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镇东于2019年4月10日发表文告：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由衷感谢奥斯曼沙比安对于柔佛州的贡献，也感谢他在过去两年来与希望联盟友党领袖之间的互信。 我本身与奥斯曼在许多事项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土著团结党与希望联盟原有三党的整合过程中。 奥斯曼身兼柔佛州希望联盟秘书和代主席，投入了许多时间与资源确保希望联盟在柔佛的胜利。担任柔佛州务大臣期间，他也开放聆听各方面的意见，并着重在解决问题的方案。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希望奥斯曼与新任州务大臣可以顺利完成交接，也让柔佛人民可以接受新的人事安排。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精神与实践，必须成为全球的典范。 有关柔佛大臣的权力交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已指示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全体州委，务必遵守党中央与希望联盟友党商议后的任何决定。 民主行动党中委会将支持首相敦马哈迪所推荐的人选，而该人选必须获得希望联盟、柔佛人民的支持，并且根据柔佛州宪法获得柔佛苏丹的信任。 我借此重申，柔佛是半岛最重要的政治战场，我们的政治领袖必须在柔佛展现其领导力和责任感，共同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19年3月7日发表的文章： 在我们解读“巫伊联盟”的同时，也必须一起解读巫统与马华、国大党走向“分家”的情况。 国阵分家，无论是玩真的，或纯粹只是一场戏码，这样的政治重组已经是在“兵分两路”：由巫统与伊党在马来社会侧攻希望联盟，而马华与国大党则包办非马来社会。 从族群角度出发的侧攻，实质上是一种焦土策略，旨在为达胜利，不惜任何代价摧毁对手的一切。然而，在如此恶劣的手段下，受到最大伤害的始终还是马来西亚的小市民。 这样的焦土策略，企图在马来与非马来社会两边分别煽风点火，让希望联盟难以在马来西亚执政，尤其是在不同族群的民怨下，民选政府要维持多数选民支持绝非易事。 两边族群的要求会倾向于相互冲突，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巫伊联盟／马华—国大党的两路侧攻，是要加剧马来与非马来社会对彼此的相对剥夺感，大小事情都会陷入种族二元对立的框架。 这也是为了让中间路线因为种族两极化而失效，借此破坏希望联盟内部多元族群的结盟。 今天，巫伊联盟这种以族群路线为基础的新组合，把所有非马来人、非穆斯林的马来西亚人民妖魔化。在马华和国大党宣称不与巫伊联盟为伍后，巫统和伊党也没必要假装中道走中间路线，可任意操弄族群牌。马华—国大党的结盟亦然。 如此一来，希望联盟肯定不会比巫统“更马来人”、不会比伊党“更穆斯林”、不会比马华“更华人”，也不会比国大党“更印度人”。 不过，在这样黑暗的政局下，我们其实仍然可以看到一丝光明。相信马来西亚人有足够的智慧，为国家更好的前景团结起来。 为了让新马来西亚的目标得以成功，希望联盟必须将之推动成为一场全民运动。人民不能把509大选视为斗争的终点，打造新马来西亚需要全民参与，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致那些相信马来西亚不该按族群撕裂的人们、致那些相信509大选是马来西亚重新启航迈向更好未来的人们，以及那些想要看到马来西亚立足世界发光发热的人们，我们必须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巫伊联盟／马华—国大党依靠撕裂族群捞取政治利益的阴谋。 除了半岛的许多人外，我也知道沙巴、砂拉越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同胞们，都向往着新马来西亚的建立。我们要一个多元包容、彼此关怀与全民共享的国家，拒绝宗教极端主义，推崇社会团结互助的核心价值。 巫伊联盟／马华—国大党的政治结盟以煽动族群情绪为目的，而希望联盟则是代表追求和平共处、精神力量、宗教包容、民富国强、社会进步的一场全民运动。 刘镇东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18年12月26日出席金马仑高原德教会振胜阁晚宴发表演说择要： 全球对2019年的经济前景都很忧虑。我也明白马来西亚国人对经济前景的不安。 2019年全球经济面对美国经济放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为美国经济放缓加上中美贸易战而大幅放缓。出口中国和美国对马来西亚经济非常重要，也因此会受到牵连。 因此，2019年，马来西亚既要面对出口放缓，也要同时进行换政府之后的经济改改，肯定并不简单。 财政部长林冠英呼吁全民给予希望联盟政府三年的时间整顿经济结构，因为要改变60年的结构，需要一些时间。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邓小平宣布进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做实验。中国在2019年也会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但与1978年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谈拼经济，至少要用20年的眼光，也要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没有捷径、没有一步登天。 20年前的1998年，中国人来到吉隆坡或者金马仑，大概会总结马来西亚相对于中国而言，非常先进和进步。但是，今天，如果一名1998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出生的中国青年来到吉隆坡，他会觉得吉隆坡非常落后。这不等于说中国全国都和大城市一样富庶。中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严重的。可是，无可否认的，中国在过去的20年，尤其是过去的十年在科技和经济的跳跃是空前的。 人均收入不是最好的比较，但从人均收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56美元、马来西亚则是1219美元；（亚洲经济风暴前的）1996年中国人均收入为709美元、马来西亚则是5103美元；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为8116美元，马来西亚则是9374美元。 意思说，在1978年，马来西亚尽管不富裕，但人均收入为中国的八倍；1996年马来西亚为中国的7倍；2016年马来西亚为中国的1.15倍。以中国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巨大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已经是先进国水平。 因此，要拼经济要放眼未来二十年。其中要重新发掘农业的重要性。金马仑是马来西亚农业的重镇。前政府在“象牙行动”中，着重安全与执法；新政府将更着重永续农业发展，既要确保金马仑的环境得到保护，也要以政府整体的影响力，协助金马仑的农业领域发展，最终让全国人民受惠。

文：刘镇东 消防员阿迪之死让我们痛失无辜的生命，是“新马来西亚”运动黑暗的一章。 人们都希望涉案者受到法律的制裁，以便正义得以伸张。 社会各造欠缺对彼此的信任是这次危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庙宇的信众在事发前一夜被不知来历的流氓威胁甚至袭击，他们不相信执法当局会保护他们。 尽管有关当局已经尽量依法办事，但冲突事件还是导致了财产损失及人命伤亡。任何冲突的折损，都是马来西亚人民的集体损失。 我们必须从这场悲剧中吸取教训。为了社会的和平与进步，我们必须重建国民之间以及国民对法治的信任。我们必须重建体制，确保执法单位重获人民信任。 想要见到“新马来西亚”茁壮成长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时反躬自省，同时领悟互信之必要，没有信任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和方向。 或许，“新马来西亚”想追求的太多太快。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却忘了首先建构一个跨族群的国族论述。倘若“新马来西亚”要成为海纳百川、与时并进的国家，我们就需要跨族群的国族论述。 自日据时期，马来西亚社会就存在族群分化。独立过后，族群的紧张关系甚至延续至1990年。 我想提醒大家，一起回顾 1990年到2005年之间人们近乎淡忘的时期。1990年，敦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及马来西亚国族的概念。2005年，巫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反而全面右倾 ——希山慕丁高举马来短剑是该次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在1990到2005年的14年之间，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相对平稳，也有较多共识。更重要的是，各族当时似乎找到一个共同的追求 –“2020年宏愿”，尽管那并非完美的愿景。 2005年到2018年之间，巫统全面右倾，煽动针对非马来人的种族情绪，其目的不外乎巩固马来人的支持，同时掩盖纳吉及其朋党的诚信危机。 509 换政府之后，那些冲突都应该要过去。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个国族论述来领导社会前进，“新马来西亚”的实验行将失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改良版的2020年宏愿。 敦马在1990年2月提出2020年宏愿时，国家经济一片大好，人民生活相对向上提升。当然，当时的马来西亚并不民主。虽然那时我们拥有具包容性的国家论述，但媒体受到控制、人民害怕遭遇政治扣留和迫害。 今天的局势恰好相反。马来西亚民主了，没有对媒体控制、也没有了恶法的钳制，但缺乏一个明确的国族论述。论述的真空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新马来西亚”的挑战是多重的：首先，主流舆论，尤其是媒体和网络上都充斥着种族视角的言论。 其次，正因为种族视角大行其道，建立各族互信的努力基本缺席。当危机出现时，人们惯性地以种族视角来看待问题，以此填补国族论述缺席的真空。 第三，国家机构历经前朝政府多年的贪污腐败及政治操弄，公信已荡然无存。 希望联盟必须跨越上述困境，提出类似2020年宏愿或马来西亚国族的论述来引领舆论并激发想象，否则任何的公共讨论都必将被社会两端的边缘势力所拉开或撕裂。 在其中一端，马来极端势力指控希望联盟典当马来人的权益来迎合非马来人的诉求；而在另一端，非马来人却指责希望联盟无视他们的困境。 “新马来西亚”的国家论述须包含至少三个元素：第一，确保民主体制之下每个人都能参与公共事务及拟出一套规则，并且无畏无惧地制裁僭越者。 第二，政府必须致力于并看起来致力于提升小市民，尤其是底层百分之四十人口（B40）的经济福祉。有心人士常常利用普通人民的经济困境来贩卖恐惧与族群主义，以便制造种族冲突。 第三，国家领袖必须从跨族群的角度来应对社会问题。我们必须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希盟领袖是不分种族与背景地服务全民的。这种态度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渗透社会各个层面。 阿迪之死、施菲尔兴都庙事件，以及和反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集会，都凸显了“新马来西亚”的实验极易出错。马来西亚是否值得成为伟大的国家，还是会沦为种族冲突不断的失败国度，决定就在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