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3月9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我国未能达致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财政赤字的目标，加上违背承诺和公众所产生不信任感，将不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使他们相信我国经济已步入正轨。 根据大马统计局，与去年12月的4.8%失业率相比，我国今年1月的失业率微升至4.9%。当2021年被视为是经济反弹之年时，这项消息无疑令人感到失望。虽然对我国经济而言，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但这并无助于已失业或将失业的打工族，或是已结业或将面临结业的生意和企业。 就像内阁对新冠疫情管理不当，使得我国成为东盟国中人均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一样，国盟的经济管理也充满着朝令夕改、U转和违背承诺。2020年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财政赤字分别预测为4.2%、负4.5%至负5.5%之间和、和6%。而实际的数据则为4.5%、负5.6%和6.2%。 我国未能达致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财政赤字的目标，加上违背承诺和公众所产生不信任感，将不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使他们相信我国经济已步入正轨。惠誉去年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至与菲律宾和印尼同一水平。 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所执行的“全国2019冠病疫苗接种计划”是否能够成功，达到80%人口群体免疫，以支持经济复苏计划。行动党放下政党派系立场之争，全力支持有利于国家、人民和经济的疫苗接种计划。 不过，如果我国希望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超过7.5%，那么单是依靠疫苗接种计划是不够的。政府在去年推出一系列总值达3050亿令吉的“我们关怀”经济援助配套，但均无效。 政府去年宣布的总额3225亿令吉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财案，而政府随后在今年1月又宣布了总额150亿令吉的人民及经济保护援助配套（PERMAI）。不过，这并未阻止我国取得本世纪最糟糕的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萎缩5.6%、财政赤字6 2%和失业率4.5%。 因此，政府急需实施额外45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及挽救现有的就业机会、放缓生意倒闭的速度、提供租金补贴和新经济来源。政府也必须履行承诺，为学生提供15万台平板电脑、不调查参与自愿报税特别计划者、以及将福利局援助金提高至每月1000令吉，并使失业人士也受惠。 政府不应该否认普通人民和企业所经历的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至今，政府没有提出任何经济方案来挽救去年损失了1000亿令吉的旅游业。随着越来越多酒店关闭，今年的旅游业或将无法复苏。首相建议的紧急状态和国会停摆是否只是为掩盖他们的失败和管理不当的狡猾手段而已？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3月8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有关首相和内阁坚拒遵从国家元首谕令以召开国会一事，将就此向警方报案。拒绝召开国会即背叛了民主，也是在轻蔑国家元首。 首相署部长（国会及法律事务）达基尤丁指出，国会并没有停摆，推迟召开国会是为了使政府能够更有效的对抗新冠疫情，以通过紧急法令的说法是荒谬的。 当国会不允许运作，国会议员不能履行其职责并执行联邦宪法赋予的立法权，何来国会未被停摆之说？此外，来自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向来都支持对抗新冠疫情的法律。能有效对抗新冠疫情的不是紧急状态，而是行动限制令。 事实上，紧急权力下通过的法令，其实可以更有效的由国会来通过。将违反行动限制令者的最高罚款额，从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而违例公司则将面临最高5万令吉的罚款，是苛刻且不公平的做法。这是因为只有部长才能承担这么高的罚款额，普通人民则难以承担。 如果有者被控上庭，他/她将面临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监禁7年，或两者兼施。当执法存在双重标准，部长不会像普通人民那样被控上庭时，正如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凯鲁丁的案件那样，这是不公平的。 达基尤丁声称，根据2021年紧急状态（必需权力）条例第14（1）条文阐明，紧急状态期间不会召开或解散国会，是不诚实的说法。达基尤丁故意通过遗漏紧急状态令的关键词来误导人民，即“国家元首认为适当的日期”。 国家元首已经表明，紧急状态并没有禁止召开国会，并可在首相劝告下，决定召开国会的适当日期。因此，首相并没有理由不及早敲定复会日期。达基尤丁应该停止违抗国家元首和人民意愿，停止继续欺骗和回避人民。 当来自现任政府和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大都支持国会复会时，达基尤丁应该要支持召开国会的要求。达基尤丁进一步声称，近半国会议员属于高风险群，其中有77人年龄介于61岁至69岁；19人年龄介于70岁至79岁；另有4人80岁以上，因此政府不希望将他们曝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中。这番辩解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力。那议员接种疫苗有何用？ 没有一名国会议员是在国会里感染新冠病毒，反之是在国会后受到感染。所有发生确诊病例的场所，如学校和商业机构，现在都已开放，只有国会继续被关闭。我国没有理由要停摆国会，这么做只为了要确保现任政府和首相的生存。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在政策面上支持“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也希望这个计划可以尽速有效全面落实，平等惠及全民。 成功落实“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此计划将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保障民众健康，更重要的是，免疫计划成功落实才可以让经济复苏，拯救民生于水火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谨提出几个课题，希望相关部门多加留意，确保免疫计划可以成功。 (1) 我们非常重视前线人员针对第一期施打疫苗有人插队的投诉与指控。前线人员应该是优先获得施打疫苗的人，政府应该确保所有前线人员都能在计划第一期获得疫苗接种，没有拖延。 我们也欢迎科学、工艺与创新部长凯里的声明，若有人知晓任何插队接种疫苗的行为，请勇敢站出来提供内情。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保护这些吹哨者，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纪律处分。 我们谨此呼吁政府小心慎重处理此课题，公开确实插队接种的涉事单位，以儆效尤。这样的做法才可以让大众对政府有信心，相信政府不会怠慢任何投诉，大家都可以平等获得疫苗接种，也才能够确保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的成功。 (2) 第二期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将在四月开始，我们在此也希望政府尽快列出第二期的疫苗接种群体。此举将有效降低社会大众的疑虑，确保第二期顺利展开，尤其因为第二期疫苗接种计划的对象是940万60岁以上的人口，他们可能患有多种共病、慢性疾病，同时也是感染新冠肺炎的高风险群。 政府必须加强与所有相关单位、医药专业人士、地方诊所与老人院的沟通与协调，确保高龄人口中没有人落单，同时，也确保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疫苗重要性的正确资讯。 (3) 有关部门也应该制定一套完整全面的公私领域合作框架，确保免疫计划进度加快，及早达到70%免疫目标。包括牙医在内的私人界医护人员也应该纳入第一期免疫计划的疫苗接种群体之中，因为不论病患有无症状，诊所医护人员常常都是第一线接触到他们的人。 (4) 政府是否有效说明、宣传此政策将会影响免疫计划的成败。政府必须拟定完整全面的沟通宣传，包括多种模式、不同媒介、多种语文，确保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得到关于疫苗的正确、科学事实，也才能打击广传的假消息。 民主行动党将会配合且集党内全体民意代表之力，协助宣传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好处，在各自选区消解反疫苗的思维，并协助疫苗接种计划的推展。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政府继续与民主行动党合作，让我党也能接触到此计划相关资料与资源，启动“全社会方法”监督、落实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 (5) 我们也在此敦促部长谏言首相，在全国70%人口未达免疫标准，我国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之前，不要举行选举。人民安危与福祉应该置于政治利益至上。 林冠英 峇眼国会议员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3月3日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 团结互助，和谐共荣：崭新的团结希望 2021年3月18日，民主行动党庆祝创党55周年纪念。民主行动党以坚持原则、进步和以政策驱动的政治运动，为建立团结、公平、自由和繁荣的马来西亚做出贡献。 “团结互助，和谐共荣：民主·公正·关怀”（Demokratik. Adil. Peduli: Muhibah）是一个合适和贴切的主题，重申我们对理想的承诺。这些理想以马来西亚的多元团结、种族博爱、宗教和谐，以及对机会均等、社会正义、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方面的共同愿景为中心。从本质上而言，这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梦，在过去55年来，我们在民主行动党中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梦想。 改变 自我们于1966年成立以来，民主行动党一直都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福祉和福利而斗争，不论他们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杜顺人、伊班人或原住民。目前暂时除了原住民外，我们有来自各个族群的民选代议士，民主行动党对此引以为豪。 在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中，建立政治合作并非易事。国家建设需要联盟合作。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获胜。任何党派都不可能在没有获得不同种族的支持下取胜。我们与怀抱相近的民主和正义理想的盟友一起努力，就可以共同建设这个国家。 行动党意识到，与拥有共同核心信念、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民主的盟友合作的意义。10年前，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乌巴（UBAH），由我们的同志黄隆汉设计。当时我国已经为变革做好了准备。我们认识到多元种族政治是前进的唯一途径。2018年5月9日，我们缔造了历史。 可惜的是，叛国和金钱政治骤然终结了掌权仅22个月的希望联盟政府。然而，关于改变和改革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巩固马来西亚的中间力量，以防止那些痴迷于种族冲突和宗教对立的人士摧毁国家。 团结共荣 支配和霸权政治不再可行。只有包容性政治才能在同理、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维持真正的政治伙伴关系。这是团结共荣，是希望与善意的互助精神。 民主行动党已经从长期、有效能的在野党，蜕变成有能、有为的执政党。尽管存在许多阻力，我们还是建立了成功的团结联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成为所有马来西亚人共同选择的政党。 自2008年，我们拥有诚信、能力、问责和透明的良好记录。槟州人民委托我们担任州政府10多年。我们在国家、州和地方各级培养了一批强而有力的领袖，他们能为政治进程作出建设性贡献。 我们还希望根据1963年的《马来西亚协定》，赋予沙巴和砂拉越更多权力和责任，以决定如何改善沙巴和砂拉越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希望建立大家都可为之骄傲的马来西亚。这就是团结共荣的精神。 经济和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应该以增长经济、增加实际工资和就业机会的议程为重，而政府应该作为推动这一议程的催化剂。从根本上来说，挽救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遏制疫情。全面实行3T计划，即大规模的检测（testing），包括津贴公司为本地和外籍员工检测的部分费用、追踪（tracing）新冠肺炎阳性患者的所有密切联系者，以及治疗（treatment），费用可能超过20亿令吉。 政府补贴新冠肺炎检测费用的金额，远远低于大多数公司，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每天的经济成本。例如，仅仅是旅游业就在2020年损失了1000亿令吉的收入。随着更多酒店和旅游业者结束营业，经济状况没有好转的迹象。其他行业，如建筑业及零售业也正苦苦挣扎。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的情况，我们必须增加财政支出。例如，额外的450亿令吉经济振兴配套需包含自动无条件延长银行贷款缓还期限，同时将每月的援助金（包括为失业者提供的援助金）增加到1000令吉，并提供租金和物业账单补贴，延长贷款信贷和补助金。 国家建设 民主行动党忠于维护《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并致力于国家建设任务： ● 马来西亚是团结一致的国家，公民共同拥有国家归属感和所有权，享有平等的机会，免于恐惧和贫困的自由； ● 马来西亚是个尊重公民尊严和基本权利的有效民主国家，给予年轻人希望、保障他们的未来不被窃取；奖励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并弘扬追求卓越的文化；确保和平，法律与秩序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是特权；以及 ● 尽管马来西亚人拥有多种身份，包括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但我们拥有以马来西亚人为先的共同、压倒一切的国族意识和身份。 我们必须给予马来西亚人希望，如果我们能以团结共荣的名义和精神团结一致，我们不仅能战胜疫情，还能战胜各种困扰我们的社会弊端，如腐败、滥权和歧视，并建设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 林冠英

行动党法律局将研究如何捍卫人民，以免人们在违反行动限制令后受到苛刻和过高的惩罚。 我已要求行动党法律局研究如何捍卫人民，以免人们在违反行动限制令后受到苛刻和过高的惩罚。 国盟政府修订《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将违反行动限制令者的最高罚款额，从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而违例公司则将面临最高5万令吉的罚款。 政府应该要教育民众共同对抗新冠疫情，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以惩罚方式来对付违反限行令者。这是错误的做法，因为惩罚并无法有效遏制新冠疫情，反之将对违例者造成财务压力，尤其是那些本就因为经济衰退而陷入困境的地收入群。 公正而统一的执法，而不是在部长和人民之间采取双重标准，才能有助于减少新冠确诊病例。 此外，政府也应该全面检测和追踪新冠病患的所有近距接触者。 现有的罚款数额已经足以传达讯息，要求人民严守标准作业程序。 罚款数额不应根据有钱人的标准而定，而是应以贫困者偿还罚款的能力而定，没必要逼到他们因此而破产。国盟政府怪罪人民导致疫情恶化，但事实上却是国盟部长的无能、缺乏领导能力和管理不当，才使得我国成为东盟国中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行动党法律局主任兼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员蓝卡巴及木威国会议员倪可汉将负责审视有关将从3月11日开始生效的新条例，以了解我们能如何从中帮助人民，包括上庭替接罚单的民众抗辩。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2月28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危险衰退的一年 当我们黯然迎接历史上首个非民选政府执政一周年之际，而回想起国盟（PN）以背叛方式推翻了依照宪法选举产生的希盟（PH）政府，重挫我国民主和改革。随着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以抗疫为由，决定颁布紧急状态，停摆国会，更应证了此说法。 马来西亚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相信停摆国会这种恶行有助抗疫的国家。就连国家元首也做出驳斥，否认紧急状态允许国盟这种颠覆国会民主的做法。 慕尤丁试图证明紧急权力的必要性，以允许政府对违反行动限制令者施以更严厉的惩罚。随着政府将个人最高罚款额从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而违例公司则将面临最高5万令吉罚款，而达成这目标后，那为何还需要维持紧急状态和停摆国会呢？ 在国家元首发出紧急状态并没有禁止召开国会的谕令后的四天里，政府始终保持沉默，而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也未迅速要求召开国会。这种邪恶停滞是在背叛民主，也可说是在轻蔑国家元首。 停摆国会并未阻止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国中人均感染力最高的国家，截至2021年2月27日，我国累计29万8315宗新冠病例，死亡人数达1121人。部长们未能以身作则，公然违反标准作业程序却未受对付，或发生严惩普通民众的双重标准事件。学校获准重开，但国会却不被允许运作。领导能力和危机管理的失败，是导致我国成为东盟国中疫情最严重国家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一年，各方以任何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制度指标来衡量马来西亚的状况，所得出的恶化情况令人震惊。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5.6%，比政府预测的负4.5%来得高。我国2020年失业率为4.5%，是自1993年以来最高的失业率，而去年12月失业率则为4.8%。 政府调整了我国贫穷线，从月收入980令吉上修至2208令吉，使得我国贫穷率从2016年的7.61%，改善至2019年的5.6%。但是，政府对经济危机管理不当的情况下午，此数据预计将会增加。 人民需要政府的援助，并在今年稍早宣布的150亿令吉抗疫援助配套，额外增加总值45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最低限度是无条件延长暂缓偿还贷款计划、通过津贴和延长贷款减轻租金和水电费等固定成本的负担。我们仍在等待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兑现承诺，将福利局援助金提高到每月1000令吉，并使失业者也受惠。 当这个失败的非民选政府对新冠疫情处理不当而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时，他们也未集中精力处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失业危机和教育危机。在此背景下，以及希盟在遏制贪污腐败取得令人的鼓舞的进展，使得人们现今未能察觉到腐败现象的蔓延。 打击贪污是慕尤丁执政后的主要承诺之一。不过，现实却未能支持其言论。我国2020年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下跌6个名次，排在第57位，而2017年是第62位，2018年是第61位，及2019年是第51位。 显然的，不注重公开招标和透明度、委任政治人物掌管官联公司以换取政治支持、撤销支持国盟政府的政治领袖的刑事指控、以政府职位换取政治支持、以及对政治人物进行选择性调查和起诉，都是导致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国今年的贪污印象指数再进一步下降，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国盟政府领导下，反贪会不再是个公正、独立和专业的打贪机构。反贪会漠视我国贪污印象指数下降，并对自己被国盟政府武器化为政治工具，无动于衷。 这包括了： - 在一段录音中，慕尤丁建议以政治职务和官联公司职位来换取政治支持。话望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拒绝了委任他成为国油顾问献议，因为他认为这项委任已经违宪。 -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丽娜哈伦还清130万令吉债务，避开破产危机，让人对其还债能力起疑。因为她在2019年11月20日申报财产时，财产值是7万2000令吉，月收入则是3万4000令吉。 - 沙巴前首长沙菲益揭露，沙巴州前政府领袖透过沙巴基金会，颁发70万英亩的森林保留地给“家人及朋友”。 - 国防部副部长依玛希山推荐自己儿子出任发马公司董事，该公司隶属国防部，而国防部长依斯迈沙比里亦支持其副手的建议。 -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发出支持信，支持承包商通过直接谈判获得吉兰丹州一项大型的大道项目。 - 青年及体育副部长万费沙承诺利用自己的公职发出支持信，为党选拉票。 国会公账会在揭露了前交通部长廖中莱直接颁发价值1亿4950万令吉合约予种植及原产部副部长黄日升部分持有（25%）的公司后，要求反贪会就此采取行动。反贪会会否继续无所作为？ 撤销对主要政治人物及其同伙的贪污指控，也损害了国盟的透明度和问责承诺。大马瑞士信贷证券董事兼股本负责人史提芬哈格曾对我国发出警告，指如果贪污的政治领袖和人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却获检方单方面放弃指控而逍遥法外，马来西亚将遭受伤害。 当希盟执政时，金融专家从未对我国发出此种警告。政府治理不当正是惠誉去年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希盟此前在应对一马公司的巨大财务丑闻，但并未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 国盟对新冠疫情管理不当，而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失业和生意倒闭及学校停课。马来西亚不仅是生活在危险中，还危险衰退中。 随着慕尤丁失去国会多数优势，政治不稳定只会加剧我国的危机状态。国会停摆并不能解决问题，反之使危机延续。作为政治阻断，行动党建议国会复会，所有政党承诺推迟大选，直到疫情结束。 这是否等于要求在本届政府任期届满后，既是2023年才举行大选，或包括以另一个获得多数支持的政府来取代现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是最优先事项的可能性。马来西亚承受不起继续危险衰退。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2月26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行动党不同意政府修订《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342法令），将违反行动限制令条例者的最高罚款额，从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而违例公司的最高罚款额则从1万令吉提高到5万令吉。当执法出现双重标准时，激增罚款的做法并无助于遏制疫情蔓延。追根究底，问题并不在罚款数额，而是执法需公正和统一。 低收入群和普通民众将首当其冲，面对更严厉的刑罚。部长负担得起1万令吉罚款，但当普通民众连1000令吉罚款都负担不起时，更别说是要支付1万令吉了。难道普通民众所遭受的经济衰退、生意倒闭和失业痛苦还不够多，还要他们再面对1万令吉如此严厉的罚款数额？ 国盟政府必须意识到，他们对新冠卫生危机的管理不当，而引发了经济危机，使得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5.6%，失业率达4.5%。随着政府调整我国贫穷线，从月收入980令吉上修至2208令吉，我国2019年贫穷率为5.6%，而此数据预计在未来将被提高。 此外，部长们在违反行动限制令条例后，也不太可能会如普通民众一样受到严厉惩罚。在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阿兹敏和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的案例中，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是显而易见的。 在行动限制令期间，阿兹敏举办了一场有500人出席的农历新年活动，而安努亚则被发现未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并和许多人在近距离的情况下进餐，但却未被对付。凯鲁丁在违反居家隔离令后，仅被罚款1000令吉，反观72岁马来老妇却在同类罪行下被控上庭，罚款8000令吉及坐牢一天。 新修订的条例将在3月11日起生效，且无需持有任何的手令。一旦被控上庭，人们将面临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监禁7年，或两者兼施。当局利用紧急权力来实施严厉刑罚，显示恢复国会的重要性，以便议员们可在国会里辩论此类措施，保护人民权利。 慕尤丁证明了紧急权力将允许政府施以更严厉刑罚来对付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者。既然已达成这目标，那为何还需要紧急状态和停摆国会？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2月25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随着国家元首表明，紧急状态并没有禁止召开国会或否决其宪法职责和权力，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应立即会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设定国会复会日期。  作为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应该要通过恢复联邦宪法赋予国会的职责和责任，捍卫国会的主权、至上和权力。遗憾的是，阿兹哈并未能履行其职责，竟允许行政机关取代和凌驾于议会权威之上，而不是谴责停摆国会的举动。 相反的，国家元首比阿兹哈更敏锐的意识到国会议会的重要性，并尊重人民的选举委托。阿兹哈不应只是坐着摆弄拇指，静待首相的指示，因为首相自然是希望延迟召开国会。阿兹哈应该为他过去的失败和无所作为赎罪，争取尽早召开国会，恢复民主和人民权力。 有鉴于国家元首特别就此课题接见了阿兹哈，他应该要将召开国会视为最优先事项。希盟领袖也会寻求会见阿兹哈，以传达恢复议会民主的紧迫性，以便“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精神，不会消失于国盟政府的领导下。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2月24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严厉批评一些国家利用对抗新冠疫情的防疫限制，来合理化紧急措施，以打压异己和将基本自由定罪。他的批评正是及时，除缅甸外，马来西亚也符合其说法，通过紧急状态使国会停摆，并调查反对党领袖、专业记者和独立媒体，如《当今大马》。 虽然古特雷斯并未提及任何国家，但他描述了与我国相似的情况：“有些国家当局以疫情为借口，部署了严厉的安全回应和紧急措施，来镇压异己、将基本自由定罪、令独立报导噤声及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除了自由度下降外，我国贪污腐败情况也正在恶化，在2020年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下跌6个名次，排在第57位。自由度下降和国会停摆，通常将带来更多贪污腐败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我国今年的贪污印象指数将进一步恶化。 因此，我国有必要使国会复会，以便人民的声音可以被听见。我的律师兼日落洞区国会议员雷尔告知我，我因为发出这类呼吁而将被警方调查。但是，我拒绝就此保持沉默，并将继续敦促立即恢复议会民主，确保可恢复由人民选出的政府。 林冠英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2月22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 行动党对于警方将援引煽动法令第4(1)条文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当今大马》总编辑颜重庆和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感到遗憾。两人是因为评论联邦法院基于读者留言，而裁定《当今大马》藐视法庭罪成的裁决，而受到调查。 批评法院裁决并不具有煽动性，也与质疑司法机构的廉洁的煽动性言论差距甚远。批评法院裁决是件平常的事，而要消除这种意见分歧的做法，无异于要扼杀合法性异议及言论自由。 随着警方开档调查两人，将更大程度限制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在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和停摆国会后，约束新闻和言论自由是否也是新常态之一？国会无法运作，使得政府可以行使专政权力。 这也让人们留下了负面印象，认为政府在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后，有系统的扼杀民主和基本人权。如果警方可以开档调查两人，那是否意味着警方也会调查成千上万的类似评论和批评？ 行动党与颜重庆和查尔斯同在。正如民众早前齐心协力捐献以助筹集50万令吉罚款一样，民众也将声援那些并没犯法，而只是行使了他们自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的人。 林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