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砂拉越区域性紧急状态 完成选举改革疫情受控制再选举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由于考量到疫情期间或将迎来砂拉越选举,联邦和砂州政府需进行必要的选举改革,尤其砂拉越的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80%为基础,以确保选举过程更加安全。 他补充,政府有必须在砂拉越颁布区域性紧急状态,直至完成这些选举改革并且砂拉越的疫情得到更好控制为止。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针对联邦政府近来宣称已撤销紧急状态,这意味根据宪法,砂拉越需要在紧急状态解除后的60天内举行砂拉越选举事宜,如是表示。 俞利文强调,以目前疫情趋势,砂拉越若在今年内如期进行选举将是灾难性的。 他表示,我国对去年沙巴选举后引发第三波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历历在目,政府应该牢记这前车之鉴,必须进行必要的选举改革,确保砂拉越子民能在更安全的环境条件下行使投票权。 他也说,在考虑举行砂拉越选举之前,政府必须适当监测如Delta变种病毒等,尤其具更强传染性和致命性的“高关注变异毒株(VOC)”存在。 俞利文说,即使砂政府努力加速疫苗接种工作,以赶在8月1日之前在砂拉越实现80%疫苗接种目标,但政府也不能忽略身在砂拉越以外的砂子民,他们也是有权行使民主权力投票。 他还说,即使砂拉越在达到80%疫苗接种率后举行选举,但对于从外地返砂的子民还是免不了入境隔离14天的要求,因为届时有的其他州属可能尚未实现所需的群体免疫目标,这将导致他们返砂投票之路受阻。 因此,选委会应当深入探讨某些调整和程序上的改革,特别是实施必要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将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方式扩大至在外地工作或求学的子民,尤其是在沙巴和砂拉越。 俞利文说,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方式不但方便那些身在外地的选民无需返乡投票,也履行他们的选民义务。避免像沙巴选举一样,选民不得已返乡投票而导致冠病攀升。 因此,选委会需要根据2012年选举法令第3(1)(e)条例,颁布选区外有资格的选民成为可以预先投票的邮寄选民,方才能实施此程序。 他坚信,鉴于新冠肺炎大流行,选委会有义务和责任,为选民提供一个方便且安全的投票管道。包括实施安全和投票保障措施,确保符合资格的邮寄选民在防止篡改、公平、安全且方便的管道下提前投票,以增加选民对选举机制的信心。 他补充,选委会若通过不必要的法规直接或间接性的为选民带来任何不便,这也等同于一种对选民基本权利的压制。 俞利文表示,这不仅是针对当前疫情大流行,选举机制改革可以鼓励更多沙巴和砂州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尤其是沙砂与西马各州之间经济发展不平等,以致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到外州谋生。 他指出,尚若政府在疫情期间举行大选,在外州工作的砂沙选民就得要回到自己的选区投票,他们除了要承担高昂费用外,也要面临感染风险。 根据估计,有多达20%沙巴和砂州的合格选民在西马半岛生活与工作,同时有许多西马选民也在沙巴和砂州生活与工作。 鉴此,为确保砂拉越人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无论砂子民身在何处都能行使投票权,俞利文强调在落实选举改革之前,砂拉越政府不应该罔顾砂子民的安全优先,执意如期举行选举。

俞利文:合约医疗人员如何转正? 促卫生部公开遴选标准和具体计划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卫生部必须公开合约医疗人员转正的遴选标准,并公布有关具体计划,以解决全国医疗人力长期面对合约受限的问题,包括在医疗人力匮乏的地方,尤其在沙巴和砂拉越给予适当分配和填补。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说,在转正的遴选标准上,相关核心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因此他促请卫生部在遴选标准都要透明化并且不偏不倚,必须完全基于优点和表现,以消除合约医生感到自己有被偏见、甚至被歧视的错觉。 他表示,如果卫生部在转正标准上是更加透明和确定,那么新晋的年轻医生便可以充分做好准备,透过工作能力和表现以争取转正机会,同时还可以消除他们的许多不安,比如对职业前景的担忧,甚至工作不获赏识。 当然,俞利文不忘祝贺203名在2017年3号委任通告下获得转正的UD43级别合约医生,并在8月2日起将派遣到全国各地投入服务,同时也给予他们祝福。 但是,俞利文向卫生部和公共服务局提出质问,在此次203人转正名单中,虽然有102人被要求到砂拉越的医院报到服务,但却没有一人是砂拉越人? 多年来,许多西马医生被派驻到砂拉越任职,他们也非常尽责在砂州提供服务,不过,他们大多数并非永久性在砂州任职,在结束为期两年的政府公务任期后,他们就会回到各自的州属服务。 俞利文解释,这也是他一直敦促卫生部应将砂州的永久医生优先委任给砂拉越人,至少他们可以在砂州,特别是州内郊区长期服务,进而解决医生短缺问题。 事实上,尽管有许多砂拉越医生在砂州服务,但至今尚未获委任永久医生。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公平,尤其是那些愿意在郊区服务并且满足当地迫切需求的医疗人员。 为此,俞利文促请同为砂拉越人的卫生部副部长艾伦达干,应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按理说艾伦达干更加了解砂拉越长期都迫切需求医疗人力,尤其是郊外乡区。 然而,总的来说,卫生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所有合约医疗工作者长期存在的问题。 俞利文补充,一个多星期已过去,但首相慕尤丁和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始终没有履行承诺,将合约医生的诉求和关切带到内阁上彻底讨论,甚至作出交代。 鉴此,俞利文呼吁政府必须公平对待合约医疗工作者,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无惧站在前线对抗病毒,为社区和国家作出牺牲和贡献。因此,政府必须保障他们的职业前景,这便是给予他们最好的回报。当然,政府应赋予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也可以专注于专科深造, 他强调,政府和医院的努力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我国才能栽培更多的专科医生,除了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同时也提高患者的医疗质量。

检测不足疫情失控 俞利文:须制定“国家筛检战略”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联邦政府和卫生部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筛检战略”,以解决我国目前严重缺乏冠病检测问题,尤其在准备与冠病共存之际, 将检测作为其中推动国家复苏计划的重要部分。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说道,有关国家筛检策略必须着重在干预每个阶段的综合步骤,无论是遏制还是缓解疫情的阶段。 他补充,该策略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解决方案,以便在处理当前的确诊激增或未来爆发做好准备,同时实现预期的健康结果。 他强调,是项策略的首要部分必须包括提高检测能力的方案,以真实反映实际的疾病负担。 昨天,我国虽进行了9万5772次检测,但阳性率高达12.51%,是世卫组织建议少于5%的两倍之多。这不仅表明疫情已失控,而凸现我国的检测不足,甚至无法发现社区中的隐藏病例和爆发。 俞利文表示,任何传染病控制的基础都取决于有效的快速检测和隔离措施,然而,为确保取得成功,当局必须进行充分的筛检和追踪接触者。惟,严重缺乏这两个因素是我国政府无法抑制疫情的最大败笔。 如果政府不大幅加强测试和追踪,社区中将不知道有多少带病者可以传播病毒,而且越迟隔离他们,被传染人数就越多。 大规模检测可使冠病 患者能够及早得到诊断、隔离和治疗,以防止重症并发和死亡,否则将导致医院加护病床超出使用负荷及死亡人数激增。 就在昨天,我国的冠病死亡人数达到199人刷新高,其中33人是属送医前死亡病例(BID)。这证明了病毒在社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当局缺乏检测和追踪接触者的失败所致,有的确诊者甚至还来不及送医就已死在家中。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调整抗疫情策略,摆脱有限检测和过度依赖Rt-PCR检测,并动员所有利益相关单位,包括私立医院、私人诊所等,并赋予工厂工作场所权力,确保全国每天至少能进行25万至30万次检测, 甚至个人可以通过自购检测试剂盒自行检测。 这也是国家检测策略的第二部分,即必须让人民为新常态做好准备,尤其在复工上班前,甚至参与社交活动之前进行频繁且持续的检测。 俞利文指出, 政府必须首先考虑通过医疗器械管理局 (MDA) 对此类试剂盒进行监管,以确保其敏感性和特异性,然后进行补贴,让所有行业甚至个人都负担得起并且容易使用。 此外,政府必须在药剂行和政府保健中心提供低廉价格的唾液式RTK-Ag检测,供公众可以在家进行自我检测。 他表示,当局可以根据个别行业的风险评估制定明确的检测标准作业程序,包括检测的频率;至于高风险行业,则可进行更频密的检测,然后附上全面的呈报标准作业程序,让民众得以将检测呈阳性结果的报告通报予当局,并透过现有系统展开追踪接触。 他也说,那些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确诊民众可以在家中隔离,并由卫生部的医疗官员甚至私人医生 (GP) 通过视频通话进行视讯监控。 俞利文强调,上述提及的举措都必须纳入国家复苏计划之中,并为社区与冠病共存的新常态做好准备。 政府目前似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疫苗篮子里,虽然我承认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公共卫生的基础,即充分检测以快速检测,有效追踪接触者以快速隔离和支持 . 俞利文认为,政府目前似乎是在孤注一掷,虽然他认同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但也绝不能忽视公共卫生的基础,即充分进行检测、有效追踪接触者和快速隔离,并给予必要支持。  

内阁承诺商议解决合约医生问题 俞利文促首相和卫生部长速交代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首相慕尤丁和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必须立即就内阁商议合约医生委任为永久公务员职务的上诉决定,向公众作出清楚交代。 俞利文补充,这是他们两人对合约医疗工作者做出的承诺,尤其会把这项关切事宜带到过去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彻底讨论。 据报道,卫生部长阿汉峇峇也说此事将由内阁商议,甚至吁请合约医生保持耐心,静待结果。 然而,直到今天,首相和卫生部长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人现身说法,也未有发表相关官方声明或方向,这已令到许多正在参与医疗的工作者,甚至与这些医疗人员站在同一阵线的广大公众感到相当沮丧,尤其诉求政府能够为合约医疗人员提供公平并且持久的解决方案。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政府在没有交代任何的讨论结果之下,特别是为这些合约医疗人员提供明确方案,卫生部长岂能要求他们稍安勿躁?政府的一再拖延也只会磨损他们的耐性。 他强调,合约医疗人员的问题本是长期以来的课题,政府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情况下当作借口来拖延问题,再次将之扫在地毯下。 鉴此,俞利文促请政府必须立即解决有关合约制的议题,不要再拖延问题,更不能坐视不理。 他说,内阁其实立即作出政策决定,包括允许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可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医学专科,并应允他们享有同等福利,尤其合约医生所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是与永久医生一致。 俞利文也说,有关政策并不会为政府带来主要的财务承担,并且可能会是有效解决合约医生问题好的开始。

“黑色代码”运动抗议待遇不公 俞利文:须严正看待合约医生的诉求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吁请联邦政府与卫生部必须严正看待合约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诉求,包括他们对现有医疗和医职体制的抱怨及担忧,而不是施以纪律并处分他们。 据悉,一批医护人员将于7月1日号召“黑色代码”运动,以抗议合约制医护人员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惟,卫生部却对此发出警告,若参与该运动的医护人员将面对纪律处分。 俞利文发文告指出,无论是年轻的合约医生还是医疗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与永久医生是一致的,承担同样责任甚至面对感染风险。而他们响应有关运动旨在政府能解决合约制和永久医生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保障,一视同仁。     他说,这次大流行暴露了我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各种差异鸿沟及忽视,尤其强调政府需要大量投资在我国的卫生系统发展,包括医疗人力。 疫情期间,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人员牺牲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日以继夜工作,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有家归不得,为的是以免将病毒传染给家人。 由此可见,他们是值得获得大家的感谢和尊重,特别是在服务期间,他们更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因此,俞利文促请各个政府部门,包括卫生部、公共服务局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个长期计划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委任永久医职的遴选标准上保持透明。 他补充,虽然了解问题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但卫生部无论在招募、委任永久医职、或是晋升的遴选标准都要透明化且不偏不倚,必须完全基于优点和表现,以消除合约医生感到自己有被偏见、甚至被歧视的错觉。 基于医疗的责任、工作量及风险都是相同等,俞利文认为政府应该采取额外措施,让合约医生享有与永久医生类似的福利。尤其卫生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让合约医生可以享有特别假期,包括工作保障假期、进修假期等。   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赋予合约医生申请联邦训练奖励(HLP)的机会,好让他们可以在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医学专科,以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 俞利文说,政府如要认可和珍惜前线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和牺牲,最好方式是给予他们投资,以提供他们更好工作保障,甚至让他们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专科继续进修硕士课程。 他强调,政府和医院的努力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我国才能栽培更多的专科医生,除了解决我国缺乏专科医生的问题,同时也提高患者的医疗质量。 这些年轻医生和医护专业人士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确保人民和社区的安全。鉴此,俞利文呼吁政府、民间社会、以及公众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赋予他们平等待遇,让他们在医疗职场上可以感受到工作保障并得到重视。

复苏计划空洞无实质策略 无法激起人民对政府信心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指出,国盟政府所谓的复苏计划是空洞的,不但没有实质内容和策略,也没有为业者甚至民众说明在疫情之后的前进方向,根本无法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由此可见,政府似乎未有针对行管令结束以后制定适当的退场策略。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商家、业者和民众一直呼吁并冀望政府能制定明确的前进方向,指引他们度过难关。惟,政府不但迟至昨日才宣布复苏计划,该计划对许多陷入困境的商家企业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和支持,有些领域甚至要等到第四阶段才得以生存。 与此同时,政府也明显缺乏计划,尤其在过去15个月长期关闭造成惨重损失的非基要经济行业,包括娱乐行业、足底按摩中心,甚至涉及社交群聚的行业等,这些行业一直在苦等政府给予明确的前进方向以及纾困计划。 他强调,当私人领域于当前经济危机中面临倒闭而导致员工失业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介入其中。 他也担忧,政府决定使用病例数据作为决策标准,而这也非常依赖于检测工作,尤其对于要用作可靠参数的新冠病例,阳性率就必须始终保持在5%以下。 “我们需要确保每天的数据调整为每日完成的检测总数,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俞利文披露,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任何国家在考虑开放经济之前,该国的阳性率必须是连续14天都保持在5%以下,这是有明确科学根据的,而不是纯粹基于病例作为考量。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所有国会议员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国盟政府并没有将国会的召开,视为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基本必要服务领域之一,甚至停罢国会。 俞利文表示,疫情之下,其中主要解决方案是恢复国家的国会民主,让所有国会议员都能发挥各自关键作用,向政府提抗疫的建议和想法,在国会民主制度下提供适当的制衡及监督。 他举例,比如英国甚至新加坡等,每当出现病例增加时,该国政府不仅向公众实时公布政府的计划,还频繁召开国会让朝野阵营共同商讨对策,甚至采取高效的“全政府”和“全社会”策略模式来应对疫情。

东马检测费比西马贵40% 俞利文:价格差异不公平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联邦政府和卫生部必须设法将西马和东马的冠病检测费用顶价保持一致,确保所有人是平等负担,这也是国家对抗新冠肺炎的必要条件。 俞利文今日针对卫生部长阿汉峇峇指政府已援引紧急状态条例设定检测费用顶价,确保抗疫期间有关费用保持合理事宜,这么表示。 然而,他认为冠病检测费用在东马和西马之间肯定存有顶价差异。 目前,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在西马是150令吉、东马200令吉;抗原快速检测试剂(RTK-Ag)西马是60令吉、东马80令吉;以及血清抗体快筛试剂(RTK Antibody)西马是50令吉、东马是70令吉。 俞利文质问政府,为何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东马和西马之间的检测费用却存在价格差异?身为政府理应摒弃地域之分,设法补贴成本差异,以公平对待所有人。 他指出,若按照现有费用,东马人需为检测额外支付近40%费用,那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成本”或是其他常见借口来说明东马的价差往往是不合理的,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人口结构,政府都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及一致的负担。 俞利文说,政府应该鼓励展开更多大规模的冠病检测,而最好方法之一是让所有地区的私人领域也参与其中。尤其目前东马很多地区的阳性率仍远高于世卫组织所建议的低于5%。 俞利文强调,在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尤其涉及公共卫生方面都不应有任何形式的歧视。鉴此,政府必须使其尽所能让人民负担得起,并鼓励更多人进行检测,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地区。

政府应为儿童少年和移民接种 否则将难以实现群体免疫目标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吁请联邦政府和新冠肺炎免疫协调特别工作组(CITF)应积极制定计划及安排,为我国12至17岁的儿童和少年做好疫苗接种准备,包括针对高风险社区的移民群体,以尽早实现我国80%群体免疫目标。 他表示,首相慕尤丁预计吉隆坡和布城甚至砂拉越最早在8月达致群体免疫,但是政府若没有概括这两个重要群体,即儿童少年和移民,否则将难以实现目标。 也是卫生、科学与革新国会特委会主席的俞利文指出,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乃占我国人口的30%,同时,不管是持有证件还是没有证件的移民也估计约有500万人。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足够的疫苗接种率,政府必须寻求有效方案,尽快将这两个群体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中。 卫生部长和卫生总监也说我国儿童感染冠病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确实令人担忧。据报道,自2020年1月25日至今年5月30日,我国共有8万2341名儿童感染冠病,其中以今年的病例居多。而且染疫的儿童也涉及所有年龄层,其中1万9851人是5岁以下儿童。 与此同时,卫生总监也报告在今年首五个月,就有三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冠病,另有27名儿童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其中19人是五岁以下儿童。 俞利文披露,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儿童也可能会患上长期症状的冠病,并在染疫后数个月内出现身体不适。尽管如此,这确实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才能得出更全面的结论,包括针对儿童染疫的严重程度。 他补充,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染疫的症状较轻,但并不能排除儿童也可能会传播予成年人的风险,甚至产生更大破坏性,尤其是老年人。一旦公共场所开放比如学校复课,儿童就会暴露在染疫的风险之中,因此政府必须寻求保护儿童的有效方案。 根据现有的疫苗安全数据,全球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等,已批准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接种疫苗。 为此,俞利文促请我国政府作出必要的安排,尽快向12至18岁的儿童和少年开放注册,并在第二阶段的高风险群体和经济前线人员完成接种后,为他们接种疫苗。 “我们需要尽早开放注册,以及教育公众了解对儿童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并确保他们孩子尽早获得注册。” 俞利文强调,政府当局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来监督有关群体的疫苗接种注册率,而是积极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否则我国难以如期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政府也必须拥有同理心,为移民社区在某种形式上提供适当保护,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接种疫苗。 他表示,政府越是打压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就更要躲藏起来,因此政府必须摒弃政治,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待此问题。 俞利文也说,内政部长目前采取的强硬立场只会阻碍我国医疗保健人员的努力,这不仅使得我国无法实现必要的群体免疫,而且还会加重疫情进而损害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经济。

政府告知每天病例下降无意义 俞利文促透明公布检测率数据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强调,联邦政府应对所有必要的疫情数据完全透明化,包括公布每日检测率数据,而并非给人一种病例正在减少的假象,尤其是当局的检测不足所以才会减少。 俞利文今日发文告指出,事实是政府在没有针对检测数量和阳性率的调整下,只是一昧告知每天的病例正在下降,这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在某程度上没有实际反映我国疫情的真实情况,给人虚假安全感。 俞利文表示,政府昨天(8日)宣布国内病例下降到5566宗,但检测数量实际上也减少到7万7030人,即阳性率7.23%。 根据统计,我国过去几天进行的检测量乃明显下降,即从6月4日的10万5293次检测量;6月5日的10万3862次;6月6日的8万1708次;再降到6月7日的8万1708次。 同时,我国在这期间的阳性率平均为7%,远高于世卫组织低于5%的建议。而其他成功压制疫情的国家如英国,该国阳性率约为0.3%。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我国目前处于所谓的“封锁”状态,理应是不惜代价增加检测工作,惟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没有听取专家建议,甚至在这期间减少检测。 俞利文强调,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说明政府在“封锁”以后缺乏明确的退场策略和方向。 如果没有进行足够的检测、快速进行隔离、以及为有关人士提供所有必要支援,一旦在没有适当退场策略情况下结束行管令,我国的病例自然会增加,随之国内的医疗系统将会超出负荷。 他补充,检测不足还会产生其他不利影响,尤其筛检和诊断速度越慢,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徒增死亡风险。 政府如果增加检测,便能够及早发现病情并治疗,这样就不会导致医院加护病房床位全满,确诊者也不会因为被发现太晚而死亡。 鉴此,俞利文促请政府切勿浪费当前的封锁期间,尤其检测工作必须是接下来几周的第一要务,不惜代价的展开大规模检测,而不是以病例减少来安抚人心。 俞利文也说,政府如果没有对症下药抑制疫情,可能最终只会过度依赖封锁策略,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会给人民的生活造成沉重的代价。

7000万设疫苗登记系统瘫痪 俞利文促凯里交代是否合理?

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表示,联邦必须针对政府耗资50亿令吉的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NCIP)开销事宜,继续提高透明度,以进一步加强公众对该计划的信心。而该项计划乃由凯里作为协调部长。 俞利文指出,部分民众对于政府拨款7000万令吉用于开发疫苗登记系统及设立网站,但昨天的阿斯利康疫苗开放注册却出现系统瘫痪,让人对有关合约委任的价格是否合理感到质疑。 他说,负责的协调部长凯里虽然有解释有关数额首先是财政部设定的顶价,当中还包含其他交付成果,包括管理和监控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以及开发每日数据报告的仪表板。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支出与开销,包括所涉及的承包商、工作范围和可交付成果等,都必须具有更高的透明度,避免出现有滥用和暴利的风险存在。尤其在非常时期就更加需要透明度。 也是卫生、科学与革新国会特委会主席的俞利文今日发文告表示,事实上公众不反对政府合理耗资款项作为抗疫用途,但他们期望政府招标出去的项目必须能带来高质量。因为除了昨天系统瘫痪,过去出现种种事故也确实存在严重质疑。 他补充,根据7000万令吉拨款的细目分类,也包括了JKJAV热线和呼叫中心的支出。但是在过去几周,许多民众投诉无法接通热线,尤其是查询或更改预约日期和时间,即使接通了也是中断。 他称,公众能够理解政府将有关服务外包予第三方负责,但政府有责任进行监督确保服务质量不受影响。由于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也无法透过电话热线查询重要信息,导致许多老人错过他们接种疫苗的预约。 因此,负责协调的部长凯里必须回答疑问,即政府拨款的7000万令吉对于部长指定的工作范围实际上是否合理。 根据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交付成本工作组的估计,以10亿剂疫苗或5亿人口计算,其建议的成本预算是9120万美元,这预算所涵盖工作范围包数据集成、数码微计划、和预约系统等。 若政府是以当地情况,以及放眼我国80%人口(2800万人)接种疫苗目标作为考量,这些项目的总成本建议应该仅约为1807万令吉,此数额也只是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下所估计成本的四分之一。 鉴此,俞利文促请首相允许国会召开,让朝野议员能集思广益,以对政府重要的决定进行辩论和审查。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召开国会委员会,以针对我国在应对疫情的方法上详细审查并提供反馈意见。 在大流行期间,任何耗费上亿令吉的公共资金,最重要是必须遵守国家制订的所有事项、过程及财务程序,确保人民公币真正得到审慎和有效善用。 在政府的民主制度,政府必须允许跨政党的国会特委会在“制衡”机制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尤其在非常时期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