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门政府随时倒台

从叛徒阿兹敏的喜来登叛变开始,再经过一个星期政局混乱后,掀起大马叛变乱局。最让人民意想不到是,慕尤丁最终组成后门政府和担任首相,结合种族和宗教为首的联盟,这对于以多元种族基础建国的马来西亚而言,非常不健康。 慕尤丁获得首相职位后,除了面对人民和希盟的抨击,慕尤丁还要面对国民联盟各党,包括国阵、伊斯兰党等施压争取官位。但是,内阁官位僧多粥少,慕尤丁要如何分配? 由于巫统、伊党和土团党的理念都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三党的目标选区都是以巫裔和穆斯林为首。三党都各怀鬼胎之下组成后门政府,大家都有各自政治议程。在分配利益时,三党将会露出真面目,出现政治分歧只是迟早的事。 除了重获政权,巫统议员包括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前首相纳吉、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等面对多项贪污滥权指控的当儿,可能借此机会通过后门政府起死回生。巫统的贪污滥权丑闻在全世界都众所周知,作为国民联盟的最大党,贪污腐败文化必将重新回归。人民也不会期望马华和国大党能够做出任何反抗,只能期望的是贪少当赢。 另外,随着宗教至上的伊党加入,将会推出极端的政策,例如伊斯兰刑事法。砂政盟与伊党的合作也矛盾重重,双方都有不同的立场,前者对于种族课题保持开放,后者相对的保守。两者在不同理念下必定有纷争,这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 巫统和伊党肯定对官位虎视眈眈,倾向于有权和有资源的官位,而且,慕尤丁派和阿兹敏派议员也会要求部长职,一旦分配不均,后门政府将随时倒台。

【火箭广场】:如果抗疫不谈政治

希望联盟议员一而再、再而三,揭发并批评国民联盟政府抗疫措施与政策出现纰漏,引来部分网民的不满,指希盟议员的做法如同玩弄政治,无助于抗疫,应该放下政治立场共同抗疫。 国民联盟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上台,内阁成员们甫上任便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危机,而显得不知所措。例如,应该处于抗疫前线的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和副部长阿兹米,前者频频失言,后者公然违反行动管制令。 除了以卫生总监诺希山为首的抗疫前线团队表现获得全民认同,国盟政府的抗疫工作看似一团糟,希望联盟下台后重做在野党,立即发挥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以实现有效管治国家。 如果在野党在抗疫期间不谈政治,任由政府采取行动,从派发援助金到应急物资的程序是否有纰漏,便会无人问责。况且,人民的个人力量微薄,在野党议员可以代表选区的群体向政府发声。 事实证明,国盟政府派发援助金和物资方面确实有纰漏,其中有不符合资格的人士也拿到援助金、应急物资拖延派给在野党选区等问题,经过在野党议员揭发后,全民哗然。 在野党监督与制衡 另外,国盟政府在行管令的非常时期发生高官犯错的事件,经过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施压,才被采取法律行动,显示国盟政府机制失灵,导致执法出现偏差,所以不能单靠政府力量治理国家。 国会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展现政治意愿的最佳平台,讨论和辩论重要课题。不过,匆匆上台的国盟政府,仅宣布将在5月18日召开一天国会,预料没有时间进行问答、部长问答、动议或任何议员动议环节,这将加剧人民对于国盟政治意愿的模糊不清。 可能有人依然坚持不谈政治,但政治有一天会找上你。人民的政治冷感会削弱在野党的政治,使政府变得一党独大,难以保障人民权益,最终吃亏的是人民自己。

希盟的国会改革绩效

希盟执政不到2年,期间做了不少改革,其中就包括了意义重大的国会改革。由于希盟政府在上个月被推翻,让人开始担心慕尤丁领导的新政府会不会延续这些改革。 过去,大马表面三权分立,实际上首相所领导的行政权力却非常大。过去60年,国会大部分时候只是橡皮图章。为了加强国会的力量,希盟原本将在今年3月力推11项国会改革,其中包括了2020年国会服务法案,此法案一旦通过,国会将实现自主权,国会聘用不再听命于行政部门调任,人事上独立于行政,实现国会自主第一步。  除此之外,国会也成立11个特别遴选委员会,分别由朝野11名后座议员领导;去年更破天荒在法案二读之后,将《2019年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法案》(IPCMC)交由法案审核委员会进行委员会阶段的审议,不再是伪委员会阶段的全院委员会审核。 希盟执政后也首次委任在野党领袖担任马来西亚公共账目委员会(简称公账会)主席,确保公账会扮演监督及制衡的角色。 公账会是大马下议院的常设委员会,由朝野各党议员组成,也有来自财政部、反贪污委员会、总检察长等机构的代表。公账会的职责调查政府行政弊端,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议 。  长久以来,公账会主席都是由执放党后座议员担任。1MDB弊案闹得举世皆知,但国阵后座议员领导、并以多数票碾压在野党的公账会,却可以想尽办法为纳吉遮羞。因此,希盟上台之后,就马上改弦更张,让在野党后座议员领导公账会,就算是巫统议员来监督希盟也无所惧,就这份改革勇气而言,我们也应该为希盟记上一功。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些改革甚至要经年累月才看到水滴石穿的效果,但希盟明显走在对的道路上。但可惜的是希盟內的叛徒,联合在野党组织后门政府,可能让希盟的改革胎死腹中。

【火箭广场】:行动管制令的混淆与不公

政府在过去数个星期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标准作业程序一改再改,导致人民感到混淆,更被指出现执法上的不公与双重标准。 我国从3月18日开始实施行管令便出现漏洞。虽然限制了商业活动,允许售卖日常用品的超市、便利店和巴刹继续营业,但并未明文规定禁止人们出外购物,所以一些超市和巴刹出现人们群聚购物的现象,而发生了情侣或家属同行出外购物被扣留及罚款事件。 政府之后决定延长行管令,宣布更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包括限制一车一人、限制私家车的行驶时间、出外购物范围不能离家超过10公里等,如同变相宵禁,官方却没有宣布宵禁字眼。 违反行管令而被逮捕的人数上升原因之一,不排除与模糊的标准作业程序有关,违例者可被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混淆与执法偏差 有一名女大学生因晚间出门送蛋糕给男友,而被监禁7天及罚款800令吉,男方则被罚款1000令吉。另有执法单位以离家不超过10公里为由,禁止一些属于重要服务领域例如食物外送服务的工作人员上路。 一名30岁单亲妈妈克丽斯蒂娜,因违反行管令遭严惩30天监禁的案件,近日引发民众热议。克丽斯蒂娜在上诉后获得高庭改判罚款1000令吉,当事人感到愤愤不平,而在社交媒体控诉政府在执法上持双重标准,因为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的长女努鲁希达雅,同样违反行管令,却只被罚款800令吉。 努鲁希达雅在4月21日在社交媒体自曝,在行管令期间,公然与夫婿出门拜会宗教事务部长拿督祖基菲里和环境部副部长拿督阿末玛斯里,引来网民非议,努鲁希达雅则留言回呛,叫网民去报警。 此外,卫生部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知法犯法,在行管令期间到一所宗教学校聚餐,他被控上庭认罪后被罚款1000令吉,逃过牢狱之灾。 政府有必要检讨行管令的标准作业程序,尤其如今进入有条件行管令的阶段,若标准作业程序不符合公众利益,将继续造成混淆与执法偏差,不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会打击经济领域复工的信心。

【火箭广场】:我国防疫成功:少一点争权,多一点为民

近期的政治闹剧终算尘埃落定,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冲淡了公众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议题的关注。希盟在防疫工作的贡献无法被否认。  根据卫生部的资料,近期虽然增加了7个确证案例,但庆幸的是之前的22名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已经全部出院。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攻城略地,5大洲无一幸免,日本与韩国的情况较为严重,出现大规模社区感染。虽然我国在经济,科技,医疗等方面远不如日韩,但是我国的防疫工作却比日韩来得好。  相较于外国的疫情,希盟在抗疫上可谓相当成功。从疫情爆发初期,就战战兢兢,禁止来自疫情较严重的地区的人员进入我国。同时也统一了对外发言渠道,只能由卫生部长或副首相发表最新情况,避免出现混乱的资讯。此外也严厉打击针对肺炎的假新闻,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  希盟在防疫的各个方面,作到非常全面,可谓滴水不漏。除了要归功于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奉献外,还要感谢前卫生部长祖基菲里,知道自己的职位已经摇摇欲坠,依然坚守岗位,向人民汇报最新的情况,才有后来那篇感性的“最后一次以部长身份”的文告,一时获得全体国民的赞赏。  前财长林冠英同样也是工作到了最后一刻。在那场政治闹剧的夜里,林财长依然跟一众官员在制定,振兴经济的配套,为广大的民众谋福利;而前经济部长阿兹敏则是忙着与一群政客商讨如何夺权,为自己谋福利。同样是掌管经济事务的两个部长,却有天差地远的分别。  有人说患难见真情,换来大马政坛就成了“国难见真部长”。有人抬头仰望星空;有人低头摇尾乞食。有人为民埋头苦干;有人为己谋朝篡位。谁对谁错,人民心中有把一把尺。  

令人失望而困惑的行动限制令

在全球都被笼罩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之下,马来西亚自然也是无法免疫的。 长期处于安逸而无天灾情况下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民对这场来勢汹汹的病毒疫情,显然是处于相当无知无觉的;然而,政府不是人民,而是管理整个国家、处理所有社区及照顾全部民生的机要机构,这个机构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具备更长远的目光及居安思危的意识,才能担得起“国家大事”。   新冠肺炎在马来西亚大爆发,确诊人数破千,情况已属高危状态,而且我国目前的疫情趋势正如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一样,若不加以控制,确诊与死亡人数迅速飙升、医疗体系崩溃,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悲剧。 因此,政府所颁布的行动限制令是绝对必行之策,并且需要全民配合。 可惜,政府在实行限行令时的种种错漏、各种后知后觉而朝夕令改,使限行令几乎变成“加速扩散病毒令”。 慕尤丁首相在3月16日晚上10点才透过全国直播,宣布3月18日至31日为行动限制期,但在此之前已经放风说会有重大宣布,让所有人误以为是封城,所有商业活动及交通都停摆,因害怕粮食不足,而群起到超市扫货,这已是严重失误;结果正式宣布时,才表明是“行动限制”而非“封城”,超市、药房等日常所需商店仍可营业,粮食也还会提供,根本就不是封城,然而人们聚集在超市里抢购粮食却早已成为传播病毒的潜在危机。 而慕尤丁当天的宣布,也仅为宣布,关键的执行细节别说民众听得一头雾水,连官方执行员都不知所措,尤其以交通运作最为混乱。 首先,跨州行动是如何管制的? 先规定人民都要到警局填写跨州申请表,结果导致一堆人蜂拥前往警局申请;原本应该严厉禁止的人潮集会又变成了另类的“集会”后,总警长才慌忙终止跨州申请。而后,人民可自由跨州了,因为两星期的停工停课,大家天真地以为假期到了,引发各种回乡潮,不得已现在又要申请跨州了,请问到底是要申请还是不要申请呢? 跨州都搞不定,跨国就更难搞了。 30万马劳无法停工,只好17日时都涌去新加坡,再次造成人潮汹涌不说,能够留在新加坡的,住宿成问题;不能前往新加坡的,面临丢失工作、生计的问题;如今,却又再开放可让他们可以到新加坡,但需留在那里直到限行令结束,这叫马劳们该何去何从呢? 既然要限制国民行动,JPJ等柜台早就该停止运作,然而限行令执行3天后才关闭,难道交通部还活在古代,需要3天飞鸽传书才收到指令? 另外,公共交通及长途巴士都还在运作,是否意味着人们还是可以自由跨州?警方在设置路障时,还查获有民众包下整辆长途巴士,从吉打到马六甲游玩!警方到底该不该罚那些民众呢? 身为国家领导人,慕尤丁理应十分熟悉国民们的“脾性”,早在宣布限行令的时候,就该提醒再提醒民众,这两星期不是假期而是抗疫,必须留在家中、注意卫生,如非必要都绝不可出门。然而,慕尤丁却好像第一天认识马来西亚国民般,在实行限行令时,才发现大家都不遵守限行令(另一方面也是限行令实在叫人不明所以),只好又开直播呼吁国民留在家中,难道限行令竟还是一套连续剧,需要分上中下好几集来播出? 此次疫情是全人类的共同抗争,因为病毒不分人种不分宗教也不分民族,任何人都可以是病毒传播者,因此才需要限制人们的活动范围,以便控制病毒的传播。 马来西亚人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限行令政策,政府早就该考虑到此令的推行,需要明确而一致的政策,才能达到预期中的效果;然而,政府却在如此关键重要的时刻,彻底暴露他们协调不足、后知后觉、缺乏远见性,甚至优柔寡断的一面,着实令人民失望不已。

让人背脊发凉的笑话

不只是笑话一场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马来语:Kementerian Pembangunan Wanita, Keluarga dan Masyarakat,英语:Ministry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KPWKM), 在马来西亚政府下,是负责管理社会福利、儿童、女性、家庭、社区、老年、赤贫、露宿者、灾害管理和身心障碍等事务的一个部门。   这部门需拟定政策和方向以使国家达到性别平等、家庭发展和爱心社会的目标,同时也履行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北京宣言》。 马来西亚政府在参加了于1995年由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后便着手成立一个专门为女性谋福的部门,而妇女部也终于在2001年1月17日正式成立,又于同年2月15日扩展至家庭发展范围,部门名称也随之更改。到了2004年,该部门进一步扩展范围,并包括社会福利和发展,而部门也随之于2004年4月27日改名为现名。 第一任妇女部部长由来自巫统的莎丽扎担任,但这家伙似乎是专注在用公寓养牛而非女性发展,可说是严重侮辱女性工作能力的女性部长。 接下来担任该部的部长们也不大有所作为,一直到希盟执政时期,由前副首相旺阿兹扎出任部长,还算是真正有实行相关工作,包括推行消灭童婚、零拒收学童政策等等,开始发挥女性的柔性力量之际,却被推下台了。 如今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自被“不是人民所选,但很关心人民”的后门政府接掌后,固然闹出了各种新鲜热辣的笑话,甚至是现在最滚烫的呼吁家庭主妇模仿小叮当的腔调向丈夫撒娇,以换取家庭和谐,成为国际抗疫期间的大笑话,各种恶搞、嘲讽的言论与图像在网络蔓延,也登上了外国新闻报导,可谓是让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这种本事似乎也只有纳吉的1MDB案可堪与之比拟。 然而,在谩骂、嘲讽与大笑之后,我们更应该隐忧于马来西亚如此重要而特殊的部门,由几位观念严重有问题的部长与副部长所领导,马来西亚女性的地位与权益、社会与家庭发展,究竟在什么位置上? 重新检视该部所发出的帖子所示为“倡导”女性如何维持家庭和睦的“贴士”;显然在他们的观念里,维持家庭和睦的所有责任都在女性身上,所以他们才会给出要女性在家也得化妆、穿戴整齐得体,而不可穿得居家随便,以显示女性在家办公的“专业”,同时也不会让丈夫因长时间对着黄脸婆而厌烦。 另外,该部另一个谬思是“做家务”这件事。再次显示他们完全不认为做家务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而只是女人的另一项工作;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女性在开口要求丈夫帮忙做家务时,必须柔声细语,最好扮成小叮当,好让丈夫觉得你可爱,那么丈夫才会心甘情愿地帮女性做家务; 否则,丈夫会觉得妻子不可爱不温柔不体贴,会拒绝做家务,然后夫妻就会吵架,家庭就不和睦,但这吵架、不和睦的原因不是因为丈夫把所有家庭责任丢给妻子,而是妻子不温柔体贴和不会模仿小叮当的声音…… 秉持如此腐朽保守之观念的人,主导着我国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身为女性,笔者在大笑特笑之后,只剩下浓浓的忧虑。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本应引领我国女性突破封建思想的部长们,竟将女性埋葬得更深不见底? 在他们的观念里,女人的身体、思想、情绪、态度全都必须为丈夫、为家庭所扭曲。丈夫不悦,就尽可能让丈夫喜悦,哪怕要装可爱装温柔;家庭不睦,就是因为女性不会打扮自己,所以让家庭成员不高兴。总而言之,都是女性不够美不够温柔可爱的错! 笔者不禁忧思,在我国的各个家庭单位里,有多少女性是被这样的规范给拘束着而不见天日?又有多少男性是如此理所当然地将家庭与孩子的责任全推给女性,还嫌弃自己老婆不温柔不可爱? 在该部闹出这样大笑话后,自然是人人都乐于加上一脚尽踩到底,但在这耻笑的背后,别忘了,我国仍然是一个允许童婚的国家,我国的领导人、宗教师仍然时不时就发出“强奸者只要娶受害者就无罪”、“女性穿着暴露就是可被强奸”等等可怕言论,而这些人全都位居高官,是为马来西亚的“领导人”…… 这场疫情是照妖镜,牛鬼蛇神都已经全照出来了,而我国人民只能笑、只懂得笑吗?笑了过后,拿了几百块援助金,也就不了了之,甚至连那番“或许你没选出这个政府,但我们关心你”的言论都能使人感动,不就是以上高官们常说的言论吗? 高官们说的话,常常换汤不换药,而民众的反应才是最可笑的,只是有时也未免太让人笑得背脊发寒了。

别让有心人趁机分裂我们

文:依斯干达(Raja Ahmad Iskandar Fareez)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社青团组织秘书这段日子,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几乎每隔不到几日,就会被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极端舆论所困扰。这些舆论虽然让我们感到无力,但也促使我们提出一些观点及看法。 在面对错误的资讯作出澄清或解释,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反应,但这种“善意”往往却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最终让“讨论”沦为“争论”。原本可能只是一个区区地方性的课题,却无奈迅速发展成全国性议题,激起不同社会群体的过度反应。 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尽可能不在“Timah事件”发酵之际火上加油;但回头想想,若我们都选择沉默,极端的政敌将很有可能持续运用这类种族与宗教课题,煽动人民之间的仇恨情绪。 针对这类课题,我近期接受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采访,提出:“这绝对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指的就是这类政客用来达至政治目的,所发表的极端言论。而这些极端的言论往往都是半真半假,甚至是彻头彻尾被捏造出来的谎言。 我认为,极端政客仍会在未来的日子持续运用这些手段玩弄选民情绪。但身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有责任戳破这些谎言,阻止这些「危险思维」的肆虐。

【火箭广场】:这个政府不要5G,却要文冬站?

新冠疫情打击全球经济,正当各国领袖绞尽脑汁救经济,推出开源节流的方案,国民联盟政府部长却背道而驰,不但搁置推动数码经济的5G计划,还要豪花200多亿令吉恢复东铁原始路线! 国盟通讯及多媒体部长赛富丁近日语出惊人,表示为了优化3G/4G网络,而搁置5G计划,无疑是在如日冲天的数码经济发展上浇了一盆冷水。 疫情期间,网络使用量激增,相信许多人在家上班、上课及上网都经历了龟速网络的噩梦,不但暴露了3G/4G网络技术的局限,更凸显人民对于稳定且快速网络服务的需求。 由于4G一个频谱(Spectrum)服务的面积大,如果很多人同时“抢线”,每个人分到很少,便拖慢了电脑运算时间和讯息传输速度。反观5G服务的面积变小了,每个人分到比较多,便可加快运算传输能力,预料5G网速比4G快10倍至100倍。 希望联盟前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早前表示,数码科技可促使国家经济转型。为了让大马人享有5G网络与世界接轨,希盟政府计划今年在特定领域推出商用5G服务,但事与愿违,5G计划在国盟政府上台后不了了之。 邻国加速开发5G救经济 邻国新加坡在新冠疫情期间加速开发5G网络,认为5G网络是数码基础设施的重要投资,以带动科技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为人民创造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从长计议,数码经济可增强一个国家经济的“抗疫性”。 而且,数码经济模式破解了新冠疫情的经济危机,创造消费新活力,人们更倾向于无现金交易及电子商务的消费形态,以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可惜,国盟政府上台后失去方向,面对国家经济数码化转型的迫切性,国盟部长充耳不闻,搁置5G计划将错失目前发展经济数码的最佳时机,恐怕会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宁错过5G,保文冬站? 另一边厢,有国盟部长以发展国家经济之名,建议东海岸铁路计划,恢复至国阵执政时期的原始路线,以保住彭亨文冬站。 希盟前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国阵时代的东铁计划经过希盟政府调整后,建筑成本节省了215亿令吉,也保留了文冬山脉天然环境,却被现任的国盟交通部长魏家祥否定。 敢问魏家祥,若真诚考量国家经济和人民利益,会否将眼光放在东铁文冬站以外,甚至放得更远处,比如谈一谈创新的数码经济?既然官位失而复得,做政府不止要救经济,也要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

【火箭广场】:我化妆我做主

女性居家工作防疫要化妆,甚至要学习小叮当的语调对老公娇声嗲气地说话,是最近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供给女性的“贴士”,说是为了要照顾女性形象和家庭和谐。 打扮自己,使自己漂亮;避免唠叨和老公吵架,共同建立家庭和谐,这些妇女部叮嘱的“劝告”根本不是防疫方法,难道脸上带妆就可以防止病毒入侵吗? 如果追求男女平等是妇女部的目标,那么也建议妇女部给男人或老公发出相似指南,如在家上班要穿上班服衬衫长裤,还要抹发油梳头,以照顾男性形象。话说不可以粗声大气,大声呼喝,以维持家庭和谐 。 正如前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曾经神回复网民,化妆与否不会影响工作表现,这就是希盟政府和后门政府的部长素质差别。 自后门政府组成以后,妇女部的副部长西蒂再拉频频发表让社会哗然的言论或者是展现退步的思维,先是要重新检讨希盟的童婚政策,再管到空姐制服和运动员的服装,指这些服装过于性感和碍眼,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 简言之,以杨巧双和西蒂再拉这两位部长的表现以及言论来做对比,很明显希盟政府的部长对于性别平等有较高的觉醒和敏感度。而后门政府的部长展现的却是退步和矮化女性的思维。 在防疫的这段时间,妇女部应该提出有建设性的提议,而不是提出让人感到质疑或闹笑话的建议。 马来西亚的性别平等,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妇女部要扮演的是扭转传统性别思想,推动争取平等或者是提升女性地位的角色,而不是往退步的方向走去。 不受束缚 其实要不要化妆是女人的自由选择,化妆可以增添自信,散发魅力。反之素颜也可以把工作做好,把家务打理好, 把家庭维系好 。 然而选择要做朴素的贤妻良母、或者妖艳美丽的职业妇女,在家要不要上妆涂口红,还是邋遢状态,这些都是女性的自由选择,而不需要通过妇女部利用公共领域来宣导女性应该要怎样做,以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女性形象。 早前韩国有 化妆达人 youtuber勇敢上载卸妆片段,提倡 “女生不必为别人打扮,要找回真正的自己”。因为韩国是典型的父权社会,这一举动撼动了传统的韩国社会。 2018年韩国主播亦大胆地戴眼镜上主播台,轰动了新闻界,也获得了很多正面的支持,网民点出无论带不带眼镜,都不会影响主播的专业。初时她还担心观众会不接受,没料到后来收到数千封电邮支持。她说,“戴上眼镜后,上镜时更自如,我觉得这副眼镜给我自由的翅膀”。 女性的美丽标准可以很多元,不一定要依照父权社会针对女性的单一审美观。进步的社会和女性是要摆脱这一切有形或无形的禁锢和束缚。