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刚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的新闻文告。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斥责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捍卫紧急状态的言论，并且以5大事例唤醒哈迪的记忆，提醒哈迪别试图把紧急状态的祸源归咎于在野党。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今日公开捍卫国盟政府颁布紧急状态的决定，把紧急状态说成政府用来遏制疫情的手段，并试图归咎在野党逼迫国盟政府落实此项措施。 真相摆在眼前，公道自在人心，事实上是国盟政府的“土巫伊大团结联盟”爆发内讧，才引发紧急状态，就让我们回顾紧急状态前发生了什么事，就能驳斥哈迪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 （一）1月3日，巫统党主席阿末扎希公然威胁首相幕尤丁必须在3月前举办全国大选，更强调该党的191个区部中，有143个区部不愿与土团在来届大选合作； （二）1月6日，巫统最高理事会把是否与土团断绝关系的选项，交由1月31日举办的巫统代表大会来议决； （三）巫统新任总秘书，也是官司缠身的笨珍国会议员阿末玛斯兰甚至为了尽早触发大选，不断语出惊人，无视沙巴选举后爆发第三波疫情的惨痛教训，宣称疫情下也可举办大选； （四）1月9日，巫统吉兰丹州联委会主席兼马樟国会议员阿末嘉兹兰宣布，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吉兰丹12个巫统区部也追随州主席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五）1月12日，也就是紧急状态颁布前夕，巫统硝山区国会议员纳兹里也宣布撤回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支持，并形容慕尤丁政府颁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是一项“政治紧急状态”。 种种事例，没有一个跟在野党有关，引发紧急状态，完全都是这班宣称要组织“民族大团结联盟”的政客，因为分赃不均，各怀鬼胎，私人利益无法谈妥，爆发内讧所致。 就连巫统柔佛州署理主席诺加兹兰都说，国盟政府收紧行动管制，就是为了抑制“巫统病毒”。 哈迪阿旺不需要假装失忆，把造成国家动荡的责任都归咎于在野党，事实上，哈迪应该向他的好朋友们——也就是巫统这班图穷匕见，搞风搞雨都是为了想洗脱官司案的“巫统法庭簇群”，纳吉、阿末扎希、阿末玛斯兰等人好好求证。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的新闻文告： 教育部应以SPM预考成绩评估是否展延正式考试 新冠疫情除了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学生的课业进度也备受影响，特别是准备应考2020年度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的莘莘学子，有鉴于此，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建议教育部，尽快收集各个学校的SPM预考成绩，借此评估学生的课业进度和真实水准，再决定是否展延正考，以确保这一梯队的中五学生不被疫情影响和冲击。 也是金马仑丹那拉打区州议员的张玉刚今天联合金马仑火箭服务团队和金马仑印裔青年协会，颁发开学礼篮给予15名成绩优异的印裔学生或清寒子弟。这15份开学礼篮是由加影市议员陈狄源所赞助，以勉励金马仑的莘莘学子不要荒废学业，继续奋发求学。 “根据教育总监拿督哈比巴在2020年11月10日指出，85%或2004间中学已经完成SPM预考，只有346间学校无法举行预考，特别是提前实施有条件行管令的沙巴及雪兰莪州学校，必须等到今年1月20日开学后才能举行。“ 张玉刚表示，尽管教育部宣称所有学校已完成中五课程大纲，然而我们都知道，基于安全和卫生考量，在行动管制期间，大部分时间学校都是采用线上教学方式。 “在家学习的氛围跟学校始终有一定的差别，线上教学只是辅助性管道，就算设备再齐全，也不可能完全代替课堂教学，特别是网络不理想的地区，学生的学习进度更是落后一大截，更何况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能力负担上网费用。” 根据教育部通令，大马教育文凭（SPM）笔试考试将会在2021年2月22日至3月25日进行。 张玉刚表示，SPM是大马考试制度改革之后，考生们经历11年基础教育之后所面对的第一道重要关卡，攸关学生前途。因此，教育部应该先收集所有考生的预考成绩，仔细评估学生的课业真实水准是否有能力应付这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试，再决定是否需要展延正考，以确保不会有学生因疫情而被牺牲。 “此外，当政府宣布再度落实行动管制，教育部却还是批准在行管限制区的考生回校备考，这是有欠妥当的安排。疫情尚未稳定，教育部也无法判定所有学生是否已做好准备，仓促举办考试，不论安全或教育考量，都对学生有欠公允，教育部理应酌情处理高考之事。” 图：张玉刚（左2）与行动党碧兰璋新镇支部主席黄文源（右1）派发开学礼篮给金马仑的清寒学子，勉励他们在艰苦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放弃学业，发奋图强。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7日（星期四）的新闻文告。 1月6日，我国新增冠病确诊病例再创新高，录得2593宗，新增13个感染簇群。踏入新的一年，我国几乎以每5天10000宗新增病例的速度飙升，累计确诊病例多达12万5438宗。 卫生总监诺希山亦表示，冠病隔离治疗中心已经爆满，国内活跃病例高达24347宗，超出了治疗中心现有的23000个床位。 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我国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疫情随时失控，而我国脆弱的经济基础，实在无法承受第二轮的全国大封锁。 然而，疫情日趋严峻，国内四处爆发天灾，巫统却只顾争权夺利，甚至要胁政府在近期内举行全国大选，把人民生死置于自身利益之下。 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当挺身而出，向国盟政府伸出橄榄枝，朝野达成停火协议，稳定政局，别让巫统趁乱打劫，为纷乱局势火上添油，典当了人民福祉和权益。 大是大非当前，新冠疫情才是我国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我相信拿督斯里安华能够深明大义，以民为本，抗疫为先，不负反对党领袖神圣之职。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6日（星期三）的新闻文告： 随着国盟政府频频爆发内部冲突，且公开把矛盾搬上台面，再加上巫统籍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今天召开记者，正式向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摊牌，证明了土团、巫统和伊斯兰党这个所谓的民族大团结联盟一点也不团结。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在分派干粮给彭亨立碑垦殖区受水灾影响的灾黎之后发表新闻文告，谴责国盟政府在国家深陷疫情和各种天灾之际，仍念念不忘争权夺利，把政党利益凌驾于人民权益和福祉之上。 日前，巫统内部传出该党的191个区部中，有143个区部不愿与土团在来届大选合作，其党主席阿末扎希更公然威胁首相幕尤丁在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之际，也不惜解散国会举办全国大选。 甚至连美国大使馆在1月4日都发出警报指出我国新冠疫情日趋严峻，劝告其国民使用任何方式立即返回居住国。12月初，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了对大马的“第四级别——避免所有出行”的卫生警报，阐明我国属于疫病高风险感染区，应避免造访。 张玉刚痛批国盟的政客们自私自利，在疫情如此严峻时刻，甚至当前全国各地都面临水患等天灾，而政客们却只顾着争权夺利，甚至不惜举办选举，把人民生死置于自身利益之下。 “当初国盟这班人会走在一起，口口声声为了民族利益要大团结，而不到一年就因为内部分赃不均，各怀鬼胎，私人利益无法谈妥而窝里反，实在讽刺至极，可见当初信誓旦旦的借口不过是信口开河来忽悠人民。”

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5日（星期二）的新闻文告： 尽管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每日确诊数字高达四位数，最近劳勿区更爆发严重水患，彭亨州今日仍无情地派遣军警企图封锁劳勿榴莲笆场，为此，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炮轰州政府无视当地农民已惨遭疫情和水患双重打击，赶尽杀绝无情至极。  据了解，在今日上午大约9时30分，一群身份不明人士在军警的护航下前往劳勿双溪吉流文龙山，声称代表森林局前来执行封芭行动，凡是没有向皇家榴槤集团购买通行证或拥有地契的农民，一概不获准进入芭场，护航军警也下令聚集农民立即离开，否则将採取执法行动对付。 更令人气愤的是，前几天劳勿区才爆发大水患惨变泽国，大水不止毁家园，更淹没劳勿县内三大滤水站导致全县水供受影响，张玉刚痛批，全世界唯独彭亨州政府会在人民遭受灾难之际，仍无情地落井下石，赶尽杀绝。 “彭亨州政府是一个喜欢看人民受难的政府，不只是劳勿榴莲农民而已，在疫情期间，金马仑、直凉等地区的农民也都惨遭对付，跟州政府念兹在兹的口号‘繁荣共享’对比，实在讽刺至极。” 张玉刚表示，为了应付反复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州内各处爆发的水患，彭亨州赈灾人员和资源已经非常吃紧，再动用军警资源对付小农民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州政府应该体恤人民心酸，把行政资源用在刀口上，展延一切执法行动直到疫情结束为止。

 针对越来越多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面临延迟送院，或被迫居家隔离的现象，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敦促政府，立即发布居家隔离与治疗的全新指南，并且加强相关抗疫知识的教育及宣导工作，掌握疫情的最新变化。  昨天傍晚，卫生部通过推特官方账号表示，目前我国新增病例中，大约90%患者为第一阶段无症状和第二阶段轻微症状。随着新增病例的增加，低风险新冠病毒隔离及治疗中心已经人满为患。因此，卫生部将安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患者在家隔离，以解决病床不足的问题。 （https://twitter.com/KKMPutrajaya/status/1346047497773334532）   其实在卫生部未宣布之前，社会已经出现不少确诊者在家由阳转阴，自行痊愈的案例，同时也造成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的现象。政府在抗疫工作上必须要更加透明、及时和细致，不应该等到社区谣言纷飞之后才来应对。 如果要推行无症或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措施，政府必须考量到我国人民有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以避免弄巧成拙，引发更多社区感染。第一，对于家庭成员众多，必须多人共处一室，甚至只有一间厕所的家庭来说，确诊者是否有更好的隔离场所？第二，对于离乡背井，没有亲友在旁照护的工作人士来说，其日常起居饮食是否有更好的安排？ 另一方面，虽然疫情严重，目前仍有许多人不遵守社交限制或戴口罩等抗疫措施，以旧思维来面对新常态，政府必须加强抗疫知识的宣导工作，改变群众不遵守防疫措施的行为，也确保每个人都能掌握疫情最新变化，从而减少群众被假新闻或假讯息误导，以至于出现人心惶惶的局面。 因此，政府除了在传统媒体，即报章、电视台和电台广播打广告和进行群众教育，我建议政府也能够把相关资源投放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广告，以及邀约网络意见领袖（KOL）或人气网红，通过各种语言媒介，传递最新的抗疫信息和措施。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31日（星期四）关于国内粮食安全的文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爆发，全球各国仍然处于半锁国状态，导致国际贸易供应链出现状况， 连带影响粮食输送配给。尽管政府多番保证国内粮食供应端没有问题，然而，疫情对农业后期的潜在影响正慢慢浮现，政府应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给予足够重视，以确保我国农业在生产端、供应端和消费端都能满足全民需求。 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我国B40低收入群体在疫情后出现人数增长的恶化现象，一旦粮食价格出现波动，直接遭受冲击的就是低收入群体，就算供应端不受影响，低收入群体在消费端面对价格高居不下的粮食，生活负担增加，进而形成社会问题。 根据2021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在农业和粮食领域的预算分配，分别是18亿令吉用于补贴农民，用于提升农业技术和产能的仅仅4亿令吉。换句话说，80%的预算用来补贴农民，而仅有的20%拿来提升技术和产业升级，也许短期内能够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长远来说并没有对提高生产率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并不是规划农业及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最高效方法。 疫情下如何确保马来西亚的粮食安全，政府必须要有远见的在三方面超前部署，即 （1）提高粮食自给率，减少依赖进口粮食， （2）解决劳工短缺问题以及 （3）加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与市场调控。 马来西亚其实是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但同时却也高度仰赖进口食物，就算成功摆脱疫情，全球未来势必将面对气候变迁加剧下的粮食危机，提高粮食自给率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之道。 粮食自给率之所以难以提升，最主要原因就是进口需求居高不下。 一直以来，政府赖以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手段，就是推出粮食进口特别准证（AP），让一小撮人士或公司介入各领域的经济活动，从国外进口指定数额的货品，例如蔬菜和肉类。然而，由于进口准证AP的申请程序和批准过程向来不透明，也缺乏追踪和监督机制，往往容易成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与官商勾结的温床。 根据大马竞争委员会（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MYCC）于 2019年发布的食品市场审查报告指出，进口食品市场存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关系密切的特定人士才能获得进口特别准证的现象，通过AP寻租行引入大量的廉价进口食品，从价差赚取巨额财富，不但影响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竞争力，甚至边缘化国内中小型企业，也造成食品贸易逆差恶化现象，大量资金流出国外。 新冠疫情考验的不只是我国的防疫医疗系统，更突显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目前的国际情势判断，贸易及粮食配给的反复停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供需。唯有在政策层面明确制定战略目标，协助中小农民提高粮食自给率，才能够从消费端影响到供应端，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生产端农民也能因此受到支持，继续耕作。 第二，我国农业长期依赖移工劳动来从事密集型生产工作，受疫情影响我国政府限制外来移工入境，进而导致农业等相关产业人手短缺。再加上国内建筑和工业领域也以更高薪水抢滩移工人手，从事农业及种植业的移工人手更是大幅减少。 世界各地都经历着类似的问题，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在澳大利亚，近一半的蔬菜农工是临时移民，英国农户每年需要来自东欧的7到8万名季节性劳工进行农作物收获和食品加工等工作，而加拿大农场则需要6万多名移民工人，其中海产业30%劳动力为移工。在巴西，农民出现咖啡作物收获物流问题；在印度，由于疫情封锁限制，大量国内流动季节劳动力无法外出工作。 农业领域缺乏劳动力会造成产量下降，加上生产各环节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恶果，这是政府必须加以留意的问题。 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作业，但高科技自动化农业技术应用的最大障碍当然是农民的投资能力，因为农民的经济利润非常微薄，要他们花费巨资购买农业机器人存在很大的难度，远水难救近火，短期内要中小农民进行产业升级纯属纸上谈兵。 喜欢或不喜欢都好，本国大量密集生产领域对移工的依赖性极其严重，并且当前存在着大量的非法移工，政府必须正视这一点，仔细规划和研究如何提高农业领域的生产劳动力，包括调整签证规则、修正和放宽非法移工的漂白程序，重新为各行各业配置劳动力，以确保人力资源不浪费，避免失业或非法移工造成更多社会问题。惟疫情下政府和雇主也必须确保职业安全和卫生措施落实到位，不论移工或本地劳动力都应该享有均等的卫生和社会保护等应对措施。 第三，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我国粮食市场调控难度，政府必须加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与市场调控。 疫情从公共卫生危机开始，逐渐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及国际贸易危机蔓延。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各个产粮国家的政府都有意识地提高粮食贸易壁垒，这不只是短期应急选项，很有可能发展为长期的大趋势。 政府必须要密切关注全球粮食市场走势，特别是跟踪监测世界主要产粮国和出口大国的政策变化，即时调整我国粮食进出口策略，包括确保种子、农药、化肥、农膜、饲料等重要农耕资源的供需渠道顺畅无阻，避免这些农耕资源的价格受到货币汇率或贸易供应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进而提高我国中小农户的生产成本。 从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政府必须明白，未来国际自由贸易已非常态，因此粮食安全的地位必须提高，而粮食安全的地位要提高，则必须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加强农产品市场的预警监测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29日（星期三）针对假清真进口牛肉与粮食进口准证的文告：  随着国内近期爆发假清真进口牛肉事件，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敦促政府正视粮食进口特别准证（AP）遭滥用的现象，重新检讨当前审批和使用粮食进口准证的机制，制定疫情后的粮食安全生产战略，以避免过度依赖进口食品而为国家带来严重的粮食危机。 《新海峡时报》日前揭露，我国一家冷冻食品工厂仅持有清真牛肉的进口准证，却在没有取得进口准证及我国清真认证的情况下同时进口鸡鸭，经过重新包装后，标榜获得国外清真认证。在上述案件中，不法分子被指以金钱和性爱交易贿赂相关政府官员，从屠宰、进口、港口通关到市面销售，都有政府官员当内应，以便让走私进口肉类的不法活动进行。 这一次的假清真进口牛肉风波，证明了粮食进口准证的机制漏洞百出，非常容易遭滥用，形成各种贪腐横生的温床，不只是产生食品安全的信心问题，也对国内中小型农业发展造成病入膏肓的影响。 第一，政府必须正视，我国的粮食入口特别准证已经背离初衷，严重危害国内粮食安全和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 政府推出粮食进口特别准证，让一小撮人士或公司介入各领域的经济活动，从国外进口指定数额的货品，例如蔬菜和肉类，原意是为了稳定市场供需和价格。然而，由于进口准证AP的申请程序和批准过程向来不透明，也缺乏追踪和监督机制，往往容易成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与官商勾结的温床。  根据大马竞争委员会（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MYCC）于2019年发布的食品市场审查报告指出，进口食品市场存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关系密切的特定人士才能获得进口特别准证的现象，通过AP寻租行引入大量的廉价进口食品，从价差赚取巨额财富，不但影响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竞争力，甚至边缘化国内中小型企业，也造成食品贸易逆差恶化现象，大量资金流出国外。 这一次假清真进口牛肉风波暴露了粮食进口准证机制的种种弊端，政府必须成立一支独立的特工队，彻查粮食进口特别准证之事宜，揪出并严惩涉及的相关单位和权贵人士，重新检讨申请程序与审批过程，确保粮食进口准证配合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以发展国家粮食自给率100%为导向，保障国民粮食安全。 第二，政府必须正视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放任进口粮食施虐国内市场，让粮食进口准证沦为特定人士的财富创造机器。 根据大马竞争委员会的食品审查报告，包菜自给率从2014年起，就因为金马仑无准证菜园遭政府暴力铲除，以及劳工成本与生产成本上涨等各种原因而大幅下降至2017年的42%，更悲剧的是消费人市场也因此遭受冲击，并没有因为大量廉价进口包菜涌入而受惠，反而包菜的市场价钱这几年节节上升。 人为造成的粮食流通和供应受阻，必定会让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面临严峻考验。为确保国内供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俄罗斯、越南、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低收入群体。  全球贸易中断和各国封锁措施也加大了农产品被运至市场、加工厂和港口的难度，以至于在一些城市缺少食物的同时，许多食物在田间地头腐烂。由于农产品被运往加工厂和市场的难度加大，大量农场不得不倾倒或销毁无法送进加工厂的牛奶和生鲜食品。 无论当初推出进口特别准证是否出于善意，当下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进口准证制度只是让少数进口商获得从国外进口粮食而牟利，却伤害了大多数中小型农民的利益。当小部分企业能够获得特殊权利引进外国粮食，国内中小型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价格难免受到影响，使农民难以透过农业活动赚取稳定的收入 。 当少数人士引进国外粮食垄断市场及打击本地中小型农民的生计，可以预见的是农民将因为无法竞争而被迫逐步退出农业活动，长远而言甚至影响了国内农业的生机与转型，导致我国无法达成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必须依靠外国粮食进而产生贸易逆差恶化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 第三，政府必须立即推动跨部门（特别是农业部，贸消部，财政部三大部门）以及民间企业的合作，制定长期战略方针，修正扼杀国内经济活动的进口特别准证政策，协助国内中小型农民增加产量与逐步转型，减少依赖进口国外食物，进而达致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同时提升国内农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B40占国内大多数人，疫情后现象更是恶化，一旦粮食价格波动，直接冲击的就是低收入群体以及影响社会稳定。 牛肉风波已经超越清真范围，攸关我国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并显示多个负责的机构、部门和单位存有贪腐、舞弊和漏洞等层层问题，政府必须为全民健康着想，立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此案，揪出所有涉及的幕后黑手。 同时，政府必须对粮食存有最大的忧患意识，提升国内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协助和支持中小型农民依法耕作，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链通畅，必须把提高粮食自给率作为一项全民运动进行推广。

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28日（星期二）发表新聞文告: 新加坡媒体CNA（Channel News Asia）有关金马仑农地租金暴涨的报道，引来彭亨州政府的非议和责难，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提醒州政府，事实胜于雄辩，金马仑农业地租金起价500%乃铁一般的事实，州政府无需顾左右而言他，寻找各种漏洞百出的借口来狡辩，让全世界贻笑大方。  早前，新加坡媒体CNA对金马仑农地租约涨价风波作出详尽报道，并引述多名当地农友的看法和意见，惟州政府不认同并斥责相关报道不尽不实，有抹黑州政府不体恤当地农民之嫌。 张玉刚为CNA打抱不平，并强调农地租金涨价500%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州政府继续顾左右而言他来狡辩。 “州政府是在2020年初转换金马仑农耕地的租赁条件，即把所有农业土地临时使用准证（TOL）转换成农地租约（Sewaan）。TOL的准证费是每年900令吉一英亩，而租约费则是每年4500令吉一英亩，换句话说，农民必须为同一幅菜园地缴付涨幅高达500%的租金，州政府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直在狡辩没有涨价？” 张玉刚指出，州政府辩解说最新租金不会影响农民和农产品市场，并不符合中小型农民和花卉业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譬如说，金马仑花卉业在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之下损失惨重，由于需求量锐减，花卉的出口暴跌90巴仙，疫情反复之下全球经济能否在短期内全面复苏仍是未知之数，花卉业者亏损的情况不断持续，租金暴涨其实已经加重农民生产成本。 我在早前已经呼吁州政府重新检讨现有的金马仑农耕地租金，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别。针对第一类，即面积为2英亩以下的菜园，州政府应该给予至少50%的年租金折扣；至于第二类，即面积超过2英亩的菜园，州政府则可以维持既有的农耕地的租金收费。 他强调，拥有小于2英亩农地的小农民人数不会太多，这项惠民措施并不会影响州政府的整体收入，反而有助于够避免小农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而遭边缘化和影响生计。疫情后百废待兴，州政府应该向小农民伸出援手，而不是雪上加霜加重农民生计重担，更不应该怪罪和斥责外媒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报道。 相关报道： https://pahangmedia.my/kadar-kenaikan-sewa-tanah.../...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9日（星期三）针对马来西亚国际反贪日主题的新闻文告： 加强制衡机制和问责文化，恢复地方选举才是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配合12月9日的国际反贪日，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推介我国反贪日主题为“地方政府对抗贿赂者”（PBT Against Bribery），希望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努力，让地方政府官员也能举报贿赂案件，一起对抗国内日益严重的贪污现象文化。 地方政府缺乏制衡机制，也失去问责能力的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国民诟病的严重问题，在地方政府施政无从制衡与监管的情况之下，要求地方政府举报自家部门的贪腐行为，犹如要求耗子看粮仓。 反贪会副首席专员（防范）拿督斯里三顺巴哈林日前指出，目前160万名公务员当中，只有0.01%，或只有343名公务员敢于挺身而出，举报各自部门及机构的贪腐行为，此外，根据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年10月，共有2607名公务员涉贪被捕，半数是来自执行组别。 这样的数据显示体制内的制衡和监管是完全失败和失效，但这一点都不稀奇，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阵执政时期，反贪会沦为打压政敌的工具，甚至爆发赵明福枉死冤案；喜来登政变后，上台的国盟政府陆续撤销国盟领袖的贪腐指控，包括前首相纳吉的继子里扎、前沙州首席部长慕沙安曼以及最近的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 甚至谣传前首相夫人罗斯玛、前副首相阿末扎希、前部长阿末马斯兰、依沙沙末、邦莫达和阿兹阿都等涉及贪腐案件的国阵领袖，也将会被撤销监控，如此荒唐之举，对国际反贪腐日不但是莫大耻辱，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打击贪腐行为更如同缘木求鱼。 当前，我国的3级政府机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唯有联邦和州层面赋予人民选举权，地方政府则采取委任制，且主要施政权力由公务员来执行，县市议员的执政及问责权限非常有限，从公民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不健全且严重缺乏问责效能。 我国的选民，基本上每5年才投一次票，以选出联邦和州政府，在联邦直辖区的选民，因为没有州政府选举，更只拥有一张选票而已。在这种每5年才行驶一次选举权利的政治氛围和结构下，公民政治并未普及，民主政治参与也并没有扩大。 即便是换了新政府，政治问责和体制改革仍举步艰辛，希盟政府执政22个月内更多次面对保守势力反扑，让社会舆论被少数极端论述绑架。 政府和反贪会若真正要杜绝地方政府的贪腐行为，应正视地方政府缺乏制衡、监管及问责的问题，这也真正是造成地方政府贪污滥权的关键原因。因此，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才能真正打击地方政府贪腐泛滥的现象，从而保障国民的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警告，要求世界各国政府正视新馆疫情沦为腐败温床的危机。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卫生危机，都不约而同采取激进的经济措施。然而，由于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一些政府部门或机关为了快速取得效果而操纵贸易合规、监督和问责，从而为腐败创造了可乘之机。 腐败消耗大量资源，使之无法惠及有需要的民众，破坏了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加剧了疫情所暴露出的巨大不平等并阻碍了强劲复苏，只有采取有效的腐败缓解措施，包括加强各级政府的制衡和问责机制，才有可能让我们走出疫情影响，迎来全面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