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报电子版

在我国人民配合抗疫下，今年六月中，我国第二波新冠疫情传染曲线终于压平下来，每日确诊病例都维持于单位数或双位数，甚至有出现单日零确诊案列。然而，在6月9日，慕沙阿曼涉嫌的46项贪污和洗黑钱案被无罪释放后，就引来我国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前夕。 释放后不到两个月内，慕沙就成功拉拢青蛙，组沙巴政府，但最终，时任首长沙菲益解散州议会，才让慕沙阿曼青蛙夺权行动失败，并导致沙巴在疫情下，被迫进行闪电选举，进而让病毒在选后，遍布全国各州。无可否认，慕沙阿曼必须为此负上一半的责任；而另一半的原因，就必须归咎于韩沙再努丁和慕尤丁。 在慕沙阿曼被无罪释放后，韩沙就频频到沙巴开始协助慕沙策划夺权买青蛙行动，甚至代表慕沙阿曼觐见沙巴元首敦朱哈（慕沙与元首的关系不好），要求让慕沙夺取沙巴政权。韩沙再努丁是慕尤丁的左右手，也是喜来登政变的主要推手之一，喜来登政变后，慕尤丁委任韩沙成为内政部长，方便为慕尤丁在背后搞政治筹谋，巩固弱势政权，而慕尤丁则对外保持良好的”abah”形象。 事实上，223喜来登政变也是导致第二波疫情的爆发的主因，从2月16日至23日，只有出现一宗新病例，累计的案列只有22宗。但在喜来登政变后，希盟内阁瓦解，在没有部长的监管下，政府部门群龙无首，所有的对策或抗疫方案也无法实行，直到3月9日，慕尤丁的内阁成员才出炉，但是第二波的疫情已经爆发了，当天的案列已高达117宗。 有民众认为，是政治人物不遵守作业程序(SOP)，不戴口罩、参与群聚、没有进行隔离等，才引起疫情的爆发。当然，这是其中一点，但是从以上两波疫情的爆发数据而言，夺权才是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失望的是，人民在抗疫期间的共同努力下，一度让疫情控制稳定下来，却因政治利益，让病毒无法提前中断。

从慕尤丁决定以从后门上台开 始，就不断被质疑他是否获 得足够支持成为首相;因此国会成了他最惧怕的地方，千方百计都要避开召开国会，连紧急状态也抬出来。 随着日前我国荣耀登入“新冠百万 确诊俱乐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 破2万大关，已经完全证实了国盟只 有争权策略而没有救国良政。 而忙着保住相位的慕尤丁，也没有 将他的精力和国家资源用在抗疫救 国，只想着如何拖延召开国会;在拖无可拖的情况下，便尽一切能力去避免任何事项提呈至国会，为的就是不 要有任何投票表决，以免露出他失去多数支持的事实。 因此，慕尤丁宁愿“叛君”，也不愿遵从国家元首的旨意，将撤销紧急状态和紧急条例的事项带上国会进行辩论和投票表决。 慕尤丁及其内阁作为抗疫失败的罪魁祸首，理应承担起所有责任，并集体总辞以示负责。可惜，对慕尤丁政府来说，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民主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兼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指出，政府抗疫政策的矛盾在于卫生和经济上的失衡，问题出在卫生部和国际贸工部过于疏忽的管理方式。 政府以为简单的封锁措施可以控制疫情，但事与愿违，结果令商家和人民受害。 卫生部在封锁初期没有及时展开 规模检测，导致5月24日起至今的封锁措施失败，人民也因为政府无限期延长封锁措施，生活陷入经济困境。 另一方面，贸工部轻率的管理方式不科学，仅把经济“一分为二”， 即关键与非关键领域，忽略了病毒传播风险。例如，一家商店的室内空间和通风系统属于低风险，却被 下令关闭;反观一家工厂环境属于高风险，却基于关键领域而被允许开工。

这星期是喜来登政变和希盟政府倒台一周年。这一年来，慕尤丁政府为了保护政权，常常以疫情为由，做了许多践踏国会的事情。 国会是我国最高立法机构，所有下议院议员皆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替人民监督政府施政，避免政府权力过大，是在三权分立中最能体现民意的机构。任何重大法案和财政预算案须由国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国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去年5月18日，是我国独立以来国会复会最短的一次，仅有一天，然而真实情况只有一小时，当天只有国家元首发表施政御词，没有辩论，也没有法案通过，之后就休会，创下历史记录。 虽然慕尤丁以疫情为由，但还是引发希盟、N G O 和人民的不满。数名律师也提出质疑，一日国会是否符合宪法。希盟建议效仿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召开线上国会会议，以便在疫情之下，国会不致于被瘫痪，但都被拒绝。   今年1月12日，也就是国盟宣布限行令2.0的后一天，最高元首颁布我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直至8月1日。在这紧急状态之下，人民生活一如往常，但国会和选举将被冻结，国会再度被瘫痪。2月24日，元首同意国会可在紧急状态下复会，前提是慕尤丁须向元首建议一个合适的日期。 如有召开国会，反对党议员可以就防疫课题上质询和监督部长们的表现，要求透明化整个防疫工作，避免各种黑箱作业，例如疫苗的采购等等。如果没有国会审议和问责，慕尤丁可以绕过国会作出各种决定，政府的权力在无形中扩大，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今，球在慕尤丁脚下，国会复会与否，全在慕尤丁一念之间，元首已亮绿灯。各行各业陆陆续续复业，学校也复课，首批疫苗已运抵我国，他本人也施打了第一剂疫苗。如果慕尤丁依然不愿意在短期之内，或全体国会议员已施打疫苗的情况下让国会复会，实在是说不过去。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早在2016年签订的隆新高铁合作计划，此计划今年1月正式破局，也意味国盟政府诚信破产，因为国盟不遵守高铁计划原定的公开招标及透明管理协议，导致我国必须赔偿3亿2000万令吉给新加坡，而这笔赔偿金最终由人民买单。 国盟政府未向大马人民交代有关隆新高铁计划破局的详情，却决定动用纳税人资金作为赔偿金，显示国盟政府的不透明行政，在紧急状态下愈演愈烈，包括冻结国会以逃避问责。 新加坡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政行为，通过国会向人民交代高铁计划。根据新加坡交通部长王乙康今年1月在新加坡国会的发言，指高铁计划破局的主因，乃是大马要求撤除共同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以及增设吉隆坡国际机场站点，已偏离了2016年原定的双边协议。 反观国盟政府当时仅通过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回应媒体，简单解释指共同管理高铁的合作模式成本昂贵，以及我国有权委任本地承包商，所以无法与新加坡达成协议。况且，国盟政府借紧急状态之名冻结国会，阻止国会议员代表人民在国会追问相关详情。 国盟延迟公布赔偿金 另一方面，行动党芙蓉国会议员兼前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年1月呼吁国盟政府透明公布详情：“告诉人民到底要赔偿新加坡多少钱？”。但是，国盟延迟至3月才对外公布，马来西亚已赔偿3亿2027万零519令吉24仙给新加坡。 陆兆福也建议，既然政府取消了高铁计划，就应该推展和尽快完成其他基建计划。   林冠英：人民等待替代计划 希盟财政部长林冠英认为，假设隆新高铁计划的终点站设在柔佛新山，而不是新加坡，将影响高铁计划的财政可持续性， 并限制了国家经济效益。 林冠英也是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他指出，国盟取消高铁计划也影响了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州，其中柔佛成为最大的输家，人民正在等待替代计划的进展。 “国盟政府是否还有兴趣为人民服务，或者是为了政治生存而不惜参与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   他重申，希盟并没有质疑隆新高铁计划，而是质疑其高昂价格和前朝政府国阵所同意的成本结构。 我国2018年改朝换代，在希盟政府上台后，搁置了由前朝国阵政府与新加坡于2016年签署的隆新高铁计划双边协议，因为国阵估价耗资1100亿令吉太过昂贵且离谱，价格十分不合理。 隆新高铁计划的搁置期限，因希盟政府被“喜来登行动”推翻而数次延长，直至今年1月由国盟政府宣布取消。根据原定计划，隆新高铁的站点包括吉隆坡大马城、雪邦-布城、芙蓉、爱极乐、麻坡峇株巴辖、依斯干达公主城，以及新加坡裕廊东。

若要缓解疫情，实施限行令2.0，加强执法就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颁布紧急状态。但从巫统的步步进逼，多次扬言退出国盟和逼迫举行闪电大选来看，慕尤丁在宣布限行令2.0后，还要颁布紧急状态的用意已经呼之欲出。 随着三名巫统议员撤回支持后，慕尤丁可能只剩下109名议员支持，成了不过半的政府，理论上，慕尤丁应该主动辞职，让元首委任拥有过半议员支持的人成为新首相，因为现逢疫情危急，并不宜举办大选。 奈何慕尤丁脸皮够厚，他坚持颁布紧急状态，如此，国会与州议会就将被冻结至8月1日，同时也不能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在国会中挑战慕尤丁的首相地位，只要慕尤丁赖着不走，人民也拿他没办法。 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若慕尤丁政府真的拥有过半议员支持，他急于推出紧急状态，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更加坐实了国盟现在是少数政府的真相。因此，限行令2.0是为了压制新冠病毒；紧急状态则是为了压制巫统病毒。 虽然紧急状态给了慕尤丁8个月缓冲期，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巫统的狼子野心可不是慕尤丁能满足的，特别是那些官司缠身的议员。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势必会重新布局对付慕尤丁。即使緊急狀態結束後，若巫統的要求無法被滿足，慕尤丁的困境還是無解。 紧急状态美其名是为了防疫，实则是慕尤丁为了保护其地位。古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有慕尤丁之心，国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