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广场

政府在过去数个星期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标准作业程序一改再改，导致人民感到混淆，更被指出现执法上的不公与双重标准。 我国从3月18日开始实施行管令便出现漏洞。虽然限制了商业活动，允许售卖日常用品的超市、便利店和巴刹继续营业，但并未明文规定禁止人们出外购物，所以一些超市和巴刹出现人们群聚购物的现象，而发生了情侣或家属同行出外购物被扣留及罚款事件。 政府之后决定延长行管令，宣布更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包括限制一车一人、限制私家车的行驶时间、出外购物范围不能离家超过10公里等，如同变相宵禁，官方却没有宣布宵禁字眼。 违反行管令而被逮捕的人数上升原因之一，不排除与模糊的标准作业程序有关，违例者可被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混淆与执法偏差 有一名女大学生因晚间出门送蛋糕给男友，而被监禁7天及罚款800令吉，男方则被罚款1000令吉。另有执法单位以离家不超过10公里为由，禁止一些属于重要服务领域例如食物外送服务的工作人员上路。 一名30岁单亲妈妈克丽斯蒂娜，因违反行管令遭严惩30天监禁的案件，近日引发民众热议。克丽斯蒂娜在上诉后获得高庭改判罚款1000令吉，当事人感到愤愤不平，而在社交媒体控诉政府在执法上持双重标准，因为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的长女努鲁希达雅，同样违反行管令，却只被罚款800令吉。 努鲁希达雅在4月21日在社交媒体自曝，在行管令期间，公然与夫婿出门拜会宗教事务部长拿督祖基菲里和环境部副部长拿督阿末玛斯里，引来网民非议，努鲁希达雅则留言回呛，叫网民去报警。 此外，卫生部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知法犯法，在行管令期间到一所宗教学校聚餐，他被控上庭认罪后被罚款1000令吉，逃过牢狱之灾。 政府有必要检讨行管令的标准作业程序，尤其如今进入有条件行管令的阶段，若标准作业程序不符合公众利益，将继续造成混淆与执法偏差，不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会打击经济领域复工的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全球经济，也影响大马各行各业的收入而引起民怨，但有人不务正业，还策划“政变大龙凤”企图搞垮政府，导致原定于周四（27日）公布的振兴经济配套延期，令民怨沸腾！ 这个人就是前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难道他不知道人民深陷于疫情来袭的经济困境？各领域尤其是旅游业最受影响，相关行业如旅行社、航空业、酒店住宿、客服支援等，纷纷传出集体减薪、放无薪假，甚至裁员的坏消息。 正当人民期盼政府出手协助大家应对经济危机时，以阿兹敏为首的“敏派”——11名公正党国会议员周一（24日）忽然宣布退出公正党及希盟，希盟政府因为失去大多数议席而瓦解，筹备中的振兴经济配套被迫喊停，经济雪上加霜肯定激发民怨，他知道吗？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周二（25日）指出，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经济体已快速公布振兴配套，反观大马却因为政局动荡，而拖延整顿经济，或导致大马信贷评级陷入风险，他知道吗？ 敏派11名国会议员退党，等同于背弃人民的信任和委托，选民们在社交媒体感叹，当初在大选为国家的前途投下神圣一票，如今竟然沦为儿戏般的“戏票”！眼看敏派议员上演了一场政治闹剧，白费了选民长途跋涉回家投票的努力，很多人因此在脸书针对敏派议员的消息按下“生气脸”宣泄不满，他知道吗？ 11名退党国会议员中包括4名前部长，即阿兹敏、前外交部长赛夫丁阿都拉、前公共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这些部门皆有要务在身。例如，外交部负责新冠肺炎疫情的撤侨行动，首要任务应当协助公民和家眷从中国武汉回国，敏派议员知道吗？ 或许敏派议员被夺权计划冲昏了头，忙于安排和出席“喜来登行动”，将人民的利益置之不理。选民们有必要从各种管道下手，可能是敏派议员的社交媒体账号，告诉他们为什么现在的民怨冲天：因为叛徒阿兹敏！

选委会前主席阿兹哈是在国会一片争议声中出任议长职。 而阿兹哈正是首相慕尤丁推荐的人选， 以撤换国会下议院议长莫哈末阿里夫。 至于被挑选的阿兹哈会不会中立， 或者“偏帮”首相，成为“国盟政府的自己人”？ 新任议长有没有“偏帮”首相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在的阿兹哈 “打脸” 5年前的阿兹哈的举止略知一二。社交媒体的网民总会有本事挖出几年前的料，证明昨天和今天的阿兹哈，自己打脸自己，自相矛盾。 在安华声称已经获得多数支持觐见国家元首之后， 出现了几种政治局势，其中包括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昵称姑里）亮剑，要求议长阿兹哈允许他所提呈对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 另外以敦马哈迪为首的5名斗士党的国会议员以通知书的形式，送交阿兹哈对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 眼看至今已经有超过6 份的不信任动议躺在议长的办公桌上。 而国盟“自己人”阿兹哈则跳出来回应，根据议会常规，国会将优先处理政府事务，阿兹哈利用议会常规来当挡箭牌，想要“雪藏”不信任动议，让它“见不得光”。 他说，除非获得政府同意跳过其他议程，以辩论私人动议，否则议长无权优先处理不信任动议。阿兹哈的这番话，被啪啪的响声打脸自己。 因为最近社交媒体流传一个5年前的脱口节目视频，《阿兹哈谈天下事：如何（合法地）推翻政府》 （Art of the Matter：How to Overthrow a Government （Legally））的主题是批评当时的议长班迪卡如何驳回伊党的355法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lRPg8ZUi0g 他在脱口秀说表示，议长不能够以推搪搁置的这种方式应对不信任动议，时任国阵政府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挡下了伊斯兰党提呈的伊刑法（355法案）。 他说，“议长的做法就是先处理政府事务，在处理完政府事务后，也就没有时间处理355法案了，因此355法案动议就遭到搁置了。” “现在，议长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理不信任动议？答案是：不可以。因为，通过宪法惯例，议程必须优先处理不信任动议。这是按照宪法惯例。不是依据法律。” 改革者形象破灭 该视频突然被重新炒起来，是因为阿兹哈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一时一样，都不知道原则跑到哪里去了？ 从前那个开明、中庸和改革的精神都变质了。他曾经是为正义发声的人权律师，在当上新任议长后就走钟了，什么改革和不信任动议，通通办不到！ 他也让国会的独立精神消失了。 敦马哈迪在过去5月、7月以及即将来临的11月国会，3次提呈对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但是过去2次的不信任动议都被安排在议程表的最后一项，难以获得“见光辩论”的机会。 在安华宣布获得掌握多数支持后，慕尤丁的合法首相地位就被已经备受质疑。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慕尤丁的相位正在摇摇欲坠，他那少数执政的支持度已经在崩盘的边缘。 这一次阿兹哈应该拿出改革者和秉持国会的民主和独立精神，允许辩论不信任动议，以彰显国会的独立精神，真正的尊重议会和选民。  

昨天是国盟百日执政，原以为国盟会好好表现一番，推出什么褔国利民的政策之类的，结果却是释放前沙巴首长慕沙阿曼，一位涉及46项指控的政治人物。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国盟连演都不演了。 我之前的预测，跟国盟现在释放贪污犯的套路是如出一辙，他们先会释放小贪官，好像之前的里扎，过后才到中贪官，好像现在的慕沙阿曼，最后才到大贪官，就可能是扎希和纳吉夫妇之流了，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之前释放里扎时，民间的反应可说是不激烈，有些选择视而不见，国盟见状只会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昨天就释放了慕沙阿曼，还是在其执政百日当天。选择沉默就间接默许了国盟的胡作非为，爱因斯坦曾说过：“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保持缄默的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纳吉夫妇现在在客厅，吃着Super Ring，看着慕沙阿曼被释放的新闻，俩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脸上没有一丝的愧疚。他们夫妻俩私吞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在未来即将无罪释放。最无奈的还是人民，现在不仅要问，下一个被释放的贪官将会是谁？

近日，蕉赖国会议员陈国伟怀疑，由于其希盟议员的身份，导致750份的救济品迟迟无法发放给其选区的贫困家庭。这些救济品已经囤织在体育中心两个星期，有些救济品开始惹来老鼠。此外，砂州政府排挤在野党议员，不允许在野党议员使用20万令吉粮食援助拨款。 国盟阻挠希盟派发食物，并放任粮食变质无法使用，如同浪费食物，要知道粮食如今可被视为战略物质，因为疫情恐引发新一轮粮食危机。中国农业副部长表示，当前疫情打乱了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并严重干扰了贸易，在此之前一些国家限制主要粮食出口并增加储备采购。全球第3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已经停止大米出口。奉劝国盟不要浪费食物，不要等到粮到用时方恨少。 目前就有令人揪心的新闻，一名住在Selayang Sri Murni华裔女子在脸书申诉，由于其花园遭封锁，他们的三餐出了问题，政府说会派发食物，但至今没有发到，尝试外出买食物遭到阻挠，家中还有中风的外婆两天没有进食了。 此外，还有巫裔一家三口，由于积蓄用完，只能在外讨食物，幸好有巡警路过帮了他们。这类的新闻只是冰山一角，未来只会层出不穷。可见管制令期间，派发粮食是多么的重要，但遗憾的是防疫似乎不是国盟的优先，斗争希盟才是优先。 国盟政府左手防控疫情的同时，右手不忘打击政敌。早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刻意不邀请希盟的州务大臣参加会议，其中包括疫情最严重，人口最多的雪兰莪，试问没有中央的情报和协助，州政府要如何更好的防疫呢？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死性不改，继续打击希盟。殊不知，人民也因此间接受害。 防疫视同作战，病毒大军压境，国盟出师未捷先打希盟，如同犯了兵家大忌。笔者希望国盟能够放下私心，与希盟共同防疫，不要再拉近与恶的距离。 文：林封

国民联盟政府上台初期，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以解决国家政治危机为由，信誓旦旦表明当个全民首相，却无视国盟在大闹马六甲和霹雳州议会的乱局，还在其第一次国会会议创历史：召开大马史上最短的一小时议会，引起在野党的抨击，人民也议论纷纷。 然而，国盟政府领袖并没有正视和回应在野党和人民的问责，似乎不把民意放在眼里，暴露了国盟政府的体制毫无民主基础。 慕尤丁上任首相至今逾3个月，很多时候仅发表属于单向沟通的电视演讲，没有媒体在现场提问，造成人民不清楚国盟政府的政治意愿与施政理念，许多人只记得慕尤丁说过要做“全民的首相”、“不要去这里、去那里”而已。 俗语说：“丑妇终须见家翁”，既然慕尤丁对于近来马六甲和霹雳州议会发生的乱象不闻不问，回到国会总要面对在野党代表人民问责吧？结果令人失望，国会下议院会议缩短至一小时，更创下大马历史，显示慕尤丁依然选择沉默，任由马来西亚民主开倒车。 国盟换汤不换药 而且，国盟换汤不换药，与巫统和伊斯兰党合作组成新政府后，重返国阵时代的民族主义，不断在抗疫期间玩弄民族政治和情绪，包括继续污名化以打压行动党，前首相敦马哈迪因此痛心而公开喊话，对于马来人误信会被行动党摧毁一事感到羞耻。 不同于慕尤丁的沉默寡言，马哈迪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从509改朝换代至今，坚持与希望联盟同一阵线，更在509二周年之际，连同公正党主席安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勿忘初衷，不放弃人民的委托，以尊重的人民力量。 反观从希盟分裂出来的慕尤丁，早已把人民的委托抛诸脑后，人民也不知道缺乏民意基础的慕尤丁政府能做什么。 慕尤丁在全民抗疫之时，意外成立了被指浪费国家资源的臃肿内阁阵容，如今破天荒召开一小时国会，等同于逃避问责与监督。这些出乎预料的做法不符合慕尤丁宣称的“全民首相”身份，不如重新定义为“全民猜不透的首相”吧！ 文/ 曲中人

由6党组成的国民联盟，终于赶在国会开幕前夕，宣布共组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虽然没有正式注册成为政党，但首相慕尤丁已正式获得盟党的1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并签署了备忘录。 国盟政府由巫裔政党为核心包括巫统、土团党及伊斯兰党组成，也形成“马来人大团结”的政治局面。 从509大选下台后，巫统跟伊党越走越近，甚至携手大打种族宗教牌，并成功挑起巫裔对于的行动党的恐惧和不断指责希盟只照顾非巫裔，因此巫伊的合作下成功在几场补选中获得胜利。 随着慕尤丁派系的土团党加入下组成政府，也壮大了巫伊的实力，无论是资源和官职都更上一层楼。另外，巫统也从中获得柔佛和马六甲州政权；而伊斯兰党也重夺吉打州；土团党则仅剩霹雳州，国盟执政的州属高达9州，加上联邦政权，巫伊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将覆盖更广大。 在国盟6党签署的备忘录里有提及将保障各族团结、宗教和文化和谐。但是，对于巫伊和土团党的党理念绝对是矛盾重重，而此多年来所发出的极端言论。实则，我国巫裔人数居多，只要获得多数保守巫裔的支持，就能够获得政权，所以讨好其他的族群，可说是无济于事。 另外，国阵执政我国61年，利用选区划分和制度，来巩固巫裔选区，让国阵可以在更多选区成为基本盘。例如，505大选，国阵仅获得大约47%的选票率，但由于选区划分偏向乡村巫裔选区居多，所以国阵最终获得执政权。希盟执政期间，就策划更改选区的不公，但是，由于国盟夺权上任，计划预计将胎死腹中。因此，国盟只需通过煽动种族不安的情绪，让巫裔没有机会接触多元路线政党的理念，就能够在下一届大选继续掌权。 虽然我国独立63年，种族之间相处已久，但人民对于不同的宗教及文化依然有所保留，罪魁祸首必定是单元政党，利用种族情绪，巩固自身政治权益。 在国盟执政首个国会里，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表示对于我国的种族分化的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政府能够种族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对于政治人物，保住政权才是王道，种族和谐对于单元种族或宗教政党是一个威胁，因此我国种族之间的和谐还面临不少的考验。

回顾509，马来西亚首次发生政权交替，大马人民不但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更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可以用选票和笔，不流血地完成政权和平转移，成为世界的民主典范。  不幸的是，慕尤丁与阿兹敏派系宁当叛徒，为一己之私发动政变，窃取全马人民辛苦耕耘民主果实，让大马发生了首次政变，不仅破坏健康民主政治，更是动摇国本。  原因在于政变就像毒品，一碰就无法回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泰国自1932年第一次政变起，使泰国成为世界上政变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泰国前任国王普密蓬继位以来，泰国就发生过近20次政变。  相对于选举，政变在政客眼里是最低成本的夺权方式，然而缺乏民意基础和政权合法性，始终难以服众，反而让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正常的政权交替往往得不偿失，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就经历了30多次政变，陷入长期的内乱和内战之中。  此外，此次政变的伤害，并非希望联盟倒台与否，而是百姓对马来西亚的民主机制失去信心，当政客把选民委托当作筹码，掂量着把自己选区卖个好价钱，让过去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集会和抗争都成了权力的祭品，所有人的失落都不言而喻。 未来，马来西亚若像泰国与海地一般，陷入政变的恶性循环，政局长期动荡不稳，百姓终日惶惶不安，社会对民主机制失去信心，民主进程裹足不前，离经叛道的慕尤丁与阿兹敏终将成为后人唾弃的历史罪人。  “肮脏的不是政治，而是政客。”  这是政变发生后，行动党领袖林吉祥的首次发言，显然是为了鼓励国人，面对政客的背叛，固然让人心凉，但切莫轻言放弃民主斗争，因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从天而降，唯有有坚持的信念，这个国家民主自由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国盟政府打算动用8550万令吉重启JASA，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对比起前线医护人员每人只获得500令吉援助金，JASA的拨款高得有些离谱。JASA美其名是特别事务局，功能是打击假新闻和政治宣传的；实则是养网军扭曲事实的机构。 在疫情恶化的这节骨眼花大钱重启JASA，国盟当然知道消息公佈后必会千夫所指为人诟病，但为何偏向虎山行？接下来为你一一讲解。 JASA 的辉煌战绩是帮助纳吉掩盖1MDB丑闻。其中，JASA在2016年期间就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到各大专学府，包括马来亚大学举办一马公司洗脑讲座，更邀请恶名昭彰的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阿鲁甘达为学生“讲解”一马公司丑闻，试图洗脱一马公司和国阵的贪污形象。 JASA内部有专业写手，负责扭曲事实，也会到处去演讲，公务员很多是奉旨行事，政党出身的专业写手才是重点。到了后期，基本上都在和国阵的战略宣传机器配合，主管是Abdul Rahman Dahlan, 副主管就是Eric See-To Lim Sian See。希盟上台后，拨乱反正关掉JASA。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重启后的JASA是由土团党掌握，许多巫统领袖对此是颇有微词，也许是因为他们心虚，JASA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也担心有一天JASA枪口会突然对准巫统。 如果是要提供疫情的消息，卫生部的各个平台每天都会定时公布最新数据。如果是要讲解管制令的SOP，沙比里部长每天都有直播。如果是要打击假新闻，MCMC和大马皇家警察会负责处理。JASA也何必重启？那就只剩一个理由——为大选的网络战做准备。在可预计的未来或来届大选，网上必定充斥大量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 不管是由那个政党掌管都好，JASA这种扭曲事情，散播假新闻，制造种族冲突，只为来届大选网络战做准备的“新闻东厂”，都不应该重启。连老东家巫统都有些反对，身为人民的我们更要反对这个机构。

马来西亚受新冠疫情纷扰迄今已超过一年，这段期间人民日常的户外活动受限，进出口贸易和国内传统产业也遭遇严重冲击。但我们也无法否认的是，在这一、两年艰峻的经济环境中，创新与转型的契机亦成功让一些中小型的传统产业有了崭新面貌，其中以透过重新设计产品包装、文化创意元素的增设、或是线上销售平台的设立等，吸引更广泛年龄层与群体的参与，扩充了市场就业率，创造出不少经济价值。 随着各国疫苗的相继推出与配制，经济与社会结构虽已在疫情期间型构出了新常态的面貌，但社会所经历过的经济低靡，还是让消费市场的发展一度出现了内卷化现象，故此重新检视並思考永续（Sustainable）的重要性，及社会互助等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面向的可贵性，或许是这未来2至3年间，刺激经济復甦期的另一种可能性。以下将透过两个以社区经济理念操作的实际案例来探究其可行性。 绿色根本：农业、土地与永续经营 　　笔者在疫情初期，有幸参与了非政府组织——日出希望，所提办的粮箱计划，其主要参考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来运行，並因地、因時制宜，对运作模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该组织的执行总监刘德全提出，此项计划务必以协助务农者度过这段市场滞销期为初衷，并加以代销、包装、故事撰写与运送到府等服务来作为执行模式。 　　这项在柔佛居銮（Kluang, Johor）执行的实验性计划，在团队成员於初始阶段联系及采集相关农产品时，发现这些滞销的农产品多为原本要出口到邻国新加坡、甚至中东、欧美地区的「上等货品」，却因工作行动受限（南洋商报 2020）、「加强版」行動管制令导致的运输限制（中国报 2020）、民众恐慌的心理因素等等严重影响了销售量。 蔬果盛产滞销的问题，与农民被剥削的命运是牵连在一起的。长久下来，低廉的利润或许只会迫使农民为提高产量，变相增加农药的使用剂量，最终导致土地贫瘠与受污染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日出团队以不低于市场价格购入，除了以保护土地为理念，更重要的目的实为提升地区性的粮食体系，让农民放心耕种，减少对于农药的依赖，坚持种出好菜，最终让地方居民吃得安心。此理念的置入遂在网路上成为新的销售卖点，吸引了中产阶级的青睐。 刘德全认为在一些地方小镇，农民与地方呈现着：「农民←→农产品←→消费者」，简单亦紧密的生活粮食连带关系，甚至消费者与生产者（农民）间还可能有着血缘关系存在。社区经济的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而消费端正是这段信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信心赋予者。在几次的交易回馈中发现，当消费者能够知悉每日所食用的蔬果来源、农产品质量及种植者背景的情况下，他/她们更能够接受以高过于市场的价格，来持续购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也因其生产的农产品带来荣誉感，並得以与素未谋面的消费者取得互信关系，种出更多的好菜、好果回馈给消费者。环境绿化及经济信任关系，即在此脉络中发展起来。 无论如何，当菜市场逐步恢复运作，新马两国的粮食运输体系重新连接后，此实验性计划即告一个段落。但值得大家参考的是，日出希望这种代销模式，无形中也产生出一条新的产业链，而所涉及的群体包含了农民、地区性运输业、网路行销、文创产业、农产品设计包装，甚至还可能在疫情之后发展成为社区旅游的其中一个连结点。 当整个小镇经济的互助系统被建立起来，人民才会开始重视自己生活的土地，进而直接推动人民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此时再加上整个地方产业链所涉及的经济活动开始活络起来，即可在地方形成一种不可复制、自主运作的经济模式，地方上的经济自主能力也获得提升。巨观而言，当社会资本的积累得到了提升，整体的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也能得到升等，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情况下，社会贫富差距也得以缩小。 「好工作」（Decent Work）的经济取得机会配制 然而，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于2020年疫情初期所整理的数据指出，因疫情的影响，经济市场上每6人中就有1人可能失去就业机会，全球也有超过1.6亿从事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参与者将可能失去生计。这些可能没有市场议价能力的群体，原本就仅倚靠着一些私人性质的有价劳动，或是短暂的现金交易来谋生。在缺乏主流经济市场所需的学历、才能、背景等条件下，这个群体不仅失去阶级流动机会，更有可能面临的是生命上的威胁。 但至少，若能取得一份得以维持生计并且享受社会所赋予之基本权益的工作，或许是此群体创造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亦符合社区经济强调的基本价值观。以首饰品牌August Jewelry为例，草创初期原以从事手工饰品的制造、设计与贩售为主，透过各种艺文市集的摊位摆设来销售其产品，但也因行動管制令实施而迫使转型，其创办人伍玉恬即开始思考跨界运作的可能性。因正职工作出差的机会，她数次造访位于Sabah的毛律族（Murut People, 亦称姆鲁族）部落，发现该地区人民主要倚靠短暂的、不稳定的「散工」做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且孩童的高辍学率也间接形成了部落内的阶级停滞问题，疫情产生的影响更是让部落的生计问题雪上加霜。 伍玉恬多次的深入探访后发现，毛律族女性有着一种内化于日常生活的民俗技艺——「串珠」，她在几番思索后认为这或许可能成为一个将技艺转换为金钱的契机，为部落创造经济价值的无形产物。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技艺与信念，是维系族群传统价值观与社群意识非常重要元素，若能将此群体文化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亦能促成部落的尊严、团结与自由，并创造出经济价值的「好工作」，也是地方经济永续发展的重要元素。因此伍小姐在此理念上，开始尝试运用毛律族的串珠技术与她的品牌理念相做结合，促成合作关系，为这份被内化的民俗技术开拓一条崭新的产业链。 伍小姐本身并无串珠的技术与经验，她主要负责将产品重新设计与包装，並提供行销管道协助原住民群体投入市场。在接到订单后则透过通讯软体将设计图及数量告知部落负责人，再由她们进行内部工作分配。在这流动下，伍小姐原先仅与一位毛律族女性相互配合制造，在产品及广告遂取得口碑后，至今已有超过5位毛律女性加入生产行列，为数个家庭创造了经济契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区互助经济圈。她也表示接下来亦有可能增加更新颖的设计图腾，吸引更多顾客群，翼能扩展出更大的地方经济互助体。 这样的合作模式一方面扩充了原住民手工艺品的市场覆盖率，一方面也满足了August Jewelry的品牌效应，让伍小姐的手工产业在疫情期得以持续在其市场运作，还能扩展原有的消费群，触及更多群体。是一个由单一功能趋向多功能发展的互助合作案例，也为当地毛律族群建立了经济自主能力，发展出一个独特、得以长久维持的生计来源。 社区、经济与地方培力（empowerment） 纵观而言，回溯我国第一波疫情管控（2020年3月18号至8月31号）初期，传统倚靠出口配制的农业经济，在众多输入国毫无预警地加强边境管制措施下，导致农产品大量滞销与腐坏，农民血本无归。最终在迫使转型的契机下，农业生鲜产品开始上架电商平台；也有农民透过配合地方上的社区组织或NGO的合作，将农产品重新包装设计，再由通讯软体（如WhatsApp、微信等）的销售渠道，解决其生产过剩的问题。 　　此外，经济市场上的中小型企业也顺应了这波趋势纷纷逆流而上，除了网路销售平台，结社同行並付诸以理念及故事（如结合社会弱势团体创造新产业链）重新为产品包装，不仅多元化了市场所需的经济互助价值，也能在特定群体间创造认同感与荣誉感。这类由下而上的社区经济产业除了融合了社会群体间的功能、经验与技术，亦增加低层群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促成更多经济自主的社会群体。 疫情发生至今，虽市场上的巨资企业也遭受到巨大的影响，但它们或许有着更多资源分配机会与转型的成本。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中小型资本生意谋生的一般市民，在这段期间可能顺应了社区互助经济的兴起，享受到短暂的经济復甦之后，未来却有可能因政府在短期内发放的纾困金被抽离、经济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等，让这些群体无法持续取得应有的发展机会，而被迫再次回到原点。 因此，地方经济自主能力的培力则成为了接下来马来西亚「社区营造」的施力点，地方必须积极寻找出独一并且不可取代的特质，国州议员也需扮演着灌溉者的角色，主动连结选区内各种有可能结合的产业类型，培养出长久的续航能力，主动为这些小资族群提供市场连结（如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日前于开斋节所推动的一系列经济自主计划，如Projek Kuih Raya Sayangi Kluang，主要透过与19个家庭制作马来糕点的合作计划，推动这些家庭与市场的连结）。在这样的自主能力被培育起来后，这类群体即使在未来少了政府的补助，他/她们仍可以有想法、有计划地继续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完成永续的目标，才能为社会按下疫情后的绿色重启键。 参考资料： 中国报，2020，<◤行动管制◢销不出 黄梨玉米任它坏 新邦令金农民亏大>。中国报， http://johor.chinapress.com.my/?p=761966，取用日期：2020年4月3日。 南洋商报，2020，<【管控令第11天/独家】农民无法进耕地采收 柔2村被封“锁”农业>。 e南洋，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00328/【管控令第11天独家】农民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