临以上的实际挑战。我们会预见该政府在国会中将无法通过任何法案。例如,任何政党都可能联合起来推翻重要的国会法案,包括财政预算案。由于政府是无党派政府组成,因此任何政党都没有义务来支持该政府法案。为了避免出现国阵和伊斯兰党所要求的闪电大选,该政府也无法依靠个别政党来支持其法案。实际上,新政府也无法有十足的信心来推翻不信任动议。 换言之,新政府有可能在国会会议期间随时垮台。 第七,国会不再会有立场明确的反对党。(也不会有明确的执政党!) 由一群能干的人士所组成的政府听起来可能不错,但这与议会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敦马哈迪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估计将涵盖几乎所有政党的国会议员。若此属实,谁将在国会里发挥制衡监督的作用呢?谁会成为国会的反对党?个别的国会议员将难于发挥监督和制衡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无需对公众负责。这些国会议员也不会保证在下一届大选上场,以为自己在国会的表现负责,而且由于各政党在反对派或政府中没有清晰的角色,因此我们也难以对这些政党问责。 第八,马来西亚是实行议会民主制,而非像印尼或美国的总统制。 有人举出印尼或美国的例子,表示这些国家也推出由政治人物和技术官僚组成的内阁名单。但是,这些例子都是来自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而实际上马来西亚是实行民主议会制的国家。总统通过总统选举直接对内阁的行为负责。在民主议会制中,政党则需在大选中向选民负责。 在敦马哈迪所提议的概念下,他将无需对选民负责。即使他想在第15届大选中再次竞选(届时他将年满98岁),他又会在哪个政党的旗帜下竞选呢? 在民主议会制下,德国大联合(团结)政府是近期最著名的例子。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由一个不需要被自己政党提名或支持的人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的内阁过去不存在,因为它根本不可行和不稳定。 以上就是敦马哈迪所提出的无党派政府计划不被希盟所接受的原因。坦白而言,此计划即不可行,也不稳定。 王建民博士 万宜区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