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利文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首相慕尤丁和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必须立即就内阁商议合约医生委任为永久公务员职务的上诉决定，向公众作出清楚交代。 俞利文补充，这是他们两人对合约医疗工作者做出的承诺，尤其会把这项关切事宜带到过去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彻底讨论。 据报道，卫生部长阿汉峇峇也说此事将由内阁商议，甚至吁请合约医生保持耐心，静待结果。 然而，直到今天，首相和卫生部长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人现身说法，也未有发表相关官方声明或方向，这已令到许多正在参与医疗的工作者，甚至与这些医疗人员站在同一阵线的广大公众感到相当沮丧，尤其诉求政府能够为合约医疗人员提供公平并且持久的解决方案。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政府在没有交代任何的讨论结果之下，特别是为这些合约医疗人员提供明确方案，卫生部长岂能要求他们稍安勿躁？政府的一再拖延也只会磨损他们的耐性。 他强调，合约医疗人员的问题本是长期以来的课题，政府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情况下当作借口来拖延问题，再次将之扫在地毯下。 鉴此，俞利文促请政府必须立即解决有关合约制的议题，不要再拖延问题，更不能坐视不理。 他说，内阁其实立即作出政策决定，包括允许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可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医学专科，并应允他们享有同等福利，尤其合约医生所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是与永久医生一致。 俞利文也说，有关政策并不会为政府带来主要的财务承担，并且可能会是有效解决合约医生问题好的开始。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吁请联邦政府与卫生部必须严正看待合约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诉求，包括他们对现有医疗和医职体制的抱怨及担忧，而不是施以纪律并处分他们。 据悉，一批医护人员将于7月1日号召“黑色代码”运动，以抗议合约制医护人员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惟，卫生部却对此发出警告，若参与该运动的医护人员将面对纪律处分。 俞利文发文告指出，无论是年轻的合约医生还是医疗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与永久医生是一致的，承担同样责任甚至面对感染风险。而他们响应有关运动旨在政府能解决合约制和永久医生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保障，一视同仁。     他说，这次大流行暴露了我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各种差异鸿沟及忽视，尤其强调政府需要大量投资在我国的卫生系统发展，包括医疗人力。 疫情期间，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人员牺牲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日以继夜工作，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有家归不得，为的是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 由此可见，他们是值得获得大家的感谢和尊重，特别是在服务期间，他们更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因此，俞利文促请各个政府部门，包括卫生部、公共服务局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个长期计划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委任永久医职的遴选标准上保持透明。 他补充，虽然了解问题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但卫生部无论在招募、委任永久医职、或是晋升的遴选标准都要透明化且不偏不倚，必须完全基于优点和表现，以消除合约医生感到自己有被偏见、甚至被歧视的错觉。 基于医疗的责任、工作量及风险都是相同等，俞利文认为政府应该采取额外措施，让合约医生享有与永久医生类似的福利。尤其卫生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让合约医生可以享有特别假期，包括工作保障假期、进修假期等。   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赋予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可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医学专科，以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 俞利文说，政府如要认可和珍惜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和牺牲，最好方式是给予他们投资，以提供他们更好工作保障，甚至让他们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专科继续进修硕士课程。 他强调，政府和医院的努力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我国才能栽培更多的专科医生，除了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同时也提高患者的医疗质量。 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专业人士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确保人民和社区的安全。鉴此，俞利文呼吁政府、民间社会、以及公众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赋予他们平等待遇，让他们在医疗职场上可以感受到工作保障并得到重视。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国盟政府所谓的复苏计划是空洞的，不但没有实质内容和策略,也没有为业者甚至民众说明在疫情之后的前进方向，根本无法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由此可见，政府似乎未有针对行管令结束以后制定适当的退场策略。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商家、业者和民众一直呼吁并冀望政府能制定明确的前进方向，指引他们度过难关。惟，政府不但迟至昨日才宣布复苏计划，该计划对许多陷入困境的商家企业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和支持，有些领域甚至要等到第四阶段才得以生存。 与此同时，政府也明显缺乏计划，尤其在过去15个月长期关闭造成惨重损失的非基要经济行业，包括娱乐行业、足底按摩中心，甚至涉及社交群聚的行业等，这些行业一直在苦等政府给予明确的前进方向以及纾困计划。 他强调，当私人领域于当前经济危机中面临倒闭而导致员工失业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介入其中。 他也担忧，政府决定使用病例数据作为决策标准，而这也非常依赖于检测工作，尤其对于要用作可靠参数的新冠病例，阳性率就必须始终保持在5%以下。 “我们需要确保每天的数据调整为每日完成的检测总数，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俞利文披露，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任何国家在考虑开放经济之前，该国的阳性率必须是连续14天都保持在5%以下，这是有明确科学根据的，而不是纯粹基于病例作为考量。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所有国会议员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国盟政府并没有将国会的召开，视为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基本必要服务领域之一，甚至停罢国会。 俞利文表示，疫情之下，其中主要解决方案是恢复国家的国会民主，让所有国会议员都能发挥各自关键作用，向政府提抗疫的建议和想法，在国会民主制度下提供适当的制衡及监督。 他举例，比如英国甚至新加坡等，每当出现病例增加时，该国政府不仅向公众实时公布政府的计划，还频繁召开国会让朝野阵营共同商讨对策，甚至采取高效的“全政府”和“全社会”策略模式来应对疫情。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联邦政府和卫生部必须设法将西马和东马的冠病检测费用顶价保持一致，确保所有人是平等负担，这也是国家对抗新冠肺炎的必要条件。 俞利文今日针对卫生部长阿汉峇峇指政府已援引紧急状态条例设定检测费用顶价，确保抗疫期间有关费用保持合理事宜，这么表示。 然而，他认为冠病检测费用在东马和西马之间肯定存有顶价差异。 目前，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在西马是150令吉、东马200令吉；抗原快速检测试剂（RTK-Ag）西马是60令吉、东马80令吉；以及血清抗体快筛试剂（RTK Antibody）西马是50令吉、东马是70令吉。 俞利文质问政府，为何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东马和西马之间的检测费用却存在价格差异？身为政府理应摒弃地域之分，设法补贴成本差异，以公平对待所有人。 他指出，若按照现有费用，东马人需为检测额外支付近40%费用，那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成本”或是其他常见借口来说明东马的价差往往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人口结构，政府都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及一致的负担。 俞利文说，政府应该鼓励展开更多大规模的冠病检测，而最好方法之一是让所有地区的私人领域也参与其中。尤其目前东马很多地区的阳性率仍远高于世卫组织所建议的低于5%。 俞利文强调，在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尤其涉及公共卫生方面都不应有任何形式的歧视。鉴此，政府必须使其尽所能让人民负担得起，并鼓励更多人进行检测，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地区。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吁请联邦政府和新冠肺炎免疫协调特别工作组（CITF）应积极制定计划及安排，为我国12至17岁的儿童和少年做好疫苗接种准备，包括针对高风险社区的移民群体，以尽早实现我国80%群体免疫目标。 他表示，首相慕尤丁预计吉隆坡和布城甚至砂拉越最早在8月达致群体免疫，但是政府若没有概括这两个重要群体，即儿童少年和移民，否则将难以实现目标。 也是卫生、科学与革新国会特委会主席的俞利文指出，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乃占我国人口的30%，同时，不管是持有证件还是没有证件的移民也估计约有500万人。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足够的疫苗接种率，政府必须寻求有效方案，尽快将这两个群体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中。 卫生部长和卫生总监也说我国儿童感染冠病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确实令人担忧。据报道，自2020年1月25日至今年5月30日，我国共有8万2341名儿童感染冠病，其中以今年的病例居多。而且染疫的儿童也涉及所有年龄层，其中1万9851人是5岁以下儿童。 与此同时，卫生总监也报告在今年首五个月，就有三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冠病，另有27名儿童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其中19人是五岁以下儿童。 俞利文披露，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儿童也可能会患上长期症状的冠病，并在染疫后数个月内出现身体不适。尽管如此，这确实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才能得出更全面的结论，包括针对儿童染疫的严重程度。 他补充，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染疫的症状较轻，但并不能排除儿童也可能会传播予成年人的风险，甚至产生更大破坏性，尤其是老年人。一旦公共场所开放比如学校复课，儿童就会暴露在染疫的风险之中，因此政府必须寻求保护儿童的有效方案。 根据现有的疫苗安全数据，全球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等，已批准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接种疫苗。 为此，俞利文促请我国政府作出必要的安排，尽快向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开放注册，并在第二阶段的高风险群体和经济前线人员完成接种后，为他们接种疫苗。 “我们需要尽早开放注册，以及教育公众了解对儿童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并确保他们孩子尽早获得注册。” 俞利文强调，政府当局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来监督有关群体的疫苗接种注册率，而是积极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否则我国难以如期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政府也必须拥有同理心，为移民社区在某种形式上提供适当保护，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接种疫苗。 他表示，政府越是打压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就更要躲藏起来，因此政府必须摒弃政治，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待此问题。 俞利文也说，内政部长目前采取的强硬立场只会阻碍我国医疗保健人员的努力，这不仅使得我国无法实现必要的群体免疫，而且还会加重疫情进而损害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经济。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强调，联邦政府应对所有必要的疫情数据完全透明化，包括公布每日检测率数据，而并非给人一种病例正在减少的假象，尤其是当局的检测不足所以才会减少。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事实是政府在没有针对检测数量和阳性率的调整下，只是一昧告知每天的病例正在下降，这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在某程度上没有实际反映我国疫情的真实情况，给人虚假安全感。 俞利文表示，政府昨天（8日）宣布国内病例下降到5566宗，但检测数量实际上也减少到7万7030人，即阳性率7.23%。 根据统计，我国过去几天进行的检测量乃明显下降，即从6月4日的10万5293次检测量；6月5日的10万3862次；6月6日的8万1708次；再降到6月7日的8万1708次。 同时，我国在这期间的阳性率平均为7%，远高于世卫组织低于5%的建议。而其他成功压制疫情的国家如英国，该国阳性率约为0.3%。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我国目前处于所谓的“封锁”状态，理应是不惜代价增加检测工作，惟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没有听取专家建议，甚至在这期间减少检测。 俞利文强调，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说明政府在“封锁”以后缺乏明确的退场策略和方向。 如果没有进行足够的检测、快速进行隔离、以及为有关人士提供所有必要支援，一旦在没有适当退场策略情况下结束行管令，我国的病例自然会增加，随之国内的医疗系统将会超出负荷。 他补充，检测不足还会产生其他不利影响，尤其筛检和诊断速度越慢，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徒增死亡风险。 政府如果增加检测，便能够及早发现病情并治疗，这样就不会导致医院加护病房床位全满，确诊者也不会因为被发现太晚而死亡。 鉴此，俞利文促请政府切勿浪费当前的封锁期间，尤其检测工作必须是接下来几周的第一要务，不惜代价的展开大规模检测，而不是以病例减少来安抚人心。 俞利文也说，政府如果没有对症下药抑制疫情，可能最终只会过度依赖封锁策略，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会给人民的生活造成沉重的代价。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表示，联邦必须针对政府耗资50亿令吉的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NCIP）开销事宜，继续提高透明度，以进一步加强公众对该计划的信心。而该项计划乃由凯里作为协调部长。 俞利文指出，部分民众对于政府拨款7000万令吉用于开发疫苗登记系统及设立网站，但昨天的阿斯利康疫苗开放注册却出现系统瘫痪，让人对有关合约委任的价格是否合理感到质疑。 他说，负责的协调部长凯里虽然有解释有关数额首先是财政部设定的顶价，当中还包含其他交付成果，包括管理和监控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以及开发每日数据报告的仪表板。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支出与开销，包括所涉及的承包商、工作范围和可交付成果等，都必须具有更高的透明度，避免出现有滥用和暴利的风险存在。尤其在非常时期就更加需要透明度。 也是卫生、科学与革新国会特委会主席的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表示，事实上公众不反对政府合理耗资款项作为抗疫用途，但他们期望政府招标出去的项目必须能带来高质量。因为除了昨天系统瘫痪，过去出现种种事故也确实存在严重质疑。 他补充，根据7000万令吉拨款的细目分类，也包括了JKJAV热线和呼叫中心的支出。但是在过去几周，许多民众投诉无法接通热线，尤其是查询或更改预约日期和时间，即使接通了也是中断。 他称，公众能够理解政府将有关服务外包予第三方负责，但政府有责任进行监督确保服务质量不受影响。由于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也无法透过电话热线查询重要信息，导致许多老人错过他们接种疫苗的预约。 因此，负责协调的部长凯里必须回答疑问，即政府拨款的7000万令吉对于部长指定的工作范围实际上是否合理。 根据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交付成本工作组的估计，以10亿剂疫苗或5亿人口计算，其建议的成本预算是9120万美元，这预算所涵盖工作范围包数据集成、数码微计划、和预约系统等。 若政府是以当地情况，以及放眼我国80%人口（2800万人）接种疫苗目标作为考量，这些项目的总成本建议应该仅约为1807万令吉，此数额也只是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下所估计成本的四分之一。 鉴此，俞利文促请首相允许国会召开，让朝野议员能集思广益，以对政府重要的决定进行辩论和审查。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召开国会委员会，以针对我国在应对疫情的方法上详细审查并提供反馈意见。 在大流行期间，任何耗费上亿令吉的公共资金，最重要是必须遵守国家制订的所有事项、过程及财务程序，确保人民公币真正得到审慎和有效善用。 在政府的民主制度，政府必须允许跨政党的国会特委会在“制衡”机制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尤其在非常时期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精神。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敦促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和卫生部必须时刻监督疫苗接种的顺序，避免有高官权贵滥用特权“插队”安排家属或亲属优先接种疫苗，杜绝这种不公平现象。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本身接获不少来自公众投诉，指有高官权贵滥用特殊身份，要求当局安排家属和亲属插队接种疫苗，甚至使用残疾和残障人士通道优先接种疫苗。 他补充，迄今疫情严峻，在疫苗接种计划下本就制定了接种的群体顺序，尤其让前线人员和弱势群体优先接种疫苗，所以不该有“插队”的不公平情况出现。 俞利文强调，乐龄老人及残疾和残障人士属于高风险群体，他们才是应该需要并且优先获得接种疫苗，以保障他们的健康与安全。 对此，他呼吁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和卫生部能严正看待“插队”事件，并针对公众投诉展开严厉调查，杜绝这种不公平的风气。 俞利文披露，目前的接种疫苗注册率仍不如预期，所以他鼓励公众积极响应国家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踊跃注册疫苗接种。因为只要疫苗接种率达到70%以上才能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并阻断感染链。 与此同时，俞利文的团队也会继续协助那些没有交通的孤寡老人，子女在外地工作无法返家载送的老人、或残障人士，在预约时间载送他们前去接种疫苗。 俞利文说，尽管其团队有的资源和能力有限，但还是会尽力去提供必要协助。 图1：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亲自载送没有交通的老妇前往疫苗中心。 图2：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陪同老妇前去疫苗中心一瞥。 图3：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协助老妇操作手机应用程序时摄。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选委会非但没有履行落实18岁投票（Undi18）及自动注册成为选民的承诺，而且也没有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实施必要的改革以确保更安全的投票程序，尤其考量到即将举行的砂拉越选举。 根据报道，由于砂议会将在6月6日届满，恰好遇上全国目前紧急状态至8月1日，首长阿邦佐哈里表示将觐见最高元首共同商讨砂议会的解散日期。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虽说疫情期间举行砂选举不是优先事项，但重要的是在决定选举日期之前，政府当局须考量到必要选举改革和措施，来保障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他强调，本身立场是在大流行期间不应该举行选举，而是优先着重于控制疫情并促进人民的经济发展。事实是，若今年举行大选将是灾难性的。 俞利文说，砂政府放眼今年8月砂拉越8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但现实是目前的接种疫苗注册率低、疫苗供应不足、以及20%的18岁以下人口不被允许接种疫苗，所以他对此感到质疑。 他表示，无论是哪种方式，唯有在大多数人口都获得免疫之后，方才适合举行选举，并且进行必要的选举改革，确保人民在投票过程得到保护，尤其对于高风险群体。 自疫情爆发至今已有一年时间，尽管知道砂拉越今年将迎来选举，但选委会至今却没能为应对疫情做好准备，显然没有采取积极步骤和改革以确保在大流行下安全投票的选举程序。 俞利文表示，选委会应当深入探讨某些调整和程序上的改革，特别是实施必要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将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方式扩大至弱势群体、以及在外地工作或求学的人士，尤其是在沙巴和砂拉越。 他强调，为免加剧疫情严重，政府应以过去沙巴州选举而引发的另一波疫情作为借鉴，选委会可以将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方式开放予有需要群体，这样不但方便他们无需返乡投票，也履行他们的选民义务。 俞利文还说，选委会有责任尽可能为选民提供方便和安全的选举程序下进行投票，任何对选民带来直接或间接不便的投票方式，都可以被视为压制选民的基本权益。 他解释，这样的改革不仅对于大流行很是重要，同时也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投票，特别是在沙巴和砂拉越的选举。由于沙砂和西马半岛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等，许多的大马人包括沙巴人和砂拉越人都被迫离乡背井到外州谋生。 他补充，预计有多达20%沙巴和砂州的合格选民在西马半岛生活与工作，同时有许多西马选民也在沙巴和砂州生活与工作。 因此，俞利文呼吁选委会加快落实邮寄投票或其他形式的改革，确保在砂拉越选举前能提供更安全的选举程序。 选委会必须消除选民参与投票的任何障碍，若还是没有针对现有选举程序进行必要改革，意味着选委会不仅没有在大流行期间优先考虑到人民的安全，也是违反了基本民主原则。

鉴于砂拉越不随全国实施行管令，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认为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必须明确预定目的甚至退场策略，来加强目前的有条件行管令，尤其在5月17日之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抗疫效果。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本身虽然支持砂拉越享有自主权，根据当地情况和需求以制定决策及标准作业程序，但砂政府的抗疫决策必须基于科学和数据，而不是任何政治考量。 他解释，公众有权知道砂灾难管理委员会为何不随全国实施行管令的真正理由，而是选择继续并加强目前的有条件行管令，尤其针对高感染率、高确诊病例、以及医疗体系濒临崩溃，特别是加护病房床位严重不足的地区。 与此同时，砂卫生局局长钱仁兴日前已透露，随着确诊病例激增，目前砂拉越各地政府医院的加护病房床位也严重告急，情况着实让人担忧。此外，俞利文亦被告知本地医院的个人防护装备使用率也达到临界点。 这意味着，砂政府若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特别是在主要疫情爆发地区，砂拉越的医疗系统或将面临透支窘境，尤其在砂拉越已检测出变种病毒。 俞利文说，目前砂拉越确诊病例持续走高，而疫苗接种率却还是很低，政府必须主动采取积极措施，致力阻断有利于变种病毒活跃的环境，以免难以控制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砂政府必须透明且清楚说明砂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抗疫策略及预定目标，以对公众负责。” 俞利文还说，一旦砂拉越的有条件行管令在5月17日结束后时，若还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砂政府下一步计划又是什么？ 他披露，许多人质问砂政府自4月中旬在诗巫和民都鲁落实有条件行管令至今，这两个地区的疫情却还是不如预期。还是说政府至今仍尝试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还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俞利文补充，虽然要在考量健康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艰难的决定，但如果政府无法在健康方面做到控制，那么经济将持续遭受损失和打击。 他也说，政府必须考虑为那些深受收紧标准作业程序影响的商业领域，包括饮食业的小贩等提供金钱上的援助。日益严峻疫情已导致业者的生意每况愈下，所以政府应该扩大金钱援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期。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这之后必须为所有企业和商业制定明确并全面的退场策略，包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当下的经济常态。 俞利文表示，政府不能一直反复实施行管令，或加强有条件行管令的措施，政府必须妥善规划并制定全面的退场策略，好让业者的业务在行管令过后得以恢复平稳。 此外，相关政府部门也必须继续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并作出适当安排以及做好标准作业程序准备，分阶段允许各别业者恢复运营。 在当前艰难时期，政府必须要有果断、明确及科学根据的领导能力，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保证。 俞利文强调，政府必须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无论是行管令或有条件行管令，真正让商家和公众受苦更多是来自政府的朝令夕改、相互矛盾及临时公告等的决策。 俞利文补充，如果政府从一开始就有周详的计划、宣布和执行，人民今天就不会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