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副部长勿再找借口针对薇薇娜 黄书琪促改善城乡的数位差距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9月9日(星期三)于吉隆坡发表文告: 两位副部长,不要再找借口了,改善城乡的数位差距吧! 通讯及多媒体副部长扎希迪和财政部副部长阿都拉欣两人针对薇薇娜的优管影片的反应,既没同理心,也糟糕透顶。两位部长应该直接承认,马来西亚城乡之间的数位差距是个严重问题,他们将竭尽所能为需要的马来西亚人提供更好的网络设施。 根据《2018年马来西亚数位经济报告》,马来西亚乡区家庭的网络近用(internet access)百分比为78.9%,相比城市家庭少了10%。与此同时,城乡家庭的手机占有率都很高,乡区96.8%,城市区98.3%;但是,乡区的网络使用者只有69.4%,城市区有84.9%。 换言之,乡区居民当中,有17.9%的人拥有手机,却上不了网。如果我们用网络使用者的数据(69.4%)来计算,拥有手机却上不了网的比例会更高。 众所周知,我国网络设备在网速、价钱方面远远落后许多东南亚国家。所以,希望联盟2018年上台执政五个月内,就马上降低网络价格、提升网速。但是,国盟上台半年了,我们依然不知道他们对提升我国网络、改善数位差距到底有什么计划、策略和方向。 两位副部长不谈缩减数位差距,反而矢口否认,还反驳、抹黑透过优管影片点出沙巴内陆地区网络问题的薇薇娜。身为负责任的成年人和副部长,他们两位理应做得更好。政府应该肯定薇薇娜的做法,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国人如何缩减数位差距。 贫富、城乡之间的数位差距不只是以网络近用来评估,同时也包括个人、家庭是否能近用电脑设备。当部分学生可以使用手提电脑或桌上型电脑上网考试的同时,薇薇娜只能用手机,这个现象很普遍,因为马来西亚乡区家庭之中,只有50.9%拥有电脑,相比之下,城市家庭的电脑持有率比前者多出了26.1%。 我希望两位副部长至少花一点时间,明白、理解数位差距这个课题,用脑想一下解决方案,不是一直话中带刺的反驳薇薇娜。 自从行动管制令实施以来,槟城州政府、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办公室和我的选区办公室,各自推动了二手电脑设备回收计划,我们回收、修理、转送这些二手电脑设备给需要的低收入家庭。 截至目前为止,超过500台电脑,已经送给需要的学生,这个计划不止减少电子垃圾,协助低收入家庭上网课,更重要的是,可以缩减数位差距。我希望两位副部长作为政府要员,就算没办法在体制内制定政策解决问题,好歹也学一学我们的二手电脑回收计划,在新冠肺炎危机之中解民之忧。

散播“柔女议员未婚生子”的假新闻 马华玩弄肮脏政治没品没格没底线

近日有新闻报道, 某柔州女议员遭人恶意中伤,以不点名的方式开贴文指她未婚先孕,甚至已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产下宝宝。 吊诡的是,新闻报道中也指出,该名女议员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依旧出席各种活动,因为有关说法根本没有可信度。 马华先有一名党员道听途说,散播假新闻;紧接着再有其他马华党员开贴继续误导,煽风点火、加油添醋。 当假新闻都可以变成新闻,我们不禁想问,政治的道德底线在哪? 我们也吁请媒体,不要推波助澜。 纵使新闻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不辩自明的假新闻依然不可取,更多的新闻曝光只会助长散播谣言者的气焰。我们希望媒体能够一起揭发假新闻并指责造谣者,而不是把证伪的责任放到被中伤者身上。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国州议员 张念群 杨美盈 黄书琪 颜碧贞 廖彩彤

丢失国家名声,通讯部长失责!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8月5日(星期三)于国会发表文告: 作为政府的宣传主任,赛夫丁阿都拉无法捍卫我国良好名声,彻底失责! 身为通讯与多媒体部长,赛夫丁阿都拉应该在媒体错误报道我国情况时,站在第一线捍卫我国良好名声。但是,他不仅无力反驳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还火上加油使用高压手段对付该媒体机构。 赛夫丁昨日在国会的回答一目了谈,慕尤丁政府之所以使用《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第22(1)条文对付半岛电视台,是因为后者得罪了政府。 所以目前情况是—国盟政府使用一个他们自己都承认过时、排队等待修正的法令,来报复媒体,这根本就是滥用权力。 更重要的是,赛夫丁自己作为通讯部长失责就算了,不应该拿“前线人员”做挡箭牌。他在国会答复时说,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冒犯了我国前线人员,但事实真相是,制作该新闻专题的半岛电视台曾经要求政府回应、解释,但政府却没有这么做。 如果媒体从业人员误解或甚至错误报道政府当时的做法,作为通讯部长,赛夫丁也应该使用正确管道澄清与说明。可惜的是,他彻底失责。他不仅没有透过媒体说明真实情况,或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前线人员在抗疫方面面对的挑战,他却使用高压手段骚扰媒体。 部长一边说他会维护媒体自由,一边却使用高压手段让媒体噤声,社会大众又怎么可能会相信他说的话? 没错,希望联盟在短暂执政的22个月里,来不及改革、修正所有过时法令,但我们也没有用这些法令对付媒体。更何况,无论是本地还是国际报告都肯认一点,我国媒体自由在希望联盟执政时大跃进。 令人莞尔的是,赛夫丁阿都拉竟然怪罪希望联盟没有修改过时法令,难道他自己当时不是希望联盟内阁部长?他不仅是希望联盟的部长,他还是希望联盟的总秘书! 或许他一点都不希望马来西亚人想起他之前担任外交部长,不但没有成功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与《罗马规约》,甚至还导致国内炽烈反对声浪的事实,而那些积极反对的人,就是现在和他一起坐在国盟政府里的人。

黄书琪:国盟应停止使用过时法令对付异议者与媒体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于国会发表文告: 通讯与多媒体部长赛夫丁阿都拉不仅应立即停止使用《1981年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来对付异议者与媒体,更应该提呈修正案,更新过时法令。 今早,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明,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依据《1981年国家电影发展局法令》22(1)条文,都必须向国家电影发展局申请准证才能拍摄、发布影片。 两天前,慕尤丁政府才援引同一个条文,调查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记录片 “Locked Up in Malaysia’s Lockdown”,也因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如果新闻通讯社产制每天需要播放的每一支影片都要事先申请,国家电影发展局员工恐怕都难以应付。更过分的是,今早部长的回答竟然也把自媒体包括在内,就算是自媒体产制、播放影片,都需要向国家电影发展局申请。 这条法令毫无疑问是条过时的法令,当年立法时,所谓的影片拍摄依然局限于电影、新闻产业或商业用途;时至今日,人手一机,人人都可以拍电影。社交媒体使用者每天在YouTube、抖音、脸书、Instagram上载数百万支影片。有些人甚至透过自制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获得盈利。 援引这项条文对付媒体,慕尤丁政府形同将影片拍摄活动非法化。慕尤丁政府是否打算对付所有的抖音使用者?网红是否也需要申请准证?更重要的是,依斯迈沙比利直播记者会之前,是不是也要申请准证? 严格执行《1981年国家电影局法令》22(1)条文根本是说不过去、不合理也不民主的做法,利用此法对付半岛电视台,也只是说明,慕尤丁政府想要消除所有异议者与媒体发出的不同声音。 我谨此呼吁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尽快提呈修正案,更新《1981年国家电影局法令》。 黄书琪

慕尤丁是否准备青出于蓝 打压新闻自由更狠

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于吉隆坡国会发表文告: 慕尤丁是否准备青出于蓝,在打压新闻自由表现方面比纳吉更出色? 多媒体与通讯委员会现在才为了2015年就已经播放的节目,开罚寰宇电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随着慕尤丁政府执政日久,这个政府企图钳制媒体第四权的本质逐渐浮出台面。 为什么多媒体与通讯委员要在五年之后才来翻旧账?按理来说,这部由半岛电视台拍摄的阿丹杜雅谋杀案纪录片对2015年的首相才是敏感话题,现任政府本不应该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来罚款根本是皇上不急,太监急的表现。 实际上,多媒体与通讯委员会的罚款是对所有媒体从业人员的一个警告,告诉所有人“老大哥在看着”! 无独有偶的是,这是慕尤丁今年三月上台以来,第二宗涉及半岛电视台的媒体纠纷。令人不禁联想,这是否是政府报复半岛电视台拍摄行动管制令期间我国政府对待移工新闻记录片的作为。 今年五月初,《南华早报》的记者Tashny Sukumaran也因为报道移民厅取缔移工,被警方传召问话,虽然多媒体与通讯部长赛富丁阿都拉随后要求不要继续调查,但事实摆在眼前,慕尤丁三月上台以来,打压媒体的动作不断。 我谨此提醒首相与通讯部长二人,在希望联盟执政的短暂22个月里,马来西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可是连续两年排名攀升。在国阵尚执政的2018年,马来西亚只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45名;在希望联盟政府倒台之前,我国的排名却已经跃升至101名。 短短六个月,我们是否就要看到马来西亚排名直落谷底?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马来西亚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声誉将会扫地。 仅仅只是因为播放了半岛电视台制作的阿丹杜雅谋杀案纪录片,就开罚寰宇电视台,慕尤丁这么做是否是为了超越纳吉,成为更糟糕的新闻自由杀手?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与民主是否将在慕尤丁政府领导下,每况愈下?   黄书琪

南华早报记者遭对付 国盟能否捍卫新闻自由?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5月3日(星期日)发表文告: 国盟政府会不会萧规曹随继续保持希望联盟的媒体自由良好记录? 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在希望联盟执政的20个月里,马来西亚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从2018年的第145位,大跃进至第101位。 从2013年到2018年,马来西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的成绩都差强人意,一直以来都是垫底25%的国家之一。但是,在2018年5月政权转移之后,我们的排名迅速从2018年的145名,跃升到2019年的123名,并在2020年公布的报告来到101位。 图表:2013年至2020年马来西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的排位 希望联盟政府在短短20个月的任期内修改或废除了好几项不民主法令,如《2018年反假新闻法》以及《1971年大专法令》。倒台前几个月,希望联盟政府才刚成立了由媒体业界代表、学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媒体评议会,旨在提升我国媒体表现,恢复我国社会对媒体的信心。 从一个逮捕、恐吓记者的国家,2018年5月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支持媒体自由的国家。记者、报纸、媒体可以畅所欲言,包括在20个月内任意的批评政府。 可是,只要国盟政府走回头路,我们好不容易达成的成果就就会荡然无存。根据目前整体事态发展,明年此时, 我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辛苦爬到101位的排名成绩往下滑落。 虽然大家对于新政府实在缺乏信任,但我希望新任通讯与多媒体部长站稳立场,继续希望联盟的媒体改革议程,更何况他自己也曾经是希望联盟执政团队的一员。政府必须让媒体从业人员得以在免于恐惧、公平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工作。 有鉴于此,发生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的事件实在令人遗憾。国盟政府竟然以《刑事法典》第504条传召《南华早报》马来西亚通讯员Tashny Sukumaran。她最新一篇报道巨细靡遗记录了执法单位在劳动节当天,处理新冠肺炎强制管制区内的移工的状况,报道也访问了好些相关人士。 如果政府继续这样骚扰记者,媒体又怎们可能有勇气报道真相? 诚然,希望联盟政府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在媒体自由与后真相政治当中取得平衡,相当不容易。希望联盟政府必须面对林林种种的恶意不实资讯攻击,包括各种挑起宗教、族群紧张情绪的恶意资讯,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可靠新闻来源的报道,实际上全是有人在后面打广告的内容农场。 希望联盟政府最明显的败笔,就是无法有效对付恶意不实资讯。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为了对付恶意不实资讯,就把我国作为本区域新兴媒体自由国家的位置抛置脑后。 国盟政府千万不要以为可以抄捷径解决问题。要解决恶意不实资讯,但不影响新闻自由,最好的解方就是让所有人讲真话,新冠肺炎传染疫情已经实在的告诉我们,恶意不实资讯多么的危险,如何威胁健康与生命。要解决恶意不实资讯,只能够让可信度高的媒体讲真话。 倍受信赖的媒体是民主国家重要的一环,如果媒体无法在免于恐惧与公平的情况下报道事实,社会就不会有信任,社会大众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一个没有信任度,不尊重真相的社会终将失序。 可是,高可信度的媒体是需要培养、支持以及足够的空间成长。我国目前已经有足够的法律条文对付诽谤、暴力以及仇恨言论。政府必须以负责任且透明的态度使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恶意不实资讯,不是用来摧毁独立第四权的媒体。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对付记者,已经让国盟政府大大扣分,如果再不加把劲维持马来西亚过去两年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上面的排名,国盟恐怕很快就会把马来西亚带回纳吉时代的糟糕状况。 黄书琪

医疗用具匮乏 黄书琪:政府应更好协调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于居銮发表文告: 国盟政府必须确保所有医疗战略资源供应充足,跨部门之间针对必要服务的决定必须一致,我们才有机会打赢这场病毒战。 当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揭露我国医疗用防护服的库存竟然只够两个星期时,举国震惊。但与此同时,国人从行动管制第一周开始,就已经开始大显神通寻找、制造防护服给我们的医疗前线人员。 另外,还有很多私人企业愿意开拓医疗用具供应市场的发展潜能,如口罩、防护衣等等。但如果政府左右手无法合作,民间与私人企业再努力,我们还是会功亏一篑。 例如说,一家居銮的成衣厂自愿无偿为居銮中央医院赶制防护服,结果呢?劳工局接到投报,下令该厂停止营运。 在第一周行动管制开始之后,几支影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影片中我们的医疗人员被迫套上塑胶袋甚至垃圾袋当作防护服,一瞬间全体国人几乎不分什么阶层背景,都在努力的为我们的前线人员找防护服货源。许多人自行募款从国外购买送回马来西亚,,我自己本身就协助柔佛州两家医院从国内厂家找到制作防护服的不织布,价钱还只是政府采购价的25%。 我们都以为最初的混乱情况很快就会过去,每家医院的防护服库存供应很快就会稳定。结果,现在都进入第三阶段、第五周的行动管制了,我们却还是需要寻找防护服给前线人员,即便是在柔佛州,许多医院还是必须自行缝制防护服。 国人都在帮忙,因为我们不想前线人员冒险牺牲。但我们要问的是,国盟政府究竟有没有尽全力搜购所有的医疗战略资源供应前线?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是在物料资源上抢输其他国家,而输掉这场病毒战。 所有的医疗用品供应,包括原物料在内,都是国家战略资源,政府各部门之间应该要协调好,确保所有的生产线运作无碍,协助更多私人业者进入医疗供应领域,加速处理他们的申请,才能够增加我国的总体供应量。 我们都知道,对抗新冠病毒的这一场战役不可能在行动管制结束后就跟着结束,因此,医疗用品在接下来的日子都还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民间与私人业者已经因为行动管制令承受经济损失,现在还要民间继续挤钱出来购买护具给医院及前线人员,实在令人于心不忍。如果政府可以统整全国采购,只要没有中间人干捞、透明处理、廉正招标,我相信政府采购的价格与效率绝对好过仰赖民间各自募款小额购买。 政府上下必须齐心搜购、确保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补齐我们的医疗资源供应。国盟政府,是时候行动了。 黄书琪

政治干预反对党福利计划 黄书琪:罔顾民众利益

民主党行动党柔佛州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于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于居銮发表文告: 联邦政府领袖及内阁阁员是否认同柔佛州务大臣哈斯尼要大家放下政治歧见,共同抗疫的呼吁? 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哈斯尼前日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呼吁朝野放下歧见,共同抗疫,并在行动管制期间一起协助民众度过难关,哈斯尼的立场展现了其成熟的领导能力,可惜,他在布城的朋友却恰恰相反,针对反对党选区的福利计划进行政治干预,罔顾民众利益。 柔佛州的希望联盟国会议员探悉,在野党选区的1000份紧急援助物资,由交通部长魏家祥协调统筹分配。可是,这道命令却完全没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而是透过布城口传下令给各县社会福利局官员。这种做法只是让依法行政的公务员成为夹心人,不负责任且造成各种误解;受伤害的是痴痴等着政府援助物资的老百姓,和里外不是人的公务员。 倘若布城方面完全没有作出上述的决定,魏家祥或社会福利局应该立马出示信函或公告,正式文件记录下来,不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所有选区的1000份援助物资都应该由国会议员处理、分配。 首相慕尤丁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疫,我非常认同;但如果布城口头传令公务员一事属实,却也只是证明他的内阁说一套,做一套,企图在此期间差别对待在野党选区的人民。 因为政治干预,如今各地的粮食援助都被推迟,无法及时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我也获悉,同样的干预事件也发生在其他州属,好些巫统地方领袖越俎代庖,绕过当地民选议员派发物资。 我呼吁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丽娜哈伦,把人民的利益摆在巫统的利益之前,她必须向公众解释,这种假公济私,把公共福利当作政治资本,弃民于水火之中的行为,到底是谁下的指令?为什么要下这种命令? 最后,我敦促布城的部长们读一读柔佛州务大臣的社交媒体贴文,在我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际,好歹学一学他如何扮演成熟领导人的角色。

回看抗疫防线的崩溃

当今年一月中国疫情日趋严重,即便是农历新年初二,以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为首的跨部门应变小组也立刻召开会议。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部门专业官僚尽管专业,但有些问题必须跨部门呈报、解决。马来西亚的疫情一开始控制得住,关键在于有政治问责的政治领袖与专业官僚跨部会合作,而我国疫情崩于政治领导真空,超过三个星期没有跨部会的政治领导与协调。 一月杪疫情初始,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即当时的副首相旺阿兹莎召开会议,出席者包括卫生部长、通讯部长、外交部长、副旅游部长、总警长、卫生总监、武装部队首长等人。 因为当时政府的反应迅速,让各部门之间消息得以交换、协调,并在专业官僚提供专业意见,政治领导承担政治决定责任的情况下,做判断与决定。所以,尽管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重要的的海陆空交通枢纽,但我们的疫情始终控制得住,甚至有好些日子完全零个案。 但就在政变发生之后,从2月24日内阁集体解职到3月16日新内阁上任,整整三个星期,国家是在没有政治领导承担问责的情况下,被迫由专业官僚承担重任。问题不出在后者,而是出在没有政治领导的情况下,没有跨部会的整合与协调,导致第二波疫情的严重爆发与处理缓慢。 病毒夺命不看我们的肤色与信仰,来到现在这个危机时刻,怪罪任何已经举行的集会以及他们的出席者已经毫无意义,正如大城堡宗教集会的主办单位指出,是当时的内政部允许他们举办那个集会,当时的内政部长是谁? 纳吉公开在网络上指责希望联盟政府是导致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原因,企图替现在的政府卸责,但无论怎么推卸,都无法推推卸为了夺权导致政府整整三个星期,没有跨部门会议对抗疫情,导致最后疫情失控的重责大任。 人命关天,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病毒战争,纳吉以及夺权那帮人如果还有空在网络上制造舆论带风向推卸责任,倒不如去医院当志工,让全国人民耳根清静,度过接下来将近三个星期的行动限制隔离期。 文/黄书琪

一人政府 水土不服

临时首相敦马哈迪想要组建一个以个人国会议员为单位的“大联合政府”消息出现后,大家开始热烈讨论这个概念到底可不可行,以及希望联盟三党为什么拒绝。回到问题根本,所谓“大联合政府”根本不是联合或团结政府,正确名称应该是“一人政府”或总统制政府。 敦马说明此建议根源是因为他觉得厌烦了政党政治,所以在所有人都支持他任相的前提下,他干脆提议组一个人人都是执政党国会议员的政府,不以政党为单位,最重要的是,内阁任命也不一定是以民选议员为依据,他作为首相,可以自由任命学者、技术官僚或任何他认为适任者出任。 换言之,他拥有美国总统的权力,可以自由组建内阁。 问题是,马来西亚不是总统制国家,我们是议会内阁制。大部分内阁成员必须是在各自选区胜出的议员,胜选议员组队做政府,一个团队做不好,大家一起输掉选举;换另外拥有多数议席的人做政府。 总统制国家的制度是,总统经全国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做不好,总统个人会输掉选举,但总统所属的政党还是可能在国会赢得多数。 两个制度各有优劣与各自运作的民主精神,因此我们不需要争议何者比较好。在这里的问题是,把总统制当中总统无限大的权力给国会内阁制首相落实,基本上违背了议会内阁制的设计精神。假设内阁不需要有民意基础,只要首相同意即可,那我们选举的精神又何在?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首相(总统)选举”的全国投票,而不是单一选区投票出来的人选决定一切。 简单来说,把Android系统搬到iOS运作,会产生乱码。 因此,希望联盟三党拒绝这个提议,因为一人政府/总统制政府违背了议会内阁制的精神,但是因为敦马巧妙的将这个建议命名为“联合/团结政府”,大家都误以为只要所有人都不是以政党政治参与这个政府,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恰恰相反,这个“一人政府”将会严重破坏我们的民主体制。 民主行动党柔佛居銮区国会议员黄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