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利文

随着前首相纳吉最终被定罪和监禁，带出了一个重要讯息，即任何领袖无论再权高位重，一旦背叛甚至从人民身上窃取利益，人民可以做出反击并把你拉下台，接受正义的审判。 这也说明“人民的力量”才是最终权力，每张选票尤其重要，确保国家领袖受到检视并且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对我而言，身为砂拉越人应该将之视作为重要借鉴，特别是必须拥有强大以及独立的机构，无论是谁当权都必须确保类似规模巨大的贪腐丑闻不会影响到国家命途。 IMDB本来是在崇高和最好意图下成立，但由于缺乏制衡和问责制，被当权者滥用甚至作为个人提款机用途，然后自肥朋党，最后以牺牲国家及未来的负担作为代价。

无论是疫情期间或疫情过后，精神疾病趋势将会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将在来临11月召开国会财政预算案时，极力推动数项相关精神保健事项。 俞利文说，世界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心理健康：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广泛的服务可及性》，尤其贯彻在疫情期间可谓正合时宜，提醒大众对精神健康教育意识和倡导方面的重要性。 他补充，尽管过去今年在心理健康的交涉和教育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得到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仍对精神健康相关议题有所避讳。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心理健康问题在马来西亚并不是新鲜事。从1995年至2015年，我国的心理健康情况在20年之间乃增加了三倍。 根据2019年全国健康和发病率调查，我国估计2.3%人口患有忧郁症。更令人震惊的是，报告也说我国约42万4000名孩童患有精神健康问题，包括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 俞利文披露，当前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趋势也对我国上百万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特别是疫情期间的经济衰退和实施行动管制令引起人民的焦虑和沮丧，这种情况预计还会加剧。 “随着全世界正努力控制病毒并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知道人民所经历的焦虑、恐惧、社交距离和限制、不确定性和情绪困扰等程度已成了普遍。尤其是在我们努力拉平感染曲线同时，也可能随时面对无声的精神疾病爆发。” 他强调，精神健康问题所带来冲击不仅是身心的健康，而且可能对国家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2018年，职场上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也导致我国经济估计损失144亿6000万令吉。可以想象今年和往后的精神健康趋势将对我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 由此可见，当务之际我国政府必须更多投资在精神保健方面，以增加所有人的可及性。 为此，俞利文表示在来临11月召开国会财政预算案时，将极力推动数项相关精神保健的事项： （1）大力投资在精神保健事项，增加精神保健专业人士，尤其在公共系统上提供更完善的基建设施和可及性。 -为精神保健专业人士、准专业人士、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福利部、和学校辅导在内的盟友提供更多培训。 -扩大精神保健设施、精神科专院、及社区精神健康中心（MENTARI）倡议。 -政府必须对有关投资进行优先排序，确保我国有足够能力处理在疫情之后人民所面对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精神健康危机做好准备。 （2）积极在国会推动废除《刑法法典》第309条文，将自杀未遂合法化。 （3）重振国家精神保健登记系统（NHMR），确保全面涵盖所有精神疾病、定期更新和实时监控、以及在医疗体系下的独立性。 -有关登记系统必须是由跨部门行动委员会进行监控并采取行动，以处理数据。更重要是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可以提出全面的措施以应对社区心理健康问题的上升。 （4）在疫情过后，政府需要制定更广泛的精神保健计划，来帮助那些深受疫情打击的精神患者身心康复，提高人民生产力以恢复和重建国家。 俞利文强调，精神保健本是一项人权，唯有优先在精神保健上大力投资，才能拥有更好的可及性，以便所有人都可以享有高质量的精神保健护理。 他也说，精神保健应被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一项支出。因为没有健康就没有财富，没有精神保健也就没有健康。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自国盟后门政府夺权至今，引发不少种族情绪和宗教纠结，尤其伊党近来频频发表极端言论也促成轩然大波。然而，砂政盟作为伊党同盟，却对伊党种种极端言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让人感到遗憾。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尽管砂政盟领袖异口同声禁止这些极端主义份子进入砂州，但这并无法阻止极端思维的衍生，尤其在资讯发达年代，只要通过互联网所有讯息就能轻易随手可得。 众所周知，伊斯兰党是奉行种族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政党。在希盟倒台之际，砂政盟以“造王者”选身份择支持巫统和伊党在内的阵线组成后门政府，等同为巫伊敞开砂州大门，让回教和马来人至上主义渗透至砂拉越。这也意味砂政盟是致使这种族宗教极端主义抬头的始作俑者。 因此，他提醒砂政盟当初是拜谁所赐引狼入室？又是谁让伊党有机可乘入主布城掌握执政权？砂政盟身为伊党同盟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更是难逃其咎。 “若不是砂政盟开启了后门赋予伊党掌权的机会，以致伊党得以参与议决政策，逐步将极端主义渗透至政策当中。” 他说，国盟后门政府从上台至今不到半年，明显可见伊党极端伊斯兰化的主张，再加上巫统和伊党在国盟联邦政府中是大多数，就连首相慕尤丁的实权也被压制，首相甚至对他们惟命是从。 而且，伊党在借助砂政盟的一臂之力下，不但如愿入主布城执政联邦，尤其他们走马上任后在政策上逐步伊斯兰化，例如倡议实施禁酒令、废除各源流学校教育制、每周五列为“爪夷日”、发表基督教圣经已被篡改的言论等，这种种不只是在挑起民族间紧张局势，也将对种族与宗教和谐带来巨大伤害。 除了伊党，巫统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早前“多源流学校分化国民团结”言论也引起社会大众反弹，还有土团党青年团团长旺阿末法依沙主张分阶段废除多源流学校，彻底体现了国盟是种族主义的极端政府。 “伊党国会议员曾多次在国会建议关闭酒吧等夜店场所，如今连首相也认同这种说法。” 更甚的是，现在连砂政盟管辖的古晋北市也拒绝恢复昔日的双语路牌，坚持推行单一语言路牌，这不仅违背已故首长阿德南的遗风，也彰显现任首长阿邦佐的政府没有以宽心去执行容纳多元种族文化特征的政策。 大马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假如砂政盟对伊党的极端主义继续坐视不理，噤若寒蝉，任由巫统和伊党破坏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和谐，那么大马的世俗国地位将是岌岌可危。 “我们杜绝任何种族情绪和宗教纠结带进沙砂，更不希望有人操弄种族与宗教课题，引发种族紧张、猜忌,以致仇恨，而破坏了各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氛围。”

我国政府应该推行固定国会任期（FTP）制度，停止这种“揣测大选”的游戏，因为这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甚至损害到国家利益。 目前，我国的大选日期和国家未来，是交由一党独大去掌控和党内部决定。 由此可见，我国的选举属“非常政治化”，当权者所做出的政治决定不一定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往往沦为其次重要。 最明显的是，首相原定于9月17日（周六）与巫统五大巨头商讨第15届全国大选事宜的会议，再次宣布延展会议。 过去两年来，来届大选会在何时举行一直是人民饭后茶余的话题，但现在最大问题是首相对于选举是一拖再拖。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强调，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子民对1963年大马协议（MA63）最终检讨报告有绝对的知情权。因此，联邦政府无权将之列为官方机密，禁止对外公布检讨结果。 俞利文今日在国会向首相署沙巴与砂拉越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麦西慕提出质问时，如是表示。 他说，部长声称有关检讨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议，因此无需对外公布有关MA63最终报告，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说法。 俞利文指出，这是涉及沙巴和砂拉越人的所有权益，联邦政府无论如何都要在国会公开最终检讨报告内容，让所有人可以审视。 他补充，在希盟时期，有关特委会在MA63的21项检讨事项当中，有17项已取得共识。但是，自从国盟夺权后，国盟政府却将有关MA63最终检讨报告归为官方机密法令（OSA）下被处理，拒绝将之公诸于众，甚至将之搁置。 “我们不能容许政府和政府之间在人民不知情之下达成协议，以致我们的权益受到侵蚀。所以，我们必须阻止政府重演过去的错误。” 他重申，这是关乎公共利益的问题，尤其沙巴和砂州本应享有的权益长期被剥夺，因此人民有权监督并了解有关商议进展。 此外，俞利文亦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解释为何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将沙巴和砂拉越的特别拨款削减，此举已违反联邦宪法。 他说，自1969年以来，沙巴和砂拉越在《联邦宪法》第112（D）条文乃享有联邦发放特别拨款分配，尤其去年希盟执政时期，40年来首次将特别拨款数额增加一倍。但遗憾的是，国盟政府在上台后就减少拨款，恢复过去原样。 俞利文还说，国盟政府自上台也另外设立全新阵容的MA63特别委员会。但是，国盟执政至今逾9个月，该特委会却未曾召开过一次会议，显然国盟完全将沙巴和砂拉越权益弃置一旁。 为此，俞利文反问有关MA63特委会在过去9个月究竟为沙巴和砂拉越做了什么争取？联邦政府不能以疫情为借口来掩饰该特委会的职责。 尽管在疫情期间，每个内阁政府部门都各司其职，继续行使且履行各别部门的职责，包括首相署沙巴与砂拉越事务部更不能以将新冠肺炎作为逃避问责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责任。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抨击土团党青年团团长旺阿末法依沙不认同多源流教育体制，甚至主张分阶段废除多源流学校，其不负责任言论不但严重伤害我国多元社会和谐，也挑起种族紧张情绪。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旺阿末法依沙身为一名新世代青年，理应以开明思维来看待多源流教育发展，却偏偏选择与巫统和伊斯兰党为伍，在煽动种族情绪课题上随风起舞，令人感到极度失望。 他补充，巫统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早前“多源流学校分化国民团结”言论已引起社会大众反弹，如今则轮到土团党青年团团长旺阿末法依沙主张分阶段废除多源流学校，彻底体现了国盟是种族主义的极端政府。 根据联邦宪法第152条文，任何人可以自由教导、学习和使用其他语言，而联邦和州政府可以自由维护或延续其他社群的语言。这意味联邦宪法赋予母语学习的权益，尤其我国多源流学校自建国以来就建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中，亦是国家宪法上合法体制，毋庸置疑。 俞利文指出，由于多源流学校和教育在宪法下受到保障，任何挑起多源流教育争议的有心人士，都是蓄意煽动之举。 他表示，多源流学校不仅是我国各族母语教育的根本，更是强国之本。因此在希盟执政时期，希盟注重多源流教育的发展，尤其在华文教育上做出改革。 俞利文还说，我国多源流小学的教纲，包括师资都是出自教育部提供，尤其华小除了华裔生，也不乏土著生就读。 由此可见，多源流教育并不会阻碍国民团结，倒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在制造舆论纷争，加深各族之间的鸿沟。 俞利文补充，继国盟后座议员邦莫达，如今连联邦内阁成员的旺阿末法依沙也发表了废除多源流学校言论，相信这也是其他土团党最高领袖的共识。 “现在的土团党和巫统及伊斯兰党已是同声同气，而且还是国家和谐联盟（MN）一部分，这势必将引起更多的问题，尤其涉及教育领域方面，我国多源流学校的发展前景将是令人担忧，包括华小。” 俞利文强调，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多元种族促进和谐及共享繁华的社会，尤其教育部应着重于改善现有的教育制度，确保各源流学校享有公平的待遇，各族学生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鉴于砂拉越的确诊病例不断激增，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卫生部和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必须提高现有检测能力，以更好了解且掌握砂拉越的冠病局势，并透明化疫情数据，尤其决定是否实施另一轮的行管令。 俞利文指出，根据砂灾管会昨日报告，砂拉越所有地区皆出现确诊病例，这是自去年冠病爆发以来砂拉越首次全区沦陷，也说明了冠病在砂拉越社区中的流行程度。 他今日发文告补充，政府当局基本上没能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疫情绿区，如今砂拉越所有地区包括郊区的医疗设施都受到严重匮乏影响。 俞利文披露，即使砂拉越的确诊病例日趋增加，但当局仍未进行足够检测，这意味着确诊病例可能还会更多，病毒甚至已在社区中广泛的传播。 根据昨日（2日）公布的数据报告，当局是进行了4050次检测，结果出587宗的阳性病例。这也说明了昨天的阳性率为14.49%，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低于5%的三倍。 俞利文解释，在过去一周时间，砂拉越的阳性率一直保持在8-14%的范围内，足以表明砂拉越的检测工作严重不足。同时，砂拉越每10万人口的感染率也是全国最高之一。 他说，若仔细观察砂拉越的阳性病例，可以发现仍有很多的确诊率是来零星案例，或与感染群无关，可见病毒已经广泛渗透至社区当中。 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砂拉越积极展开检测工作，并透明化将情况报告给人民，比如在某区域出现确诊后就立即在区域上展开检测工作，通过迅速发现病源后建议在48小时内追踪完所有的接触者，并将他们进行隔离。 俞利文也说，砂灾难管理委员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也必须保持透明化，虽然他理解不要制造社会恐慌，但政府若只是为了安抚人心说一切处于控制之下，却又重复采用相同的步骤以期得到不同抗疫结果，这不过是政府的鸵鸟心态罢了。 尽管坊间对实施行管令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有关决策必须是根据科学参数和适当研究而决定。 俞利文坦言，实施行管令与否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决定，但根据目前已知的数据，包括感染率、阳性率、甚至加护病房的床位容量，当局可能在某些区域做出必要调配。此外，为了保护其他区域，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跨区限制，以免疫情扩散。 俞利文强调，政府的抗疫标准作业程序和执法也必须得到一致执行，同时，他强烈不同意砂灾难管理委员会给予“豁免”权力，选择性允许一些斋戒月市集或夜市营业，包括在高风险地区。 他说，本身能理解这当中对经济的影响，但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标准作业程序上往往出现双重标准，这也是导致砂拉越确诊案例激增的主要原因。 “如果政府实施行管令3.0，就必须得有更好的退场策略。我们不能一直实施行管令，并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以期将问题解决。还有，政府也必须考虑为那些受到行管令影响的行业给予帮助。” 无论如何，公众在政府抗疫任务上享有知情权，政府也必须向公众保证所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步骤。尤其当涉及公共危机，政府必须得到公众对抗疫系统的信心，最好方法是积极主动并保持透明化，确保不会存有任何双重标准。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尽管联邦内阁同意保留“Timah”作为威士忌品牌，但此课题无疑已在我国设下了一个危险先例及趋势，尤其以牺牲非穆斯林的权益和自由为代价向极端保守主义低头，打开了马来西亚多元化和谐社会的缺口。 事实上，“Timah”事件不应该成为内阁劳师动众花时间去讨论的问题，这原本只是“商品说明和商标”问题却突然毫无意义的被放大检视，甚至引起宗教或种族争议。 而且，贸消部副部长也在国会证实，指该威士忌品牌命名是在当初完成所有尽职调查，包括允许公众在两个月反对期内提出异议，当时在无人反对后获批准使用该品牌名称。这意味着从法律角度来看，“Timah”这个名字已经是合法的。 因此，伊斯兰党作为执政联邦的成员党，蓄意挑起种族的敏感放大问题，甚至要求关闭酒厂及撤下商标并易名，简直是荒谬的无稽之谈。 俞利文指出，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政治动机占据国家主导地位，试问还会有谁敢在马来西亚投资？人民真的能期望政府在疫情过后重振经济？区区一个威士忌的品牌都能闹得满城风雨，更何况是市场自由和经济理性？

为了全面解决以及避免航班延误和不断更改时间的问题，联邦政府必须通过交通部和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以制定长期政策，让航空公司透过适当的执法来承担责任，确保乘客及消费者权益受到保障，以便在不可避免情况下获享合理赔偿。 虽然我们能够理解且同情航空业在过去两年因疫情所遭受的重挫，也认同并支持航空业需要相关激励措施来重振业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航空业能够随心所欲边缘化消费者的权益，这不仅让乘客造成诸多不便，甚至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为从整体上妥善解决问题以及保障消费者和公众权益，我建议政府必须采取两项主要行动：(1) 首先，政府必须审查所有必要的法规，确保给予消费者必要赔偿或补偿。政府可以修改有关航班延误的法令，这包括航班“重新安排”和“更改时间”等专门用语，以及强制航空公司向乘客提供赔偿有关的其他法律术语。目前，法律有可能存在漏洞。在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官网简单搜寻一下，明确指出只有航班延误和航班取消可以获得赔偿。根据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文，也明确规定有关保障只涵盖航班延误和航班取消。但现在的风险在于，航空公司可能会在术语上发挥创意，并使用在相关法律规范以外的术语，比如“重新安排（rescheduled）”和“更改时间(retimed)”等。而且，政府也要确保“航班延误超过6小时的承保范围”，不应仅适用于已购买旅游保险的乘客。因此，政府可以采用2004年通过的《欧盟航空旅客权利条例》，以更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即如果航班被取消、长时间延误，或者乘客被拒绝登上已确认预订的航班，乘客在欧盟(EC)第261/2004号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下，可获得航空公司提供补偿和援助。是项法规为乘客提供了免受旅行中断的保护，同时也激励航空公司保持更准点的航班运营。 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