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刚

金马仑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呼吁未注册的金马仑登山导游或有兴趣成为山导的朋友，把握机会前往金马仑森林局注册成为金马仑山导，或拨打森林局联络号码05-491 1384，以了解更多相关详情。 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国在实施行管令初期，许多休闲活动与运动包括登山都被禁止，直到我国进入复苏行管令(RMCO)后，政府于6月15日才重新开放登山活动，唯登山者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和保持社交距离。 由于部分山导与民众对申请登山的程序存有疑问，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日前到金马仑森林局了解登山的相关资讯。根据金马仑森林局官员的说法，复苏期行动管制零期间，每日登山人数仅限一团20人，必须由已注册的山导带领才能登山，而每名山导仅限带七名登山客。需要注意的是，当局暂时关闭苔藓森林（Mossy Forest）以及停止依劳山(Gunung Irau)的登山活动至9月25日，以进行道路修补工程。 另外，金马仑森林局亦开放给大众申请注册成为山导，当局将会依据申请者曾经带领登山者的经验来审核，因此有兴趣者可以前往森林局领取相关表格。 张玉刚表示，金马仑高原拥有许多闻名遐迩的生态旅游景点如苔藓森林（Mossy Forest），也有较鲜为人知却深受登山爱好者青睐的登山地点，如依劳山(Gunung Irau)，碧兰章山（Gunung Brinchang）, 昆仑溪谷 (Gunung Siku)等等。前来金马仑登山的爱好者能远离城市喧嚣，亲近大自然与欣赏独特植物，同时也能锻炼体力与耐力，因此非常值得推介给更多朋友前来体验。 张玉刚指出：“由于复苏行管令已经延长，相信不少国内游客会有兴趣到金马仑旅游并探索更多生态与农业旅游景点。因此，未注册的金马仑登山导游或有兴趣成为山导的朋友，大可把握机会前往金马仑森林局，申请注册成为合格的金马仑山导，以向更多朋友推介金马仑的大自然特色与景点，一起开拓生态旅游的潜能和打造金马仑生态旅游的品牌。”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表示，政治领袖把希盟在金马仑和士毛月补选败北的原因，归咎为希盟失去马来人的支持，是一种懒惰且不负责任的片面之词。一些希盟领袖甚至因此而强调政府必须加强土著议程，更是错误的战略方针。 “希盟于509大选能够执政中央，在于我们的路线方向是为全民多元而斗争。如果我们在一两场补选失利，没有深刻反省败因就慌了阵脚，胡乱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们的支持者失望甚至觉得我们已经背弃理想，在未来的选举恐怕连支持者也放弃我们，这犹如杀鸡取卵。” 张玉刚指出，把希盟在士毛月补选的败因解读为失去马来人的支持是不正确的，希盟在这场补选仍获得接近40%的马来选票，败选主要原因是华印裔投票率低迷，以及最重要的，希盟过去9个月的执政表现无法说服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支持者转向。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所谓知己，就是希盟明白，我们的强大乃建基于多元斗争平台；所谓知彼，则我们也要对自己的马来支持者有信心，即便巫统伊斯兰党大肆炒作种族宗教议题，我们仍有接近40%的马来人支持率，说明了巫伊的极端路线仅止步于此。如果希盟放弃多元，不深刻反省如何争取更多的马来中间选民，跟巫统伊斯兰党竞逐种族宗教议程，无形中等于掉入巫伊的陷阱，恐怕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也是彭亨州丹那拉打州议员的张玉刚劝诫公青团署理团长阿菲夫，其土著议程言论已经违背了希盟的共识，即不分族群帮助有需要的群体。他强调，国阵于509会倒台，不获大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除了贪污腐败，也在于差劲的施政效率。希盟要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支持，应该加强改革力度，特别是专注于《希盟宣言》所承诺的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透明问责的政治，以及加强政府系统的施政效率，关心民瘼，解决民困。

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19年7月17日发表文告。  2019年7月16日，朝野一致通过修宪案，赋予18岁至20岁的选民选举权和参选权，以及落实全民自动登记。希盟政府勇敢踏出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第一步，是我国民主进程历史性的一天，这项变革的成就也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  尽管如此，从当前民主化的实践进程来看，这项变革只能算是开启了改革之门，政府仍需要推动及完善各项体制改革举措，包括赋权地方民主，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回复地方政府选举，不断扩大民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够彰显18岁青年投票权和参选权的实际意义。 当前，我国的3层政府机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唯有联邦和州层面赋予人民选举权，地方政府则采取委任制，且主要施政由公务员来管辖，县市议员的执政及问责权限非常有限，从公民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不健全且严重缺乏问责效能。 我国的选民，基本上每5年才投一次票，以选出联邦和州政府，在联邦直辖区的选民，因为没有州政府选举，更只拥有一张选票而已。在这种每5年才行驶一次选举权利的政治氛围和结构下，公民政治并未普及，民主政治参与也并没有扩大。 即便是换了新政府，政治问责和体制改革仍举步艰辛，过去一年希盟政府更多次面对保守势力反扑，让社会舆论被少数极端论述绑架。换句话说，如果单单只是落实18岁青年的投票权，也只是在来届大选徒增更多选民，并未能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实际意义。 另外，是次修宪也修改联邦宪法第47（b）条文，将成为国会议员的年龄，从原本的21岁降至18岁。降低参选年龄，除了考验青年代表的心智成熟、社会历练、政治识见和议题掌握能力，我们也必须留意当前体制，是否真有提供那么多机会给年轻人？ 当前国会议席只有222人，就算各州政府随后全面配合这项举措，全国各州也只有589个州议席，如果未能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间予年轻人，仅仅降低参选年龄好比空中楼阁。 因此，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够成为解套方案，积极稳妥地扩大公民们的政治参与，让年轻人能够从地方政府开始实际操作，培育问政能力和政治历练，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地方问责文化，从而完善18岁青年投票权和参选权这项变革。 从国家政治制度来看，地方直接民主与高阶的国州代议制民主结合，能够相得益彰，既更全面保障市民的民主权利和参与需求，也巩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打造一个民主、公平、自由、繁荣、进步的国家。  

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18年12月6日，针对“大专法令修正案”发表评论： 教育部在12月4日提呈2018年大专法令（修正）法案，不再禁止大专生在校园內参与政党活动。除了大专法令以外，政府也一并提呈修改私立大专法令与教育机构（纪律）法令。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针对政府肯修正3项法令条文的改革议程给予肯定，并认为这是归还学生参政的自由与自主权的第一步，让无论是国立或私立大专的学生都能享有参与政治和政党的自由。 大专法令自1971年通过以及1975年修改后，大学生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受到严苛的法律管制，60年代轰动全国的学生运动也因此被打压得几乎消失殆尽。 此后，大学生连依据本身的自由意志发表见解，成立社团，以及参与政治都受到政府和校方的百般阻扰和打压。同时，身为国家顶尖学者的大学讲师亦处处受限，无论是研究或授课都会被政治干预，以此满足国阵政府打压异议，掩耳盗铃的政治目标。 国阵政府之所以会倒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大学生与学术人员对国阵钳制校园自由与言论空间不满，最终将不满化为选票把国阵政府拉下台。 此外，校方也会利用研究拨款和预算，规范师生的研究题材，让大学失去探求真理的自由，造成讲师士气低落，有的选择闭门造车，有的选择另谋高就，最终造成杰出学者外流。由于政治敏感或自我审查，造成学术界的研究与我国社会的现实脱节， 国内很多关键的政经议题或公共政策，例如国家转型政策及战略、消费税和最低工资之落实，国立大学和国内研究机构皆甚少投入研究，对课题缺乏实证考究，甚至沦为各说各话的政治口水战。 教育部如今实行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新政府不要满足于初步的改革，必须逐步达成废除大专法令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改革其他高等教育领域的众多弊端。 举例说，“教育部应该注重恢复大专院校的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的精神，这包括赋权学术人员领导大专，减少官僚领导，停止政治委任大专领导，恢复具自主权的学生会，赋权学生组织等改革。” 因此，为了贯彻校园自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教育部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以为大专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创造一个自由与安全的学术环境，让学术人员与大学生不再面对因为发表学术意见、讨论或研究而被对付的白色恐怖。 21 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世界越来越无国界，科技也持续颠覆各个领域的传统规范。高等教育应该培育拥有宽广视野，关心社会福祉，具备跨领域及多面向解决问题，知道如何突破现况的人才。 唯有实行深度的高等教育改革才让我国大学能真正地培养人才，提高讲师教学与研究素质，提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素质，加强大学与社会和企业的接轨，进而让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投资换来巨大效益，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0年12月29日（星期三）针对假清真进口牛肉与粮食进口准证的文告：  随着国内近期爆发假清真进口牛肉事件，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敦促政府正视粮食进口特别准证（AP）遭滥用的现象，重新检讨当前审批和使用粮食进口准证的机制，制定疫情后的粮食安全生产战略，以避免过度依赖进口食品而为国家带来严重的粮食危机。 《新海峡时报》日前揭露，我国一家冷冻食品工厂仅持有清真牛肉的进口准证，却在没有取得进口准证及我国清真认证的情况下同时进口鸡鸭，经过重新包装后，标榜获得国外清真认证。在上述案件中，不法分子被指以金钱和性爱交易贿赂相关政府官员，从屠宰、进口、港口通关到市面销售，都有政府官员当内应，以便让走私进口肉类的不法活动进行。 这一次的假清真进口牛肉风波，证明了粮食进口准证的机制漏洞百出，非常容易遭滥用，形成各种贪腐横生的温床，不只是产生食品安全的信心问题，也对国内中小型农业发展造成病入膏肓的影响。 第一，政府必须正视，我国的粮食入口特别准证已经背离初衷，严重危害国内粮食安全和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 政府推出粮食进口特别准证，让一小撮人士或公司介入各领域的经济活动，从国外进口指定数额的货品，例如蔬菜和肉类，原意是为了稳定市场供需和价格。然而，由于进口准证AP的申请程序和批准过程向来不透明，也缺乏追踪和监督机制，往往容易成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与官商勾结的温床。  根据大马竞争委员会（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MYCC）于2019年发布的食品市场审查报告指出，进口食品市场存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关系密切的特定人士才能获得进口特别准证的现象，通过AP寻租行引入大量的廉价进口食品，从价差赚取巨额财富，不但影响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竞争力，甚至边缘化国内中小型企业，也造成食品贸易逆差恶化现象，大量资金流出国外。 这一次假清真进口牛肉风波暴露了粮食进口准证机制的种种弊端，政府必须成立一支独立的特工队，彻查粮食进口特别准证之事宜，揪出并严惩涉及的相关单位和权贵人士，重新检讨申请程序与审批过程，确保粮食进口准证配合国家粮食安全大战略，以发展国家粮食自给率100%为导向，保障国民粮食安全。 第二，政府必须正视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再放任进口粮食施虐国内市场，让粮食进口准证沦为特定人士的财富创造机器。 根据大马竞争委员会的食品审查报告，包菜自给率从2014年起，就因为金马仑无准证菜园遭政府暴力铲除，以及劳工成本与生产成本上涨等各种原因而大幅下降至2017年的42%，更悲剧的是消费人市场也因此遭受冲击，并没有因为大量廉价进口包菜涌入而受惠，反而包菜的市场价钱这几年节节上升。 人为造成的粮食流通和供应受阻，必定会让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面临严峻考验。为确保国内供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俄罗斯、越南、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低收入群体。  全球贸易中断和各国封锁措施也加大了农产品被运至市场、加工厂和港口的难度，以至于在一些城市缺少食物的同时，许多食物在田间地头腐烂。由于农产品被运往加工厂和市场的难度加大，大量农场不得不倾倒或销毁无法送进加工厂的牛奶和生鲜食品。 无论当初推出进口特别准证是否出于善意，当下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进口准证制度只是让少数进口商获得从国外进口粮食而牟利，却伤害了大多数中小型农民的利益。当小部分企业能够获得特殊权利引进外国粮食，国内中小型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价格难免受到影响，使农民难以透过农业活动赚取稳定的收入 。 当少数人士引进国外粮食垄断市场及打击本地中小型农民的生计，可以预见的是农民将因为无法竞争而被迫逐步退出农业活动，长远而言甚至影响了国内农业的生机与转型，导致我国无法达成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必须依靠外国粮食进而产生贸易逆差恶化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 第三，政府必须立即推动跨部门（特别是农业部，贸消部，财政部三大部门）以及民间企业的合作，制定长期战略方针，修正扼杀国内经济活动的进口特别准证政策，协助国内中小型农民增加产量与逐步转型，减少依赖进口国外食物，进而达致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同时提升国内农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B40占国内大多数人，疫情后现象更是恶化，一旦粮食价格波动，直接冲击的就是低收入群体以及影响社会稳定。 牛肉风波已经超越清真范围，攸关我国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并显示多个负责的机构、部门和单位存有贪腐、舞弊和漏洞等层层问题，政府必须为全民健康着想，立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此案，揪出所有涉及的幕后黑手。 同时，政府必须对粮食存有最大的忧患意识，提升国内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协助和支持中小型农民依法耕作，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链通畅，必须把提高粮食自给率作为一项全民运动进行推广。

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19年7月24日发表文告：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强调，解决公民权和无国籍孩子的问题，不但是希盟的竞选承诺，也是首相敦马所宣布的施政方向，因此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众领袖会见内政部长慕尤丁一事并不是巫青团长阿斯拉夫所谓的“走后门”或“隐议程”。他痛批阿斯拉夫企图在这一件事上大做文章和无的放矢，并企图煽动极端种族主义，试图破坏希盟政府为弱势民众所作的努力。 张玉刚指出，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去年8月14日以宣布，所有60岁以上且仍持着红色身分证的永久居民，可向国民登记局申请，以获得政府颁发的大马公民权。另外，若60岁以下的申请者符合特定条件，包括在大马出生、父母其中一人为大马公民，以及在过去的12年中有10年在大马定居，也可向国民登记局申请公民权，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国语测试，一旦测试合格，就会被接受。 “这一次林冠英率领5名行动党领袖会见内政部长，主要是与部门官员厘清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以便在申请和批准过程减少更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让符合资格者早日如愿。” 也是彭亨州丹那拉打州议员的张玉刚表示，希盟部长和领袖一直都根据正确的管道和程序处理公民权和无国籍小孩的问题，以便让这些符合资格的非公民，早日享有公民的权利如教育、卫生和福利等，而巫青团长阿斯拉夫无的放矢的言论不过证明了他的无知和极端。 他奉劝国阵成员党即马华公会和国大党，应拿出勇气劝诫这些极端的巫统领袖，积极配合希盟政府的良好施政，不要再在民生议题见缝插针，企图煽动极端情绪来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破坏希盟政府为全民谋福祉的努力。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的新闻文告： 3月11日起落实的违反行动管制令者罚款一万令吉的严苛措施，闹得满城风雨，然而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利昨日强调，政府必须坚持一万令吉的罚款措施以震慑民众。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抨击国盟政府和部长崇尚严刑峻法，盲目相信提高罚款金额就能达到防疫目标，却完全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疾苦。 虽然伊斯迈沙比利表示民众在接获罚单后可向卫生局要求减低罚款数额，但是这种让政府部门行使酌处权（discretion）以定夺罚款数额的作法非常的不妥当和不切实际。 由于政府目前针对各种触犯法令的行为，并没有提供明确指南，让执法单位掌握了非常大的权力，甚至可以随时依据个人喜好来决定普通百姓的命运。 另外，政府部门可以自由行使酌处权将一万令吉的罚款降至数千，数百甚至数十令吉不等，将导致各种贪污滥权事件更容易发生。 在一万令吉高额罚款一事中，同属执政党一员的巫青团和马华青年团表现的非常虚伪做作，声称将为无法缴付1万令吉巨额罚款的民众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事实上，巫青团和马青都是执政党一员，更何况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利是来自巫统的部长，与巫统马华同属一个阵营，当巫统部长高调喊罚以震慑人民时，巫青团和马青没有利用政府管道制止此措施，反而假意宣称会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在唱双簧以愚弄人民。 国盟政府不知民间疾苦，只会盲目认为巨额罚款就能有效达到防疫目标。然而，若要真正达到防疫目标，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设立明确但不过于严苛的措施，同时确保执法单位在执法期间对所有人，特别是达官贵人都能够一视同仁和拒绝双重标准。 需知一万令吉罚款数额对许多中产阶级而言，可能是接近半年的薪水总额。而对于B40群体和弱势群体而言，一万令吉甚至是他们工作一年的总收入。 为了解决严峻措施导致的混淆和民怨，政府必须立即冻结所有已发出的罚单，同时检讨所有罚单条款及罚款数额，以便能厘清此严峻措施所造成的种种混淆，避免民众再因为一时疏忽犯了小错而接到巨额罚款。 国盟各成员党也不应该玩弄小手段蒙骗人民，反之应该立即通过政府管道下情上达，以即刻检讨防疫刑法规定和罚款数额。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5月5日（星期三）有关“警队频频发生滥权丑闻”的新闻文告。 把警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王道 前总警长阿都哈密卸任期间，警队频频爆出各种滥权、政治干预、扣留所暴力的丑闻，让警队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焦点。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表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让权力约束权力，唯有推动警察独立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才能真正根除警队弊病。 他指出，前总警长频频爆出各种内幕，其实无济于事，皆因我们缺乏实际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无从有力改善和纠正警队的滥权和弊端。 “这一切，都源自于希盟执政期间，改革决心不敌以巫统为首的在野党势力，煽动警队所掀起的情绪，导致IPCMC法案胎死腹中，甚至连前总警长自己，在面对内部压力之后，也要求时任政府先聆听警队建议，不要急促提呈改革法案。” 他表示。希盟政府原定于2019年12月3日，由时任首相署部长刘伟强提呈IPCMC法案国会二读，然而在巫统掀起的情绪及压力下，临时撤回议案，展延至下季国会即2020年3月重新提呈。 当时候的国会反对党领袖，也是如今的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利，多次在国会内外，煽动警队情绪，施压希盟政府终结IPCMC法案。 3个月后爆发喜来登政变，希盟政府倒台，IPCMC法案也随之胎死腹中，希盟错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性和改革性的政治遗产，马来西亚也错失了改革警队的契机。 根据希盟政府所提呈的IPCMC法案，法案阐明，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必须设立纪律委员会，赋权后者针对犯错的警队成员，发出警告、罚款、撤去受薪资格、展延调薪、减薪、降级或革职。 随后国盟政府提呈的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法案（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简称IPCC），不过是阉割版法案，对警队涉及的滥权事件并没有追究和问责权力。 “警察的权力是人民和法律所赋予的，因此，警权力自然必须要对人民群众负责，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制衡。历史没有如果，希盟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正视IPCMC为首要竞选承诺之一，一旦有机会上台执政，必须把警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警队改革议程进行到底。” 图：张玉刚（左1）派送物资福利袋给金马仑区的一户原住民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关于卫星宽频网络与网上授课的新闻文告。 随着新冠疫情反复爆发，政府再度落实行动管制（MCO），我国学校正常复课可说遥遥无期，疫情下通过网络授课的教学模式已经是新常态。然而，教育部必须正视，偏远地区的学童，大多面对科技资源匮乏与网络覆盖问题，根本无法在新常态下正常学习，这种种缺失已经蹉跎了他们大半年的时光，导致学习进度严重落后。 以卫星碟形天线来连接的互联网的宽频服务商ConnectMe（https://connectme.my/connectmenow），早前推出预付宽频方案——ConnectMeNow，也是马来西亚首个由卫星驱动的预付无线网络服务，透过MEASAT卫星宽频系统提供100%的全国覆盖率。 我不是帮ConnectMe打广告，但我也必须指出，如今ConnectMe为用户提供的预付和后付两种配套，价格都比传统电讯公司的配套来得高，而且也不提供无限上网服务。比如说，最便宜的预付配套是1GB数据售10令吉，如果进行影像教学，仅仅1GB根本不足以应付，这价钱对一般老百姓实在难以负荷。如果是购买后付配套，即198令吉60GB，对B40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望洋兴叹。 网络覆盖问题不应该成为偏远地区学童跟不上教学的理由，因此，教育部应该与卫星宽频服务商协调及拨款赞助，为那些没有光纤宽频或者是4G网络覆盖的地区的学童们，免费提供基本的网络服务，帮助师生展开线上教学工作。 虽然政府言之凿凿，并且砸下重金来提升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包括在各处铺盖光纤网和建立电讯塔，但是远水难救近火，这些都是要等待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计划，而学童的学习进度却每天一点一滴都被蹉跎着，因此教育部若能够拨款赞助开放卫星宽频，就能够解决偏远地区的教学燃眉之急。   在金马仑，有不少原住民家长把孩童送去市镇的华小上学，当教育部宣布学校暂时停课，转为线上教学，这些居住地区没有网络覆盖的学童都无法在家上网课，家长也被迫把孩子带去有网线的地方进行线上学习，或甚至就因此而中断学习。 由此可见，进行网络授课或线上教育，不需要有多快的网速，师生们只需要稳定的网络覆盖，只要教育部能够提供免费的卫星宽频网络服务，就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上网学习，跟得上教学进度，不至于因为科技资源匮乏而被时代淘汰。

做一个透明问责的廉能政府 希盟政府迎来执政以来第二个国庆日，这一年来不断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官僚体系的不配合，导致社会舆论充斥各种不负责任的假新闻，新政府深陷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泥沼，被各种极端论述绑架，造成政治问责和体制改革仍举步艰辛。 希盟政府拼经济以摆脱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束缚是正确的举措，但与此同时，也必须保持改革力度，确保政治改革继往对的方向前进。归根究底，我国一切恶的根源都因为体制内存在着结构性的腐败和僵化，换了政府只是让我们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民主改革的进程仍然漫长和遥远。 今年4月间，金马仑一座仍未获准正式运行的垃圾焚化炉，在试跑时造成周遭空气严重受污染，天空弥漫恶臭气味。有鉴于此，我多次致函要求环境局密切关注当地情况，并进行环境评估及观察。有一次，当我把一封环境局回覆我的信件分享给当地环保组织之后，就接获官员的提醒，表示该文件隶属《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不能外泄。 我不禁纳闷，为什么政府部门要把这些攸关公共利益、民众健康和环境福祉的报告列为机密？为什么政府部门不能主动公开这些信息，以止民惑？如果这些信息只供少数人阅览，禁止对外公布，谈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提到环境信息，就不得不提著名的《奥尔胡斯公约》（英文全称为：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简称为：Aarhus Convention）。该公约是目前最具指标性和开创性的国际公约，具体保障3大范畴的权利，即公众对环境的决策权、在环境问题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以及从公共当局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保证公民对当地环境事务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去年，为了获得有关马来西亚的地震测报，我甚至必须通过环境部长的政治秘书才能获得有关信息，过程冗繁。身为州议员要获取有关公共福祉的信息，尚且需要大费周章，更甭说一般小市民，所以这也不能怪一般平民百姓对政府施政缺乏信心。 要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确保施政透明化，落实政府资讯公开是刻不容缓的，也是打造廉能政府的关键举措。今年7月，首相马哈迪表示政府将拟订资讯自由法令，以取代《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准备于2020年中提呈国会。 有鉴于此，我期许政府未来的行政方向，包括这项进行中的资讯自由法令，能够涵盖以下3大范畴： （一）财政透明化 民众能从政府部门得到即时、正确与容易理解的财政关键资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制定的《健全财政透明度施行守则》（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政府财政透明化包含4大支柱，即政府角色与职责的厘清（Clarity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