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

为什么银行机构在无需政府赔偿的情况下，可以自动为B40群体的借贷者承担暂缓还贷的成本，但却不能为M40群体借贷者提供同一便利？ 民主行动党对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夫鲁在《阳光日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如果政府坚持要银行为所有借贷者提供自动暂缓还贷计划，则政府需要对银行机构进行补偿，而感到惊讶。他是依据2021年紧急状态（必须权力）条例第5条文，指若政府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都必须对提供资源的一方，也即是银行机构进行补偿。 政府已正式承认他们确实有权力迫使银行机构为中等收入的M40群体提供自动暂缓还贷计划。 但根据财政部长的声明，此事的问题就在于一旦政府使用2021年紧急状态（必须权力）条例第5条文要求银行扩大暂缓还贷计划的对象，则需承担补偿成本。 如果属实，为什么银行机构在无需政府赔偿的情况下，可以自动为B40群体的借贷者承担暂缓还贷的成本，但却不能为M40群体借贷者提供同一便利？行动党多次要求政府为B40和M40群体提供暂缓还贷计划直至今年年底，直到完成国家冠病免疫计划为止，以缓解人民在6月1日落实全面封锁后产生的焦虑。 如果银行可以为来自B40群体的借贷者承担暂缓还贷的成本，他其实也可为M40借贷者提供同一便利。这是因为银行领域的利润稳健，2019年税后盈利为323亿令吉，而2020年为230亿令吉。事实上，联昌国际集团今年首季表现亮眼，取得历史上最高净利24亿6000万令吉，而去年则为5亿793万令吉。 银行机构在获得如此高的净利下，显然有能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银行机构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于2019年和2020年皆取得良好盈利，有必要分担借贷者的财务问题。 政府应避免让人民留下人民受苦而银行获利的印象，仿佛政府只听取大企业的声音，却不理平民百姓的需要。当银行机构有能力为M40群体的借贷者承担暂缓还贷的成本时，请不要忽略M40群体的需要。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4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国会下议院议长应该了解，科学和数据，以及事实与数字已经证明了国会停摆，无助于我们在抗疫的道路上取得胜利。 随着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阿扎丽娜打破沉默要求重新召开国会后，批评国内紧急状态的声浪前仆后继，然而，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抨击这些人是选择性地捍卫联邦宪法，以便从中获得政治利益。阿兹哈辩称，自己并不是政治人物，也非民粹主义者，更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不像那些批评者一样充分理解所谓的分权，掌握宪法里的各种小细节。 阿兹哈将行政部门把国会停摆一事，视为合乎宪法且合情合理的，这与他之前在“ Art Harun” 里的视频自相矛盾，当时他在影片中反复强调国会至高无上。对议长来说，为了尊重行政部门而削减国会的权力，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自行放弃权力的行为不负责任的，而且已经违宪。为现任国盟政府做出这种辩护，尽显机会主义的政治姿态，这与他作为下议院议长应该扮演维护、保障和捍卫议会至上的角色，显然是充满冲突和矛盾的。 此外，国家元首在接见阿兹哈后发表了声明，表明紧急状态不阻碍国会召开，商讨国家大事，但阿兹哈尔完全无视于这份声明。下议院议长是否在暗示，国家元首认为“紧急状态不阻止国会的召开”这说法是错误的，是不了解联邦宪法这等“小事”？ 阿兹哈尔还无视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与数据，种种证据已显示，颁布紧急状态和暂停国会无助于我国的抗疫行动。1 月 12 日颁布紧急状态时，我们的是日确诊病例为 3309 宗、累计 14万1533 例， 单日死亡案例4宗、累计死亡人数 为559人。来到6 月 3 日，单日确诊人数为 8209 例、累计 59万5374 例、死亡案例103 宗，累计死亡人数为 3096 人。在 1...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3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首相在做政治上的权益之计时，不能选择性地使用紧急权力，拒绝延长银行的自动暂缓还贷（除T20群体）。银行业者的税后盈利强健，是可以吸纳得起的。 首相慕尤丁在做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时，不能选择性地使用紧急权力，比如 一方面在未经国会批准下，从国家信托基金（KWAN）挪用 50 亿令吉来购买疫苗和资助免疫计划的相关费用，但另一方面，慕尤丁却断然拒绝修改法令，迫使银行业者除T20群体外，让其他群体自动暂缓还贷。 银行暂缓还贷的宽限期应持续到今年年底，即国家免疫计划完成的时候，如此一来，国内800万人和公司将可以从中受益，对银行业者而言，这能够轻易吸纳，并不影响它们的强健，它们的税后盈利在2019年达323亿令吉，2020年为230亿令吉。然而，财政部长扎夫鲁却表示，他无力强迫国家银行或银行业者延长自动暂缓还贷。 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扎夫鲁的观点，并可点出赋予政府强制银行遵守此项措施的各项法律，但在面临新冠疫情危机之际，政府可通过行使紧急权力修改法律，轻松地解决争议。有律师建议政府可像修改国家信托基金法一样来修改2013年金融服务法，或恢复新冠临时措施法案以涵盖银行领域，禁止他们对付未能履行和与义务者。 政府不应只向在全面封锁期间的失业人士提供自动暂缓还贷，那些在此间面对收入损失的人士也应受益。拒绝对M40 群体提供相同的措施，不仅是不体恤他们面对财务困境的做法，还可能导致他们降为B40群体。M40群体的人士作为对国库有所贡献的纳税人，也应享有自动暂缓还贷的便利。 此次全面封锁实施的自动暂缓还贷将租购贷款利息累积到以后再付，这与第一次限行令时落实的自动暂缓还贷计划免除利息的做法有所不同。增长的利息将降低成本，而政府应公布银行在赚取了数以百亿令吉的税后盈利后，在计划中承担的成本数额。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6月2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国盟政府/吾安必须充分与透明地披露接种疫苗者的年龄分布情况，以向公众保证前线人员和乐龄人士优先获接种疫苗。 疫苗延迟交付和屡创新高的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情况，使马来西亚人感到恐惧并急切寻求疫苗。而高风险和弱势群体，特别是乐龄人士对疫苗的探寻更是紧迫。因此，公众很容易对数以万计的幸运儿被选中，但却缺席接种疫苗预约的新闻感到不安。 政府已解释这些数以万计因爽约而未被使用的疫苗的去向。行动党促请国盟政府/吾安必须充分与透明地披露接种疫苗者的年龄分布情况，以向公众保证前线人员（包括教师和从事关键领域服务的人员）和乐龄人士优先获接种疫苗。 许多西方国家都公布了完整的年龄分布情况，优先考虑乐龄人士和弱势群体，然后才轮到更年轻和更健康的公民。这也有助于纾解人民有关年轻人和非高风险或弱势群体通过不道德方式提前接种疫苗的疑虑。 随着全政府的失败和未能处理新冠疫情，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糟糕的国家之一，政府未能公布接种疫苗者的年龄分布情况，只会加剧公众与国盟之间的信任赤字。连续发生的政策朝令夕改、防疫标准作业程序U转及在执行限制行动令条例时双重标准对待重要人物和人民，并无助于改善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赤字。 我国需要以公众信任和信心为前提的全社会方式来击败新冠疫情。如果国盟政府不能信任国会议员并拒绝重新召开国会会议，那么国盟就不应该拒绝相信人民。未能充分透露信息将无助于修复人民对国盟政府的信任崩溃，致使我国尽管落实了紧急状态和三次限行令但仍无法遏制新冠疫情。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31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把权力集中在布城各政府部门，让他们决定一切的方法并不可行，联邦政府应下放权力，由各州政府来自行决定什么行业可以继续营运，前提是必须在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第三次行动管制令下的“全面封锁”引起了许多困惑，因为其标准作业程序不清不楚，没有明确告知什么可以做，什么又不可？哪些企业属于必须服务，什么行业又被允许继续营业？国盟政府此时此刻不应再把权力集中在布城的各部门，而是应该下放权力。要遏制新冠肺炎的第三波感染，就不能再用失败的旧方法来实施抗疫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由国际贸工部发出的函件，即允许跨州和跨县通勤的批准信，将于5月31日到期。除制造业以及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者，依然可从新冠疫情智能管理系统（3.0）下载新的批准信外，国际贸工部不再受权向其他行业提发出批准函。至於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则该公司必须依其行业属性，寻求相关部门或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批准。 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尤其是现在根本无法联系到相关的部门。许多人纷纷抱怨，无法通过热线电话或官方网站联系上国安会及相关的政府部门。公众现在对国盟政府的信息技术专业已然信心尽失，特别是之前看到国盟花费了7000万令吉，却在阿斯利康疫苗的在线注册过程中表现得荒腔走板。 公众也对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出现人潮拥挤和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感到不安，唯恐这将危及人们，特别是乐龄人士的健康。下放权力才是我们的方向，以便让这些基本政府服务更容易被获得、方便和负担得起。当大多数政府机构将在全面封锁期间关闭时，人民要如果寻求援助，特别是当他们居住在远离布城的地区。 下放权力将允许州政府发挥其角色，根据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准则来决定可营业与不可营业的商业领域。这将为企业和人民提供便利，因为他们若有需要，就只需前往各自的州政府办公室而已，不必前往布城。 整个国盟政府的失败导致马来西亚成为过去7天滚动平均值表现最差的亚洲国家及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国盟联邦政府造成整体政府的失败，而州政府应获得机会展示他们是否符合标准，发挥其角色并做出决策。当失职和不符资格的部长推翻或忽视专家建议时，下放权力的措施并不会导致人民有所损失。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30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国盟内阁办事不力，未能在其设定于4月28日截止的2周检讨期，也即是一个月前，决定是否要撤销魏家祥失败的沿岸海航权政策。该政策影响了约120亿至150亿令吉的高科技数码投资。首相慕尤丁在4月14日于内阁指示6个部门在两周内，检讨沿岸海航权政策对国内数码及航运业的影响。 如今离4月28日截止的2周检讨期已过去一个月，内阁却鸦雀无声，未有透露究竟是继续执行或撤销有关政策。对检讨结果犹豫不决，是典型的失败政府。魏家祥于2020年11月13日拒绝继续执行希盟的海航豁免政策，即希盟允许负责维修海底电缆的外国船进入马来西亚，以鼓励外国对我国进行数码投资。 魏家祥固执地坚持其失败的沿岸海航权政策，导致脸书和谷歌在提出海底电缆维修工作将延误27天的忧虑但却被忽略后，决定绕过马来西亚与他国合作。大马数码经济机构主席莱益胡先也公开指责魏家祥撤销海航豁免权的决定，导致我国被面子书和谷歌踢出局，转而与新加坡和印尼合作。此外，这也危及到约120亿令吉至150亿令吉的数据中心投资。 国盟政府未能通过优先考量马来西亚数码未来的考验，反之却关心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自私地挽救魏家祥的面子，以确保马华两名国会议员继续支持国盟。政府应恢复针对高价值和高科技的数码投资的海航豁免权政策，确保马来西亚不会损失120亿令吉至150亿令吉的数码投资。 林冠英  

警方应投入资源全力调查扣留所死亡案件，而不是调查像麻坡国会议员这样履行职责，为民发声的民代。 民主行动党敦促警方投入资源，全力调查最近发生的三起扣留所死亡案件，而不是把矛头转向国会议员，调查为此事发声和履行民代职责的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赛沙迪之前曾因为评论甘纳巴蒂在警局扣留所死亡一事，而被警方传召调查。5月25日，他在推特发表一则有关国家基建公司前主席拿督斯里达祖丁的推文后，又再被警方传召。 警方现在要做的是，好好调查最近在新邦令金扣留所死亡的苏仁德兰桑克案件。从甘纳巴蒂开始，到鹅麦总警局扣留所毙命的斯瓦巴兰，民主行动党对于大马一个月内竟然发生三起扣留所死亡时间，深表关切。 对于所有在拘留所发生的死亡案件，有关单位需立即进行调查，并向死者家属表达同情关切以及提供充分的信息。对于应负上责任的人士务必进行惩处，采取严厉行动对付之，以防止此扣留所死亡事件再次发生。 国会议员对这些扣留所死亡案件表示担忧却遭警方传召，需知这时候调查国会议员并无助于挽回公众的信心。民众实在搞不清楚赛沙迪究竟在其言论中犯下什么滔天大罪？警方理应归还较早前没收的手机给赛沙迪。 即使国会现在暂停，不能在紧急状态下召开，但国会议员仍需对选民行使其职能和职责。毕竟国会议员们曾宣誓，必须捍卫人民在联邦宪法保障下的权利。 林冠英

政府需通过社会总动员方式，实施总值450亿令吉的财政援助配套，减轻“全面封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首相办公室宣布将在全国落实三个阶段的封锁，并将在6月1日14日进行“全面封锁”（total lockdown）。这段期间内，所有领域都不得运作，除了国安会所列出的关键经济与服务领域例外。这次的封锁措施证明了整个国盟政府未能控制第三波新冠疫情。 尽管我国在今年1月12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及暂停国会，但我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感染率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在暂停国会约4个月以来，我国单日新冠确诊病例率创新高，并在本月28日新增8290宗确诊病例，61宗死亡病例。我国目前的累计确诊病例达54万9514宗，死亡病例达2552宗。国会显然并不是导致第三波疫情的原因。 接种疫苗是解决新冠疫情危机的唯一方法。国盟政府在购买疫苗的散漫态度，导致疫苗交付时间被延迟和疫苗接种率低，这是不可被原谅的。迅速和顺利进行国家冠病免疫计划可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由于这次的全面封锁相似于第一次行动限制令，因此每日的经济损失估计为24亿令吉。 我国急切需要像去年一样，制定新的450亿令吉财政援助配套，帮助受封锁影响的人民和所有的经济领域。虽然这项450亿令吉的财政援助配套将导致我国赤字再增加3%至4%，但这笔直接注资将有助于挽救工作机会、企业生意和经济生计。 这项新的450亿令吉财政援助配套应持续至年底，即到国家冠病免疫计划已实现80%人口已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这笔450亿令吉的注资需能直接使员工和企业受益，其中包括： • 如首相所承诺的，将福利局援助金提高至每月1000令吉，并使失业人士也受惠。在今年余下7个月实施此措施，预计需70亿令吉； • 延长自动暂缓还贷款计划（不包括T20），直到国家免疫计划于年底结束为止。这将有助于800万名个人和企业。此计划应由银行来承担，记录显示，相较于银行领域在2019年取得的323亿令吉税后净利，2020年的230亿令吉的税后净利依然可观； • 通过Malaysia@Work计划在2年内，为员工提供每月500令吉及雇主每月300令吉的聘雇奖掖，为30万名大马员工创造工作机会，此计划一年预计需65亿令吉。2021年3月的年轻人失业率仍高达13.4%； • 拨款35亿令吉予卫生部，以提升医院容量、能力、医疗设备和人力资源，防止公共医疗系统崩溃； • 拨款280亿令吉为中小型企业、零售业及惨遭重击的旅游业提供财政补助、租金和公用设施津贴、贷款担保和贷款展期。旅游业去年共损失1000亿令吉，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撑，前景将一片暗淡。 相较于第一次和第二次限制行动令花费的3400亿令吉，这笔针对第三次限制行动令的全面封锁的450亿令吉财政援助配套并不算庞大。如果认为450亿令吉不足，未来也可根据全面封锁的时间长短来追加额外拨款。 整体国盟政府的失败导致了这场灾难性的新冠疫情危机。政府需要实施总值450亿令吉的财政援助配套，以鼓励用社会总动员方式，减轻全面封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并避免加剧经济衰退。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28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事实与数据已经证明，不管是紧急状态还是暂停国会，都无法降低新冠肺炎的感染率，反而还让数据狂飙不止。 较早前，国家元首在首相的建议下，宣布我国自2021年1月12日起到8月1日为止，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抗疫。为了评估接下来是否延长或终止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独立委员竟需召开六次会议来商定所谓的“标准与门槛”，但，他们却始终没有详细说明会议中所同意的“标准与门槛”究竟是什么？民主行动党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不已。 有关委员会乃是根据《2021年紧急（必须权力）条例》第2条款下成立，任务是就紧急状态情况以及该何时结束，向国家元首提出建议。自2月9日成立以来，委员会竟需召开6次会议，耗时三个半月来商定一些标准和门槛。这实在令人纳闷，委员会内的三个希盟代表，究竟能否在里面做出真正的贡献和扮演好本身的角色。该委员会的3名希盟代表分别是居林万拉峇鲁国会议员赛夫丁、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以及瓜拉雪兰莪国会议员祖基菲里。 一般情况下，他们理应提供阶段性的进度报告。这些进度报告应仔细说明，在宣布紧急状态及暂停国会全力抗疫后，是否取得任何成效。正如对抗新冠肺炎需要依据科学和数据一样，紧急状态和暂停国会是否有助于对抗疫情，也应奠基于事实和数据。 事实和数据已证明，紧急状态和暂停国会不仅没能减少确诊病例，数据反而狂飙不止。 1月12日宣布紧急状态时，我们的每日确诊病例为3309宗，累积感染数为14万1533例、累积死亡559例。4个半月后，即2021年5月27日，每日确诊病例激增了两倍多，来到7875例；累积病例几乎是之前的四倍，达54万1224例，累计死亡数则为2491例，是之前的四倍半。 事实和数据显示紧急状态和暂停国会并非打败新冠疫情的解决方案。成功的国家免疫计划才是解决方案。疫苗采购缓慢导致交付延迟和低接种率。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引起公众恐惧和恐慌，导致人民急切想要获得疫苗以保护亲人。这就是为何公众对于政府花费了7000万令吉架设疫苗登记网站系统，却在登记阿斯利康疫苗时出现混乱情况而感到沮丧和愤怒。 为了能迅速和顺利实施国家免疫计划，必须确保有问责制和透明度，并监督政府职能。只有国会才能扮演制衡角色，确保政府履行职责，并正确使用公共资金。政府必须重开国会，结束紧急状态以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委员会绝不能将允许将第三波新冠疫情于昨日新增7857宗确诊病例，刷新疫情以来最高纪录，作为在8月1日后延长紧急状态的借口。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5月27日在槟城发表的文告： 在等待联邦政府批准的同时，槟州政府也应正式致函发马公司，提出直接购买疫苗的要求。 虽然发马公司（Pharmaniaga Bhd）有信心可在6月底供应约86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但很多州政府基于州内人民在获得疫苗预约的过程缓慢且困难，而还是希望能自行购买疫苗。我国今日单日新增7857宗确诊病例，创新高纪录，而昨日的死亡病例为63宗。这使国人感到不安，并急切地想要获得疫苗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我在今天下午与发马公司董事经理拿督祖卡南和其团队成员、掌管地方政府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古晋国会议员俞利文和大山脚国会议员沈志强进行Zoom会议，讨论疫苗供应问题。这家官联公司是科兴疫苗的产品注册持有人。 祖卡南说，除了私人界，很多州属均要求自行购买疫苗，包括砂拉越、雪兰莪、沙巴、霹雳、彭亨和柔佛。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也已在上周致函联邦政府，目前正等待联邦政府的批准，以便槟州政府可向本地或海外疫苗生产商购买疫苗。 在等待国盟联邦政府的回应和批准的同时，槟州政府也应正式致函发马公司，提出直接购买疫苗的要求。祖卡南提及，在提供疫苗予联邦政府后，6月底可能会有一些疫苗可供出售。不过，在供应增加后，7月或8月的可出售疫苗数量将会更多。州政府可直接与发马公司议价和商讨交付细节。 林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